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民主政治思想
来源：王安平，曾庆亮.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7月第23卷第4期   2022-09-09 16:16:55

　　【摘要】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在抗战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为了推进民主政治，争取战争胜利，毛泽东从民主政治的理想、民主政治的主体、民主政治的形式与实质、民主政治的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民主政治思想。

　　【关键词】 抗战时期;毛泽东;民主政治

　　【作者简介】王安平，男，西华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曾庆亮，男，西华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硕士。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时期，也是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面对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和蒋介石政权顽固坚持封建买办专制主义统治在中国社会所引发的严重而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毛泽东对当时具体国情下的民主政治问题加以了高度重视，认为，“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民主政治的问题，应当快点解决，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并一再强调，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来理解并把握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理想：终极理想与阶段性理想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的特点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要赢得这一持久战争的最终胜利，必须推行民主政治，必须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远大的政治理想。“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同时，毛泽东认为，民主政治理想的实现是分阶段进行的，不能一蹴而就。

　　毛泽东始终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人人平等、自由发展，是最民主的社会，中国民主政治的终极理想必须也只能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抗战时期，基于形势的需要，指导思想的统一显得非常重要。毛泽东指出，虽然共产党人宣布愿意与国民党人一起去为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即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经济地位平等的三民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同时决不会放弃我们为之牺牲奋斗多年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终极理想的确立，为广大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了建立广泛而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强调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同时，毛泽东也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一致性。认为 “民族、民权、民生”的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基本是相同的，从而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并把它作为共产主义在一个阶段上的具体目标，认为只有这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才能被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国共产党才“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把三民主义的精髓融人并提升为共产主义终极理想的一部分是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毛泽东指出，要实现民主政治的终极理想，必须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不同的阶段和不同阶段的理想构成。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在抗战时期，民主政治的阶段性理想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它是实现共产主义终极理想的过渡且不可移易的阶段。“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阶级构成，指出决定中国命运的基本势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面对抗战的严峻形势，每一股势力都必须联合;并进一步提出，在中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于是， “无产阶级为领导”和“联合专政”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毛泽东抗战时期民主政治理想的两个核心要素。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

　　民主政治的主体：主要力量与决策层

　　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建立和巩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协调好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因此，在深刻认识当时中国“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现状的基础上，毛泽东主张建立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的民主政府，即建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正是考虑到各阶级的政治地位和作用的差异，毛泽东在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对民主政治的主体即农民，作了具体分析。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谈到：“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在毛泽东看来，农民之所以能够并且必须作为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其原因不仅在于农民占据了中国大部分人口，而且农民还具有多重的身份，即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中国军队的来源，还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对象。所以，农民成为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基于农民在现阶段民主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提出，正是由于对待农民问题态度上的不同决定了国共两党在路线上的重大差异，存在“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出于上述原因，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处处为农民着想。在政治上想方设法拓宽农民参政议政的渠道，在经济上通过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减轻农民的负担;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息贷款;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等等。同时，毛泽东对忽视农民问题的错误加以了严厉批评，指出，动摇于两个路线之间，“口称赞助农民，但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路线”。

　　民主政治的构想、民主政治的措施以及民主政治的具体运行都与民主政治的决策层息息相关，而决策层的运作和构成直接影响到民主政治的实现绩效。毛泽东早已认识到，要维护政权的合法性，靠独裁和专政是万万行不通的，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表达，所以，必须建立起一个突出阶级性，多元的、多层次的政治决策层。抗战时期，毛泽东呼吁国民党放弃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政治，认为“容纳各党各派和人民领袖共同管理国事，清除政府中暗藏的亲日派和汉奸分子，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才能坚持坚决抗战的方针。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民主协商的关系，在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路线的前提下，允许并保障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参议权、自决权、监督权等等。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的联合政府有几种可能性时，曾与欧洲某些国家作比较，他说中国的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以蒋介石为主，希腊式;以中共为主，波兰式;还有第三种可能，即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共合作的政府。毛泽东提出的联合政府的主张不仅体现了其一贯的民主政治思想，而且也符合当时抗日形势的急迫需要。为了尽快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付诸实践，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三制”原则。这种根据“三三制”原则而建立的民主政治建设模式不仅动员了抗日根据地全体成员的力量，调动了抗日根据地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推进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民主化，而且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政治孜孜以求的政治态度，赢得了广大民主人士的信赖。

　　民主政治的形式与实质：“民主集中制”与 “权利的赋予和保障”

　　民主政治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提出：“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战争的进行没有人民参加又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为必要。”同时，毛泽东认为，民主政治建设的状况如何最终体现在人民是否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民主政治最终要具体落实到对人民群众权利的赋予和保障上来。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了推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认为：“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并详细地阐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形式就应该是 “民主集中制”，即采取“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的制度模式。毛泽东认为，民主集中制必须突出两个核心概念，即“民主”和“集中”，二者互为基础，可以相互沟通，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深刻地阐述了“民主”与“集中”的内在关系，他提出中国 “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谓“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即各级人大和政府必须集思广益，多方采纳和汲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不光要面对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还应该积极地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同时，人民群众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参与和影响各级人大对民意的吸纳、对政策的制定以及政府对法令的有效执行。所谓“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即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必须交付或通过各级人大，并交由政府来统一执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权力集中的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离开权利的赋予和保障，任何民主形式都是空的。毛泽东甚至把“权利的保障与否”作为衡量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标准，在谈到农民问题时，他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所以，毛泽东非常重视“权利”这个概念，并切实地落实到具体的政策路线中。毛泽东在论述民主集中制时就意识到应该对人民群众的选举权予以保障，选举时“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这样“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人民应该享有集会、结社、言论、信仰等权利和自由。“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要切实保障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迁徙等自由权。

　　民主政治的保障：法制建设与民主监督

　　毛泽东非常重视法制建设、民主监督的巨大作用，认为法制建设搞好了，可以依法制裁汉奸卖国贼及其他违法犯罪者，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自觉地接受民主监督，可以集思广益，最大可能地避免错误的发生。只有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和民主监督，才能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切实的保障。

　　民主政治的实施必须通过法律来保证。在民主事业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大力提倡法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立法、执法和守法的思想。首先，毛泽东认为，宪法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力保障，是保证民主权利的根本，保障民主政治的顺利实施必须以宪法为准绳。宪法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广泛的具有普遍民意的基础之上，不是由某个党派的意志所决定的。而国民党在当时所公布的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组织法，是国民党一党制定的宪法，是一党专制的宪法，是排除工农群众、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宪法。所以，国民党的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组织法是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锄’因此，“必须迅速地认真地实行政治改革，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其次，毛泽东认为，民主政治的运行离不开具体的法律制度程序和原则。针对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毛泽东还提出了诸如“只有政府司法机关和治安机关才有逮捕犯人的权力”、“对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处理”、 “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等关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罚必当罪、“巡回审理、就地解决”、严禁刑讯逼供和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这样一些有独创特色的刑法思想、民法思想和诉讼法思想。陋1根据这些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纷纷制定了许多政策法令。

　　毛泽东认为民主监督是民主政治的有力保障，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法宝，同时也是巩固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法宝。抗战胜利前夕，著名人士黄炎培到延安考察，曾经诚恳地对毛泽东谈了他的感受，“延安充满勃勃生机，大出我的意料”，但同时也提出了他的担忧，“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朗然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民主监督应该从两个渠道同时进行：第一个渠道，群众监督。广大人民群众应该充分担当起民主监督的责任，“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第二个渠道，党外人士的监督。毛泽东指出，国家的事不是一党一派的事，必须将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及向党外人员学习，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严重责任。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多倾听他们的意见，不但体现了共产党对其他政治团体的尊重，又能集思广益，最大可能地避免错误的发生。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主要围绕民主政治的理想、民主政治的主体、民主政治的形式与实质、民主政治的保障这四个方面对抗战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而构成了全面系统的民主政治思想体系。虽然这个民主政治思想主要是在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下提出来的，但是它的提出不仅为中国人民团结抗日、民族解放指明了方向，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我国现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积极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