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遵义会议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深刻论述了党的策略路线和扩大与巩固共产党的方针、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建设、党的思想理论问题等,该时期毛泽东所写的一系列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遵义会议;抗日战争;党的建设;贡献
作者简介:王明有(1963—),男,河南焦作人,新乡师专历史系讲师。
1935年遵义会议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由“左”倾冒险主义即教条主义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党的建设也走上了正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得到了发展。
一、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论述了党的策略路线和扩大与巩固共产党的方针问题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党内严重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和扩大与巩固共产党的方针。
关于党的策略路线问题,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我们的任务,是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为了更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两天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的精神,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篇报告充分地说明了在抗日条件下和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又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报告还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期存在着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同时,唤起党内注意1927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教训。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对于过去的政治策略问题作了最完整的分析。关于扩大与巩固共产党的方针问题,瓦窑堡会议决议专门写了“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一节。决议指出“: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担负的神圣任务(即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者注),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在干部问题上,决议充分阐明了干部的极端重要性,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干部政策。决议指出“: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的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党要团结全党领导最广大群众走上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战争,没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作枢纽,是不能成功的。”必须大量地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决议强调:“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于是,具体规定了培养干部和使用干部的政策。干部要在斗争的实践中培养和锻炼,让干部到斗争中去,让他们在斗争中去学习;要爱护干部,信任干部,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发挥他们的才干和主动性;对干部的工作要加以具体的指导;对于干部和党员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错误,要给以耐心的说服教育。
瓦窑堡会议是在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一次会议深刻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 “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也开始纳入正确的轨道。由此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
二、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述了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建设问题
瓦窑堡会议后,党为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一系列艰巨的工作。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次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形势的发展必然要求党的建设工作有一个重大的转变。正是为了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党中央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或称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关于党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的报告中有重要的深刻的论述。他强调指出,为实现党的任务,坚持共产党的革命领导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提出了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的概念。要实现共产党对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毛泽东认为,必须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并为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
以干部为中心,毛泽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党的组织建设问题。干部问题是党的组织建设的核心问题,干部队伍的建设是党的组织建设中最重要的环节。毛泽东在会上的结论中指出了干部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进而指明了党的干部应该具有的性格和作风,即党的干部标准。他说:我们的干部和领袖应“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这是我们党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导下第一次制定出的正确的干部路线。
关于民主集中制和党的团结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结论中作了专门的论述。他强调了党内民主的必要性,并把实行民主集中制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他明确地指出: “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 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党的苏区代表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组织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三、毛泽东同志着重从思想理论方面论述了党的建设问题
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夺取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做好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而且要做好思想上的准备,也就是说要彻底转变过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加强思想理论建设。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特别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消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以便使党能够在国共合作抗战的复杂环境下,正确地解决各种问题。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也以极大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着重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重要论著,在党内进行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一方面为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帮助干部提高理论水平,牢固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的精辟的发挥,对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了科学的深刻论述,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总之,从遵义会议至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同志所写的一系列著作和我们党作出的许多决议,包括上述的几种理论著作,表明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建党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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