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书信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6)
来源：刘俊，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8,(04)   2022-09-12 11:47:40

　　摘要：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为了让社会各界了解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毛泽东在 1936年展开了广泛的“致书活动”。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并以其个人的影响向国民党内党、政、军有影响的人物以及民主人士致函，希望大家摒弃前嫌，共赴国难，实现合作。在信中，毛泽东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引起了爱国之士的共鸣，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这一致书过程中也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书信谋略。

　　关键词：毛泽东;书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作者简介：刘俊(1982一)，男，江西于都人，四川师范大学2005级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硬代史研究。

　　一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吞并了东三省，1932 年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的建立，1933年向山海关内侵略扩张、长城抗战，19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这一系列的侵略行径使得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全国各方面纷纷发出通电，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呼吁国民党“平息内争，一致御侮”。要求国民党政府采取行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召开各界抗日救国大会，举行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和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上海、北平等地的工人纷纷举行反日罢工。其他各地的工人也都以发表宣言，向政府请愿，征募受国捐款，禁售日货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爱国运动。各地大中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组织抗日义勇军。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全国各城市的爱国工商业者纷纷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中来。他们起来抵制日货、拒收日钞、抵绝与日商买办往来。要救政府对日经济绝交。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分裂和动摇。一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深明民族大义。提出各项抗日主张。要求“对日所提出之任何条件绝对不承认”，“彻底对日厉行经济绝交”， “作对日战争的准备”。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瓦窑堡会议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指出“一切革命人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埘(P518)这一政策得到了许多爱国人士的支持。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还是消极抗日，仍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剿共上，继续派重兵“围剿”红军。为了迫使蒋放弃这一“剿共”政策，使中共倡导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策得到更为广泛的宣传，毛泽东命令红军主动停止向国民党进攻，尽量避免冲突的发生。并在这一时期主要以其个人名义向国民党政要员以及民主爱国人士致函，阐述中华民族的危机，表达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共赴国难、实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以期获得社会各界更为广泛的支持和同情。

　　二

　　毛泽东致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大多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这些人要么是地方实力派将领，掌控着一定数量的军队和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要么就是曾与日军交过手、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他们在某些方面虽与共产党政见不合，但至少他们大多数都是爱国的，是抗日的，有着中国军人的血性，有着强烈的民族观念。

　　如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他执行蒋的不抵抗政策，率东北军退入关内，把东三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人，被国人骂为“不抵抗将军”。后来他与东北军又被蒋介石调往远离故土的西北“剿共”。非但没有把红军给剿灭，反而使自己损失惨重。“东北军自去年陕北直罗镇之后，一零九、一一零师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予补充，还取消一一零师番号，因而对中央颇有怨望”。许多东北军士兵士气低落，相当厌战。他们在与红军作战时都已经形成了默契，看到红军就朝天放枪。如宋哲元，他一向“主张枪口誓不对内”，声言“决不参加内战”。有些将领除了声明自己不愿意打内战以外，还赞同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如高桂滋，他在西北剿共时就消极与红军交战，并派代表与共产党进行协商，签订互不侵犯协定。

　　国民党政界的高级官员，如宋子文，虽然说他是蒋介石的姻亲，又是四大家族之一，但是他也是主张抗日的。这从毛泽东写给他的信中就可以体现出来：“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不管宋对中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至少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还有时任国民政府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他一向都是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合作、呼吁团结抗日，并为此奔波出力。

　　民主爱国人士大多都是赞成中共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如宋庆龄，一直都在为国共合作而努力。“她恢复了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并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开始阶段，起了重要的牵线人作用。”如章乃器、陶行知等，他们都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以及全国文化界救国会的领导人，认为“联合战线应该结合各党和派的力量以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还有许德珩、马叙伦等北平各位教授，他们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毛泽东致书一方面可以向他们阐明中共之立场(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加了他们对中共的了解。另一方面使得这些本就不愿意打内战的爱国将领产生了心理上的共鸣。毛泽东曾指出“日本侵略日亟。亦不能不影响国民党军队之干部”身为军人，应当浴血沙场，保家卫国。此时蒋介石却不让他们去履行保国守土的职责，而是强令他们去与自己的同胞打内战。他们大多都不是蒋的嫡系部队，深知蒋介石“排除异己”的险恶用心。如果部队在与红军作战时被消灭了，他们的政治、军事生涯也基本上就此结束，到那时他们的处境会更加的艰难，所以他们的内心很是矛盾与苦恼的。再者，他们也不想和共产党红军结怨，更不想在此国难关头招全国人民的唾骂。

　　三

　　本文已述，毛泽东所致信的对象，大多都是赞同中共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政策的。如杨虎城，对中共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所提到的希望与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各党派以及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讨论成立国防政府问题。非常感兴趣，并请南汉宸派人到西安研究具体办法。他接到了毛泽东的信后，十分感动，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对其信中所说的“建立西北联合，共同抗日本”等内容表示基本同意，并与来访的中共代表签订了合作协议。从此，“两军消除敌意，走上了共同抗日的道路”。包括后来他与张学良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可以说在某些程度上是受了毛泽东及中共政策的影响。如傅作义，他本来就曾经借他人之口公然宣称：“我训练壮丁不为反共为抗日。”长城抗战爆发时，他曾分别向蒋介石、何应钦请缨作战，但未能如愿。现见毛泽东信中“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正与愿合。并数次与中共派来的代表共商抗日事宜。如冯玉祥，本来就是一个热血爱国将军，1933年他就曾和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坚决抗击日军。“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冯玉祥还曾经通过广播和报纸，一再表明自己的抗日立场。呼吁社会各界为抗日而努力。毛泽东这时写信给他，其信中的抗日救国的道理正中其下怀。并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再如宋庆龄，她一直都在为国共两党二次合作而奔走。毛泽东在给她的信中对她的革命言行与精神，表示了无限的尊敬之情。并希望她继续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尽力。“这使得宋庆龄很受感动，也使她更进一步认清了国内政治形势的迅速发展与自己户负的重大责任，决心为促进国共重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更加努力工作”。

　　虽然毛泽东写的信对很多人都有所感触，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反应强烈。阎锡山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在中共红军东征回师发出“五五回师”通电后，于5月25日给阎写了一封亲笔信：“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希望他能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上，停止内战，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但遗憾的是，阎锡山对毛泽东的亲笔信未作任何表示。对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也似乎并不很感兴趣。所以他没有给毛泽东回信。毛泽东迟迟不见阎锡山回信，就又写了几封信托人带去。但阎锡山仍不复信。毛泽东虽有些失望，但是他深知阎锡山地位的重要性。如与他能沟通关系，无论从抗日或是边区的自身发展，都是很有益处的。所以他并不气馁，在12月20日又写了一封信给阎锡山，让彭雪峰转交给他，告诉彭雪峰“致百川先生信阅后即送交，并求回信。”在12月22日的时候，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就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与他交换意见。

　　阎锡山虽然一直没有给毛泽东回信，但也并不是说他对毛泽东的主张无动于衷，他是一个谨慎的人，深谙“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之道，他一方面防共，一方面也暗中注意到了与中共之间的和睦关系，并曾说过：日可抗，红军不可抗。“他还和中共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过会谈，并就抗日事宜进行协商”。除此之外，他对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很热衷的，在处理西安事变的问题上，他还是主张和平辩决的，并宣称中国人民必须调和内部分歧，达成持久联盟。

　　四

　　毛在选定致书的对象时，选择的大多是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他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地分别地进行谈。”“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实行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目的……”。毛泽东在这一点上相当的有见地，虽然国共两党是对立的，但他知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真正的建立起来的关键，就是国共能否实现第二次合作。如果国共二次合作成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他觉得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或是过去有无反对过共产党甚至与红军打过内战。此时，只要他们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行。

　　毛泽东在给这些地方实力派写信的时候，有时也会给这些地方实力派的下级写信，以扩大影响。如他在5月25 日写信给阎锡山的同时还分别致信晋绥军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第六十六师师长杨效欧、及赵次陇。“申明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心，并愿与晋军与阎锡山停战议和，筹商大计”。从这里可以看出毛在这一点上的书信谋略了，他估计只给阎锡山写信可能效果不大，如果能多争取到一些与阎关系密切的将领作为共产党的说客，那么争取阎锡山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会就更大。在争取杨虎城时也是一样，他在写给杜斌丞(时任第十七路军总参议)的信中就写道：“虎臣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

　　毛泽东为了使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策得到最为广泛的宣传，他还动用了自己的人际关系。如易礼容，他是毛泽东早年的好友，此时正在上海一个国民党控制的工会中工作，毛写信给他一是为了叙旧，二则是想让易礼容在国统区为中共之政策作宣传。他在给易的信中写道：“近有人来，知兄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 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在写给宋庆龄的信中，也曾写道“请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此外，他还致信蔡元培，望其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力。此时毛泽东还动用了党内其他领导人的人际关系。他在给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王均的信中就曾写道：“朱玉阶同志极愿与先生合作，如能与之互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朱玉阶就是朱德，他和王均曾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并让朱德致书王均、毛炳文，徐向前致书胡宗南及其他黄埔生，贺龙致书何住国、胡宗南等，以扩大影响。

　　毛泽东还善于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他曾说过 “西北军阀特别多，与我们有利”。他在写给杨虎城的信中写道：“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在写给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的信中写道：“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此讯如确是蒋氏未放弃其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贼险狠的政策。”还有在写给阎锡山的信中也曾写道：“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

　　毛泽东还体现了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作风。他为了争取阎锡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他曾数度致书。在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没给毛以明确答复时，他又委托其他人代为转达他的意图。如在写给宋哲元的信中曾写道：“鲁韩、绥傅、晋阎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在给傅作义的信中也曾写道：“百川先生处，今春曾数数致书，夏时又托韩团长将意，久未得复，祈先生再行转致鄙意”。

　　五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一致书活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活动，其实是整个时代的呼唤。俗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时，不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奔走呼喊，其他国内各种爱国势力都在为此而努力。如由北平爱国学生组织的“一二· 九运动”，要求“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文化界所提出的“尽力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来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妇女界发表宣言，要求“全国妇女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支援学生爱国运动，并举行示威”。民主党派人士也认为抗日救国“必然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全国各党各派“有结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必要”。甚至包括国民党当局，1936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也“不得不寻求机会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并联接上了中断了近十年的国共关系。由此可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不是某一人，某一派所建立起来的，而是全国各种爱国势力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