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
来源：共产党员网   2022-12-09 09:23:11

△毛泽东作报告。

　　在毛泽东看来，“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他在党建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对外工作中渗透了高超的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艺术。萧三曾经评论毛泽东说话形象亲切、有血有肉，是“能用最浅显的语言说明最深邃的理论与最高深的原则的人”“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诙谐百出、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严正，备中肯綮，矢无虚发”，普通老百姓听了不以为深，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

　　充分把握说理的艺术

　　思想政治工作最主要的是要通过深刻的道理来赢得对象的认同，把握说理的艺术是思想政治工作运用语言艺术的第一要求，运用语言的艺术主要是要把握内容的深刻性、科学性和真理性，运用分析透彻、通俗易懂的语言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和说服力。毛泽东认为，“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为了掌握理论，他刻苦研读、奠定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善于思考、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释当时中国的社会现象，对教育对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提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观点。一些延安时期过来的干部把毛泽东的讲话与王明的讲话做了对比，认为他“往往能将马列主义那些高难深奥的理论化解为人人可接受的道理，让人听起来虽不如王明那样‘高深’，但却使人感到灵气十足，合情合理，真实可信。”

　　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象成分非常复杂，毛泽东非常注重学习群众的语言，面对不同的群体使用不同的语言风格，善于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融会贯通，把深奥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道理，让不同层次的人们都能够听懂并接受。爱泼斯坦回忆：“他能够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极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理解他的话的意思和道理。这不是某种把事情简单化的手法而是一种才能——他的头脑非常清楚，又能简明地形象地去说服别人。”新西兰记者勃脱兰听完毛泽东演讲，认为“他的特点，就是他的讲演从不高出于他听众的水准。虽替我们在瓷杯里泡茶的十二岁小鬼，也能懂得。”国内记者邓静溪也曾这样评价毛泽东讲话：“用语很通俗，听起来似乎觉得‘平淡无奇’，过后想起来，却又‘隽永有味’。”

　　语言生动形象、幽默风趣

　　运用生动形象、风趣幽默的语言能够增加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产生引人入胜的效果。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到抗大、陕公、鲁艺等学校讲课，他博览群书、知古通今，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抗大讲课用西游记中的唐僧、猪八戒、孙悟空的品格阐释抗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校训，让大家很容易理解其内涵;在鲁艺讲话把文艺工作者分为“亭子间”和“山上”两种，教育、引导他们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讲到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比喻对付蒋介石就要像陕北农民赶毛驴上山那样，采取牵、推、抽并举的方法，令不少聆听过他演讲的人终生难忘。

　　第一个来陕北访问的外国记者斯诺发现毛泽东讲话颇有幽默感，“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美军观察组负责人谢伟思评论，“他的谈话总是妙趣横生，引经据典，一针见血，出人不意。他似乎不加思索就立即得出恰当而明确的结论，把谈话引入难以预料和变幻无穷的境界。”

　　充分运用手势和表情语言

　　手势和表情语言的丰富能够给人们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运用恰当的手势和表情语言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愉悦性和感染力。毛泽东非常善于运用手势和表情语言吸引听众注意力，加深听众的记忆，这一点给美军观察组成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包瑞德记述到：“他给我留下一个极为好的演说家印象……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在谢伟思即将离开延安前的一天深夜，毛泽东突然来到“迪克西使团”的住处找谢伟思谈话，“谢伟思的同屋回忆说：‘我感觉就像是看一部没有字幕的外国电影。’他像着了魔似的坐在小小的窑洞里，听他们一气谈了几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毛泽东在讲……他讲话时语气激昂，不时做手势强调一下意思。但大多数动作集中在他那张表情丰富的脸上……可谓是声、情、思并茂;时而微笑，时而点头，一会儿皱皱眉，一会儿转转眼，间或眯缝起眼睛做出一副怪相，忽而张口瞠目做惊讶状，忽而又显出犹豫不决的表情，话语该停则停，该顿则顿，恰到精妙。’毛终于做完了他的表述，谢伟思的这位室友后来承认，自己当时‘很想鼓掌’。”

　　真诚的语言态度

　　真诚的说话态度能够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让人感觉到可亲可敬，更容易赢得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认同和支持。在整风运动后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一些无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打击，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在党内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为了消除大家的误会，赢得大家的理解，毛泽东真诚道歉，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中共如何在‘抢救运动’之后再次赢得知识分子的忠心呢?很多回忆录对此的答复是：毛泽东的真诚道歉。在1944—1945年，毛泽东多次在公开场合对‘抢救运动’致歉，并对所有错误承担责任。被冤枉的‘特务’或许由此得以释怀，继续跟随中共。人民宁愿相信毛泽东及时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这使他在党内赢得了更多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