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全国反攻 ——1945年8月，毛泽东在对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发表声明的背后
来源：中国档案报 作者：杨自立   2025-08-13 09:35:14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对于战后政局走向，他重申了我党在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

　　高瞻远瞩 为最后一战奠定坚实基础

　　1938年5月，在东北、华北、华东大片国土被侵占，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徐州失守，武汉危急，国内战局一度走向混沌迷离的情况下，毛泽东发表了长篇演讲《论持久战》，指明抗日战争在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3个阶段后，终将迎来“敌败我胜”。在相持阶段，日军调集重兵对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残酷的“扫荡”和“清乡”行动，实施“三光”政策，敌后战场形势十分严峻。但他仍以一贯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预见不久后抗战即能大获全胜，“但是必须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1943年1月5日，他在致陈毅等人的电报中说：“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3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我们还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随后，他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何时打败日本问题的宣传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及分局须作长期坚持打算，准备再作两年至三年的极端艰苦斗争，并须准备或有的意外变化。”后来，毛泽东在一些场合虽也宣称抗战尚需再坚持3年到5年，但这是考虑到在“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

　　从1943年底开始，毛泽东一直在积极部署对日反攻。特别是国民党军从豫湘桂战场大溃退以后，他采取“敌进我进”策略，命令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对敌后进行局部反攻。1944年6月5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因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均已确切接近完全胜利。”“现在如果不提出，则我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或在将来反攻时逼使我们在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情况下去进行争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斗争。”“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该指示统一了全党向敌后进发、对日伪反攻的认识。11月23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华中来电决定向南发展，基本上可同意。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

　　在局部反攻中，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攻克和逼退敌据点2500多个，收复大片失地，解放人口1700多万，使得日军在国民党军溃败之下也没能改变前后夹击的被动态势。进入1945年，我军继续发起春、夏季攻势作战，歼灭大量日伪军，并把剩余的敌人包围在主要城市、交通线及沿海地区。经过1年多的战斗，根据地遍布19个省区，面积接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亿多。同时，八路军、新四军也积累了运动战与阵地战、攻坚战的经验。这些都为对日寇进行最后一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5年下半年，最后一战已经蓄势待发。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号召对日寇进行最后一战。虽然苏军挟苏德战争胜利余威席卷而来，以及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加速了战争胜利进程，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步步为营才是最后一战能够发动的关键力量。

　　针锋相对 打击拒降日伪军

1945年8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对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 毛泽东同志发表声明》。中央档案馆藏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发出乞降照会，但日军大本营仍命令各地日军顽抗。当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和各区党委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要求：“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朱德于10日、11日连续发布了7道全面反攻命令。

　　正当根据地军民摩拳擦掌准备大举反攻之际，蒋介石却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准备独吞胜利果实。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驳斥了蒋介石的要求并指出：“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一个问题。”“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其仍占据我大中城市、交通要道、战略要地等大片国土，在占领区也拥有各种金融机构、工矿企业、商业贸易财产等庞大物质财富以及巨量武器装备。当日，蒋介石的发言人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指责中国共产党违反蒋介石命令，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公敌。”次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中指出，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他强调：“制止蒋介石这一手，是完全有办法的。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这就是办法，也只有这个唯一的办法。”随即中共中央命令各部队向日占区挺进，接收战利品，坚决歼灭一切拒绝投降的日伪军武装力量。各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人民军队接到命令后，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

八路军解放山海关

　　从8月11日到9月2日，人民军队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其中包括华北重镇张家口。9月2日后，由于被包围的日伪军仍拒绝投降缴械、负隅顽抗，甚至接应国民党军向根据地进犯，八路军、新四军继续向他们发动进攻。截至1945年底，共歼灭日伪军35万余人，缴获步马枪23.6万余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炮1270余门，攻克县以上城市数百余座。此外，各地抽调出大批部队和干部，向东北进军。在东北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下，解放了东北一批城市和乡村，占领了战略要地。

　　争取和平 以斗争达团结

　　抗战胜利后，人民渴望休养生息。中国共产党虽深知蒋介石很难放弃独裁统治和反共立场，但仍力争民主和平。为落实声明中提到的制止内战、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有节制地在舆论场上批评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打退进犯的国民党军。毛泽东强调：“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8月25日，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人乘美军观察组飞机离开延安奔赴前线指挥作战前，他再次指示：“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

延安人民欢庆抗战胜利

　　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参加国共谈判。9月13日，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他坦露此行目的：“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良好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根据协定，各党派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为保证协议落地生效，20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兵团首长的电报，指出：“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我党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不以军事斗争为目的。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顺利闭幕，中国政治民主化有望实现。2月1日，毛泽东在印发给党内高级干部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9日，毛泽东在同美联社记者谈话时说：“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各党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中国共产党是怀抱着极大诚意，国民党却不肯放弃独裁统治，最终撕毁了政协协议。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积极倡导、努力建立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战胜利和力争国内和平奠定群众基础。在抗战最后阶段，毛泽东发表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一切力量向拒绝投降的日本侵略者发动猛烈的进攻以争取最终胜利，呼吁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以实现民主和平，这都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除标注外均选自《中国共产党90年图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8月8日 总第4325期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