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运筹中共抗战方略（节选）
来源：《文史精华》半月刊 作者：夏明星   2026-03-12 11:07:28

　　一、出兵前的运筹帷幄

　　1937年7月7日深夜，在北平（今北京）的南大门卢沟桥附近，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卢沟桥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14日，毛泽东等致电身在南京的叶剑英，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面前：中共中央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军事策略—战略方针是什么？简言之，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因为，毛泽东深知：“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1937年7月28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致电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要求他们转告蒋介石：“（一）八月十五日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引者注：康泽为国民党特务头目），以便指挥作战……（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作战）之一线。”

　　“不要康泽”“集中作战，不得分散”，意味着中共军队独立自主；“担任绥远方面（作战）之一线”，意味着红军主要起战役配合作用，不和日军正面硬拼。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三人正在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这一指示，首次明确提出了红军对日作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分散游击战原则。

　　8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在给红军总部的联名回电中强调：“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同时指示：“提出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主力在数量上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对蒋不说几分之几，事实上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送去，他则稳占此后方）等等问题。”显然，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一直采取慎重的态度。

　　二、毛泽东提出山地游击战

　　随着红军出兵在即，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党的任务、战略方针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遂决定“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

　　会议是在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由于洛川会议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讲话中，毛泽东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毛泽东最初提出这一方针时，突出的是山地游击战，主要战场是山西。这是由于山西是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前线，八路军要坚持持久抗战，首先必须充分利用山西的有利地形条件，用游击战控制山西，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以此为依托逐步向外发展。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即日开赴抗日战场。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不能说党内、军内是一致同意的。参加会议的萧劲光说过，“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毛泽东也曾指出，在红军抗战方略上，“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

　　三、游击战还是运动游击战

　　洛川会议上，军队领导同志如彭德怀、林彪却从过去红军反“围剿”战争的成功经验出发，又为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大好形势所鼓舞，主张红军应以运动战为主，配合国民党军抗击日寇进攻，或者干脆由红军单独开辟一条战线，独立自主地同日寇进行较正规的运动战。“由于对红军作战方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彭德怀和毛泽东曾就红军出师问题个别交谈。彭德怀认为，红军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毛泽东作战方针的基点是游击战，这对于驰骋湘鄂赣闽，以劣势装备动辄整团、整旅地‘吃掉’国民党政府军的红军将领来说，无疑将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见《彭德怀传》）另外，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许多指战员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毛泽东对此非常忧心。

　　在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以前，八路军对日作战基本上是运动战与游击战并行，而且运动战往往占居主要位置。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同当时华北战场客观形势的要求有很大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洛川会议精神缺乏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

　　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致电拟偕同周恩来赴南京“报告前方实情和争取补充”的彭德怀，特别指示：“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这一指示，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具体化了。

　　文章选自《文史精华》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