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与抗战是怎样的？（六）
来源：人民网 作者：尹韵公   2017-08-09 14:39:12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完全谈不上兵强马壮，武器简陋，装备低劣，但仍不屈不挠地打击敌人。时日军在华四十个师团中，有“十七个专与八路军新四军交战”。中共军方提醒国民政府说：“故吾人牵制全部敌军五分之二兵力”而“经费只大约等于其他军队的五分之一，以致每个官佐或士兵每月平均只领到二元七角二分”。(《斯诺文集》第3卷，第282页。)斯诺愤恨地揭露了蒋介石政府对同为抗日的中共军队的严重不公平：“在它最初三年的战斗中，八路军每月只拿军事委员会六十万元，或者说，三个师的标准经费。别的军队都发给新的武器和新的配备作他们的补充;八路军只得到极少的弹药补贴。到一九三九年，每月的经费甚至不够养活战地的军队。”“重庆对于这些战士，不供给毯子、不供给冬季军服、不供给鞋袜、不供给医生、护士或药品。在严寒的零度以下的气候中，许多次的袭击都是由这些人进行的，他们赤了脚踏过冻结的山川，在他们背后，在那些雪道上，留下了深红的点子;受伤的青年在薄薄的凝结着血的棉布短衣中发抖;许多人都因为冻伤而掉了脚趾、手指和耳朵。”(《斯诺文集》第3卷，第275页。)难以想象，国民党对本是同根生的中共军队竟然封锁到了近乎残忍的地步!

　　国民党污蔑中共军队“游而不击”，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网上鹦鹉学舌，跟着胡说乱叫。让我们看看当年斯诺以一个客观中立记者的视角，怎样来评价这种说法的吧!斯诺写道：“有人贬低游击队的领导人，说他们为什么不更频繁地攻击敌人的大据点。这种批评往往是由于对情况不了解。缺乏军火工业是一个根本的弱点，即使想出巧妙的办法也无法完全克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军大概有二十个师，他们有机枪、步枪和一些迫击炮，装备还不错，然而一向缺乏大炮、弹药、高级炸药和运输工具。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打速决的、得过于失的战斗。”斯诺继而反诘：“鉴于他们动员了几百万人，似乎他们的战斗效率很低;但是同中国政府那些接受盟国重要援助而却躲在安全的基地里无所作为的军队对比起来，他们的战绩是很可观的。游击队的领导人这样反问批评者：要是盟国对蒋介石封锁五年，像他封锁解放区不给一点援助一样，蒋介石能够维持抗日多久?”(《斯诺文集》第3卷，第412页。)斯诺的驳斥，可谓有根有据，在情在理，有很强的说服力。

　　斯诺可能终于明白过来了，中共军队作了那么多的抗日斗争却为何国外无人知晓的缘由。他写道：“如果全世界最近很少听到关于这些成就的消息，这不能全怪外国报界。除了军事和经济上的封锁以外，在重庆还有严格和高效率的新闻封锁。一九三九年以来，垄断中国对外宣传的国民党宣传部禁止了几乎一切关于十八集团军的活动的消息。”(《斯诺文集》第3卷，第403页。)也是由于斯诺客观上为中共说了好话，斯诺于1941年被迫离开中国。从1939年到1941年的几年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记者进入陕北红区采访。重庆政府彻底隔绝了边区政府。

　　有趣的是，斯诺后来一直在他的故人旧友那里做解释工作，说明事实真相，让他们减少反感，真正读懂和看清中国与中共。他写道：“中共党员和游击区领导人对所有这些团体的牢固的领导权，以及部队的十分高昂的士气，主要产生于这些人的纪律性和民主作风”，“如果我这个话使持怀疑态度的‘老中国通’，特别是新来到中国西部的美国陆军军官感到惊奇，我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从没有看到过我谈到的这些人”。(《斯诺文集》第3卷，第410页。)斯诺坚持认为，中共有强烈的独立性，中国革命有鲜明的民族性。“十年内战期间俄国和共产国际给他的物质援助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中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产物，牢牢地扎根于中国‘半殖民地’革命的民族问题之中。”(《斯诺文集》第3卷，第406页。)斯诺以为这样说明情况，就可以为中共带来更多的美国朋友，争取到更多的美国援助。应当承认，斯诺的说服工作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无需再叙。斯诺笔下的精彩历史场景还有许多，我们不可能、也做不到在这里全部展现。然而，有一句话不得不说，在当时的外国驻华记者中，还没有任何记者对中共领导的抗战报道和记叙的内容，是超过斯诺的;无论是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斯诺是无人能及的，他的感性是丰富的，他的理性是深刻的，他的感性和理性达到了有机统一。

　　再访陕北的几个细节问题

　　对于从西安到延安这条路上的回忆，笔者发现斯诺同石峰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第一，关于路上时间。斯诺说：他们坐的是巨型道奇汽车，共有14个旅客，其中3个女人。石峰没有这样具体的记录。斯诺说：到达三原，我们在八路军的交通站过夜。石峰则说得更明白：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办事处。

　　由于雨大，道路泥泞，不能行车，只能等待，斯诺不免悲叹。他写道：“陕西的雨一开始就落个不停，有时一落便是四十天。这一次落了五天才停，但等我们可以上路已是一星期了。三原的一星期是可想而知的寂寞之极的情景，但我似乎是唯一怨恨耽搁的人。”(《斯诺文集》第3卷，第216页。)而石峰的回忆文章却说：他们在三原等了二天，然后继续前行，赶往延安。(石峰：《忆1939年陪埃德加·斯诺二访延安》，《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2期。)对路上走的时间，二人的表述差距较大。

　　第二，关于同行旅伴。石峰说，同行的还有一位国民党合作社的负责人孟用潜。这与斯诺的记录是一致的：中国工业合作社游击队检查员孟云卿(音译)，他是到延安本部去参加会议的。斯诺同时还记叙了一位有价值的同行者，他写道：旅伴中“还有共产党领袖陈昌浩的小脚太太，带了她的儿子去看他那著名的曾被巨金悬购首级的父亲。她在路上表现了绝好的精神。当司机者清除路上难走的障碍，或当我们听了警报散避时，她一次又一次的痛苦地撑着小脚攀下车来。然而她从不诉苦和表示一生中未有的颠簸的劳顿。年少的陈在精神、行为乃至容貌方面使我想起了旧时的一个同学，因此我在三原便给他起个名字叫做‘伯特’，并且教他装着奇怪的样子。‘伯特’直到最近才发觉他的父亲还活着以及他的父亲是谁，因为在内战几年中，他的母亲是绝对保守秘密的。”(《斯诺文集》第3卷，第216页。)看得出，陈昌浩的“小脚太太”虽是旧式乡下农妇，但她意志坚强，内心强大。然而，对这样一位特别的旅客，石峰的回忆文章则一字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