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抗战中八路军的迅速壮大
来源：西陆尖锐前线   2017-10-02 11:04:55

　　毛泽东甚至明确告诉军政领导人称：“蒋阎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完全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姿势下”，必须有一支奇兵袭入敌后，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因此，目前要“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不要打阵地战、运动战，甚至不要集中打仗，因为“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的意见是，八路军应立即分散兵力，“出至敌后”，通过没收大地主政策发动群众，创造敌后根据地，同时配合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共中央于8月22-25日在陕北洛川专门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毛泽东突出强调了党的阶级意识的问题。他声称：“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防人之心不可无，(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因为“国民党的方针是一方面限制我们，一方面破坏我们”。对于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博古等强调“我们不能完全独立自主”，“说国民党集中力量专打我们的主意是不对的”，以及相信红军是可以打大仗的，主张红军主力“还是以全部出动为宜”，因为“人民对红军出动是热切盼望的”，出动太迟会造成不良影响等，毛泽东和张闻天毫不动摇。张闻天明确表示：“红军影响并不靠出得快慢来决定，我们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话，不要为群众的热情所支配。要看清革命的基本利益!”毛泽东也坚持认为：“目前最亟需(须)的是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一定要了解国共两党代表着“两种政策、两个前途”，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红军必须要在保存自己的基础上争取消灭敌人，故作战原则只能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会议最终形成的决议明显反映了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意见。

　　洛川会议实际上并不能根本解决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尤其是随着蒋介石作出让步，在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地位，八路军主力陆续出动，大多数干部以及前方将领显然急欲打几场大仗以扬军威。因此，八路军一一五师刚一抵达山西前线，就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诸如平型关战役这样较大的作战行动。

　　平型关伏击战显然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士气，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但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以400余人的伤亡，而且大量是团、营、连、排干部和部队骨干的伤亡，来换取歼灭日军两支非战斗部队，缴获上百支枪，一个俘虏都没有捉到的胜利，对于这个时候只有三万余人的八路军来说，仍是相当沉重的代价。

　　从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缴获的敌第五师团(即坂垣师团)的部队清册可以了解到，日军正规部队装备之优越，是远远出乎中共军事领导人的想象力的。该师团这时总人数为22000人，步枪手只有5200人，余系炮兵、坦克兵及其他自动火器手。而其每个步兵连队，除步枪手外，就有6挺轻机枪和6个掷弹筒。相比之下，八路军主力8月底出动抗日时，总兵力34000人，步枪仅10000余支，机枪极少，其他自动火器及火炮根本没有。

　　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最初中共多数领导人的愿望，把八路军如数投入对日正面作战，对共产党将会造成一种怎样严重的损失。实际上，即使几年之后.在八路军的装备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要想成建制地歼灭日军的一支作战部队，也都是难以想象的。在战争开始之初，日军相对集中，作战力较后来更强的情况下，要从容地集中部队对日军进行歼灭性的战斗，把自己的伤亡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更是不可能的。鉴于这一情况，各部队很快即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转而分散去做群众工作，征兵扩军了。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八路军就增加了近两倍。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共在战争开始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全力使自己“由壮气军的地位到实力领导的地位”，进而使“党从现在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要等到中共军力壮大起来，并在实际上成为抗战的主力军以后。

　　毛泽东的上述认识，是共产党人革命功利主义立场的突出表现。它最典型地反映了共产党人时时处处把阶级革命的大目标放在第一位，和以党的利益为一切政策及策略根本出发点的政治特性。毛泽东几年后对此曾有过非常明确的说明。他宣称：人都是功利的，共产党人同样是功利主义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毛泽东这里讲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道理。具体到如何抗日，如果只顾局部的和眼前的抵抗而牺牲掉革命长远的利益，那就是狭隘的功利主义;处处着眼于共产党的发展和革命最终的胜利，就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了。

　　但是，面对日军大举入侵，全民族同仇敌忾、浴血抗战之际，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都能够始终把党和阶级的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在那样一种时刻，尤其是在日军节节推进，国土大片沦丧，许多人都寄希望于共产党八路军能够发挥榜样作用的那样一种政治氛围中，要让所有中共领导人都能够时时处处想到要确保党的长远利益，而不受舆论、情感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的干扰，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毛泽东这时在保存壮大自己武装实力的问题上不受任何干扰的坚定立场，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出了他超出常人之处。

　　毛泽东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和中俄革命的历史经验，他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国人赢得这场战争。既不能指望国民党，更不能相信与日本有深刻矛盾，但同为资产阶级的英、美等国政府会为中国人火中取栗，就只能把希望放在自己力量的保存和发展上。虽然只有彻底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党才有实现自己革命目标的可能性，但是，以两三万装备落后的八路军去正面抗击上百万连国民党军都抵挡不住的日本军队，只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他相信中共的力量一定能够壮大，也一定能够战胜日本，问题是必须先把本钱和火种保存下来，并通过艰苦的群众工作使之发展壮大起来。如此，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并取国民党而代之。

　　当然，高度重视群众工作的毛泽东，也非常清楚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巨大号召力和形象感染力。平型关战斗当天，在前方只报“数百”，具体歼敌数还不明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对外宣布“将敌万余击溃，击毙甚多”，其目的也即在此。受此影响，抗战开始后不久，各部队就一律采取了数字加倍上报和加倍发表战果的做法。此一策略虽然在客观上存在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也显示了相当的宣传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