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
来源：解放网   2018-07-23 16:58:27

　　以亲书作为上层统战的“外交”手段

　　在共产国际有意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日寇加紧蚕食侵略中华的危急情境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写的“八一宣言”在共产国际“七大”定稿并传出。受其影响，国共两党开始谈判。

　　然而，谈判并不顺利，军事对垒仍在，国共通而未通。在此情形下，亲笔书信成为毛泽东沟通国民党政要与社会精英的重要手段之一。与亲笔书信相协同的还有派员联络、电报联系。派员联络通常会捎上亲书，电报联系具有近代化的便捷性，但其前提是双方必须互递密码，这通常是在亲书政治奏效之后。此外，中共中央还以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红军将领等名义向国民党等发出宣言、通电、公开信等，以宣传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这些政治文件虽然很多也蕴含了毛泽东的心血智慧，有的甚至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但因为是以组织的名义，即便以书信形式，也不能视为亲书。本文所论毛泽东亲书如有共同署名的，仅限三人以内。

　　毛泽东的亲书政治，以统战理论观之，可统归于上层统一战线的范围(这时期毛泽东写给党内同志的书信暂不入论列)。在1936年3月27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所谓“外交”，这里实指统一战线。报告确立十大“外交”方针，其中第十条正是“发表普遍的或个别的请求书。”如果说宣言、通电、公开信等可称之为“普遍的请求书”的话，那么，“个别的请求书”则非写给统战“外交”对象的亲笔书信莫属。

　　一日写七信、一信致候69人

　　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亲笔书信，应以1935年11月26日他致信董英斌为最早。董当时在国民党东北军代理第57军军长，总部未经赴宁开会的张学良同意，命令该军全部东进，以解甘泉之围，结果在直罗镇遭到惨败。毛泽东并没有止足于直罗镇大捷，在5天后他给败军之将修书一封，痛陈东北沦丧的历史教训，提出同对方商洽东北军、红军互不攻击等约定。同年12月5日，毛泽东经向曾在第17路军工作过的汪锋了解杨虎城与第17路军的情况后，同彭德怀致信杨虎城，让汪锋带信给在西安的杨虎城。从书信的文言措辞，大体可以判断此信出自毛泽东之手。为了提升送信任务的成功率，毛泽东又致信第17路军总参议杜斌丞，称赞对方“不忘情于革命”、“为西北领袖人物”，促其与杨虎城商洽，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战线，并表达同沈克等东北军将领、甘肃邓宝珊联合的意愿，由汪锋一并带去。

　　毛泽东自1935年末对统战对象展开亲书攻势后，相关书写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形成了一波高峰。毛泽东先后致信国民党第84师师长高桂滋、内蒙古鄂托旗张司令、盟克耳纪。在红军东征胜利后，毛泽东5月25日又分别致信阎锡山，及其晋绥军部将，晓以统战抗日之民族大义。8月13日，毛泽东又分别致信杜斌丞、杨虎城，敦促对方明确表态。

　　在敦促西北军领导人物积极行动的同时，毛泽东按捺不住急迫的心情，就在写信给杜斌丞、杨虎城的第二天，他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致信宋哲元;致信宋子文;致信傅作义;致信易礼容。也就是说，8月14日，毛泽东一天就写了7封信。其中，韩、张、刘、傅，以及宋哲元，皆为国民党当局镇守一方的军政首脑，毛泽东审时度势，尽可能寻觅抗战的同道中人。宋子文身份地位特殊，他是蒋介石的妻舅，毛泽东写信给他更具有向蒋介石集团投石问路的意味，同时也是因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时有抗日绪论”，为毛泽东所看重。毛泽东书信中尊其为“邦国闻人”，“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瞩望可谓深沉。

　　易礼容并非国民党军界政界显要人士，当时他不过是在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人勇进队”谋到参谋长一职。但易礼容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为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直至1928年才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毛泽东不忘旧友，更因为对方“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而欢喜，此番去信不但是接续友谊，更是托付以重任：“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为对方免祸起见，毛泽东此信落款有意署名为“杨子任”。毛泽东曾与杨开慧结为伉俪，“子任”是他曾用的笔名，故人一见即知。

　　8月25日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后，毛泽东对国民党要员的亲书攻势进一步加紧，且多附寄该公开信。9月8日，毛泽东一日写信4封，分别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及其他国民党西北军政首领朱绍良、王均、毛炳文。那年"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分别写信给宋庆龄，以及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章乃器等四人。4天后，毛泽东又分别致信蒋光鼐、蔡廷锴，致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寄上对两广实力派的协定草案。那天，毛泽东还致信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特别是致信蔡元培，信末开列致候“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的名单竟多达69人。

　　9月22日所写书信的总量虽然没有超过8月14日之数，但是，以一信写给多人，特别是信末致候人数可谓是空前绝后，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历史紧迫感，也标志着毛泽东那时期的亲书政治行为达到了高潮。

　　尽管在后两个多月间，毛泽东没有放弃亲书政治的斡旋，先后联名周恩来致信张学良，个人致信傅作义、致信许德珩等北平各教授、致信脱党多年的陈公培，然而，形势还是陡转直下。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意欲胁迫张、杨部进攻红军。第二天，毛泽东一日三书，分别致信冯玉祥、孙科、杨虎城，继续呼吁、不放弃争取。在统战局势异常凶险的情况下，西安事变既势有必然又颇具戏剧性地爆发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没有盲目乐观，亲书政治亦未就此罢手。12月27日，他致信韩复榘，希望在确定救亡大计等方面与对方有切实的合作。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致信斯诺，传递新的政策主张;3月29日，致信范长江，附寄新的政策主张与自己写的《祭黄帝陵文》。除了团结中外记者，6月24日毛泽东还致信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这既是世界党际交往，亦可视为融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来促进国内的举措。翌日，毛泽东复信何香凝，其中“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一句，竟成时代的预言。毛泽东亲书可能有遗失，但以现存资料而论，因为“七七”事变的爆发、历史使命的转变，毛泽东那时期的亲书政治就此告一段落。

　　毛泽东亲书政治的信札美学特点

　　书信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虽至近代而运命不息，在民国社会包括政界尤具其生命力。这也是毛泽东亲书政治能够发生作用的文化语境。总体而言，毛泽东在1935-1937年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写的亲书具有四大信札美学特点。

　　1、浅文言体，继承发扬书信文化传统。

　　只要对比毛泽东那时期的政治亲书与公开信如毛泽东名列在首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1月25日)——该信被毛泽东研究专家系于毛书名下——就不难发现：毛泽东拟写的公开信与其政治亲书最大的区别在于二者文体的差异，前者为近代白话文，而后者是浅文言。当然，致信外国友人，则文字较为接近白话文，另当别论。

　　采用浅文言，自然地将致信对象从大众中区别开来，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写信者能够更为顺畅地继承运用传统书信文化。传统书信讲究程式与礼仪，称呼、起语、结语、祝安，等等，前人典范多可借鉴，表情达意尤重谦恭与委婉，也是文言文的长处。毛泽东那时期致信国民党要员、民主人士，以及昔日党内同志、青年挚友等，均能称呼得当，既表谦逊又不失大体。起语、结语尤显文字功底，贴切妥当，多不重复。 如8月14日毛泽东一日写7信，结语多不重复，致信宋子文结束文辞最为精湛：“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公绥”，得尺牍书翰之真髓。

　　2、自铸伟辞，构筑抗日统战政治话语。

　　礼敬谦恭之余，毛泽东亲书注意铸炼伟辞指陈反侵略战争的紧迫性，彰显抗战救亡事业的正义性，表述共产党捐弃前嫌、要求结成联合阵线的正确性。如“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诸如此类，骈偶的运用大增说理的气势。

　　3、有的放矢，拉近距离增进民族情感。

　　私密性是亲书政治的一大特质，这是它同公开信的重要区别所在，极有利于通信双方的情感交流。

　　毛泽东对于致信对象的动态情况特别是其对日政治主张总能及时掌握，书信起笔通常很快就写到对方的历史壮举与近况业绩，特别是充分揄扬其政治地位、积极肯定其积极作为，拉近了笔谈双方的心理距离，这也就为求得最大的政治共通性做了良好的铺垫。偶尔反向用之的也有，如其致信邵力子，起笔即批评对方“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这是因为邵原是党内同志，爱之深而责之切，先抑而后扬。此外，毛泽东亲书不时提到“寇深祸亟”、“民族国家”、“风雨同舟”、“大好河山”等词，明确显示共产党与国民党拥有共同的国族立场，有助于引发民族情感的共鸣。事实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正是基于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故国山河的集体认同上。

　　4、健笔草书，张扬雄肆勃发的生命力。

　　毛泽东当年的亲笔书信存世不多，但据现在可以看到的致许德珩等、致范长江、致何香凝书信，以及致张学良书信草稿，还有其他相关资料，大体可以判定：

　　便笺式书信，毛泽东应是一挥而就;篇幅较长的说理议事书信则可能先自己起草一稿，修改后再行自己抄录。毛泽东亲书政治主要沿袭平时书写习惯，以竖书为主，偶有横书，字体在行草之间，有小草倾向，笔迹稍显潦草，据说杨虎城接信要请秘书代读。古人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毛泽东敢以此面目示人，是因为其书写章法有自，又与他军书旁午的政治身份相称，更与危机时代有几多对应。匆匆不暇草书，自成一体的毛体字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以及愈挫愈勇的蓬勃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