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毛泽东与四位党外人士的交往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 李雨檬   2018-07-23 17:08:53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剿”迫使中共在很大程度上与外界隔断。抗战爆发后，中共的种种主张令人耳目一新，引起广泛关注。许多关心中国命运和抗战前途的党外爱国人士络绎来到延安，希望进一步了解共产党。毛泽东在繁忙之中抽出许多时间来接见他们，了解社会情况、大众情绪，宣传党的主张。

　　梁漱溟：“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他们之间没有太多交流。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访问。21天时间里，毛泽东与他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竟是通宵达旦。

　　那是在1938年1月，梁漱溟带着诸多困惑和问题第一次来到延安。梁漱溟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途径，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是日寇侵略的铁蹄将他的好梦无情地踏碎了。受蒋介石之邀，梁漱溟以无党派社会贤达的身份加入了国民政府参议会。在亲眼目睹了人民流离失所、争相逃难，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惨象后，梁漱溟看不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在何方，悲观失望的情绪萦绕着他。他决定访问延安，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些答案。

　　梁漱溟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一天下午6点，梁漱溟应约来到毛泽东住地。在寒冷的冬夜，在温暖的屋里，一场关于抗战前途问题的对话开始了。

　　梁漱溟开门见山，坦率地讲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抗战前途的担忧。

　　毛泽东听完梁漱溟的话，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随后，毛泽东十分详尽、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问题，最后又回到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

　　毛泽东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底里佩服，感叹这是抗战以来他所听到的有关抗日问题最令其鼓舞和信服的谈话。毛泽东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后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梁漱溟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的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夜深了，两人的谈话还在继续，不知不觉已到后半夜。告别时，梁漱溟将他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

　　两人第二次的长谈就是从梁漱溟的书开始的。毛泽东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毛泽东还对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进行了分析，并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最核心的问题。

　　梁漱溟不同意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他认为：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中国社会的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据此，梁漱溟提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8个字。“伦理本位”，即注重为家庭为社会尽义务尽责任;“职业分途”，即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行。

　　梁漱溟讲了很多，毛泽东听得也很耐心。毛泽东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梁漱溟却不以为然，认为毛泽东太看重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

　　这次长谈从傍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天明，两人各持己见，谁也没有说服谁。毛泽东送梁漱溟出门时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多年以后，提起那场争论，梁漱溟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访问延安之后，从1939年初，梁漱溟进行了历时8个月的鲁豫苏皖抗日游击区考察。看到无数抗日志士和广大民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奋起抗战，梁漱溟对毛泽东“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更加深信不疑。这年11月，他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团结抗敌而奔走呼吁。

　　至于那场各执己见的争论，在10余年后也有了结果。1951年，梁漱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一文。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估计它一定要陷于战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陈嘉庚：“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

　　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外广大华侨掀起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热潮。侨居新加坡的爱国实业家陈嘉庚领导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购买救国公债，选送华侨司机回国运输抗战物资，为祖国抗战做出巨大贡献。为了慰劳国内抗日军民和考察祖国抗战实况，陈嘉庚亲自发起并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于1940年3月回到祖国。

　　在重庆期间，国民党中央政府为讨陈嘉庚这位“财神”欢心，可谓做足工夫。他们安排陈嘉庚住在高级宾馆，并举办了一系列宴会，陈嘉庚对此非常反感。看到国民党在艰苦抗战时还如此铺张浪费，陈嘉庚非常失望，深感忧虑。

　　更让陈嘉庚焦灼担心的是：国共两党间矛盾日深，磨擦加剧。这可是直接威胁国内团结抗战的大事，陈嘉庚感到有必要到延安看一看，了解毛泽东及中共的态度。

　　在接到毛泽东的正式邀请后，陈嘉庚于1940年5月31日到达延安。第二天，毛泽东就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他。初次见面，毛泽东的朴素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身着粗布衣服，神态慈祥。他的窑洞陈设简朴，屋里的十几张木椅子，竟是高低大小都不同，像村民的旧物。

　　叙谈中，陈嘉庚表示对中共进行磨擦斗争不理解，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对此，毛泽东做了耐心、坦诚的解释：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限制、消灭我们，他们总想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本。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对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予适当还击……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以团结求团结。毛泽东诚挚地表示：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赞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总之，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是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对毛泽东所言，陈嘉庚当时并未能全部理解和接受，但他为毛泽东的诚恳言辞所感动，同时也直接了解到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关于团结抗战的立场和态度。

　　当天，欢迎陈嘉庚的“晚宴”设在窑洞外的露天坝上。露天坝上摆了一张方桌，方桌上放了个旧得已经不平整了的圆桌面。方桌上铺了4张白纸当桌布，碰巧有风把白纸吹掉了，大家干脆就不用白纸了。饭菜虽无丰盛可言，然而陈嘉庚吃得舒坦有味。

　　这以后，毛泽东又几次来到陈嘉庚的住所，与他交谈，或同午餐，或同晚餐。交谈中，陈嘉庚一再表明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意愿。毛泽东表示完全理解，并说中共完全没有恶意，所有磨擦生端，皆由对方下级人员造成，而中央多为误认，望先生谒见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并将在延安所闻代向侨胞报告。陈嘉庚慨然应允。

　　在与毛泽东的多次会见中，一些小事引起了陈嘉庚的注意和惊奇。一次，他和毛泽东在谈话，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走过来，没有敬礼就坐下，并“绝无拘束”地参加谈话。还有一次，他和毛泽东在窑洞里谈话，总司令部的人都参加，顷刻席间坐满，有个勤务兵迟到，望见毛泽东坐的那张长板凳略有空隙，就塞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还向旁边挪了挪，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

　　毛泽东烟瘾很重，有时烟刚抽一半，忽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扔掉那半截，将烟火熄灭，客人走后又将那半截烟蒂捡回吸完。毛泽东单独请陈嘉庚吃饭时，仅以白饭、咸菜相待，外配一味鸡汤。毛泽东抱歉地说：我薪俸有限，没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有一天下午，毛泽东到陈嘉庚住处长谈，晚餐后，问陪同陈嘉庚来延安的国民党官员寿家骏在何处，陈嘉庚朝近处一个窑洞指了指，毛泽东就去寿家骏的窑洞谈话了。陈嘉庚以为毛泽东去去就回，便在窑洞前等着与毛泽东相辞，但久等不出，只好回去休息了。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毛泽东竟与国民党一小科长相谈许久，至深夜方回。

　　在延安，陈嘉庚还实地参观访问，深入基层，考察中共及边区政府政策执行情况。他了解到，边区土地不没收，而且赋税很轻，一亩地最多要7斤半粮，其他捐税一概没有。部队自己种地种菜，既保证军粮供应，又减轻农民负担。边区政治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乞丐，县长都是民选，对官吏贪污者都予以严惩。他观察街上过往行人都洋溢着昂扬奋发的精神，没有发现有无谓的应酬及奢侈、浮华而浪费的交际。

　　陈嘉庚怕有关负责人所谈非实，还特意与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多次畅谈，这些学生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地反映了延安情况。结果所见所谈都是一样，这下陈嘉庚心里踏实了。陈嘉庚把在延安观察到的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越来越觉得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离开延安后，他在重庆、在南洋多个场合说过：“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大家要更加努力啊!”

　　李鼎铭：“毛泽东的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正是群众的意见”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农民、工人、干部、战士和党外民主人士。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说，他说：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家开动脑筋，争献抗日救国大计，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参议员中有一位个子矮小，两眼炯炯有神，拄拐杖的老人，他就是米脂县的李鼎铭。他原是当地一位有名望的绅士，曾做过榆林中学的教员和小学校长，晚年以行医务农为生。他为人正直，同情农工，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参加了这次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

　　毛泽东的话深深打动了李鼎铭的心。他根据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负担重的情况，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政府要彻底计划经济，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

　　“精兵简政”议案提出后，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有人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人甚至怀疑李鼎铭提出这个方案的动机。而毛泽东对这个提案却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用红笔圈起他认为重要的地方，还在旁边写了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在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深刻、生动地阐述了在“鱼大水小”、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还对党内同志的宗派主义情绪进行了批评，严肃地指出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精兵简政”议案顺利通过了。

　　此后，党中央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先后3次实行精简整改，还把这项政策推广到党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的实施，对于减轻人民负担，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经毛泽东提议，李鼎铭在这次参议会上，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不久，他由米脂搬家到延安时，自愿将全部家产献给了当地政府。

　　毛泽东对李鼎铭非常关心。李鼎铭每次来杨家岭，毛泽东工作再忙也要接见他，还经常亲自到边区政府去看望他，并指示有关部门对他生活上加以照顾。李鼎铭的大儿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当差，李鼎铭想让儿子弃暗投明，回延安来参加革命工作。经毛泽东同意，边区政府派人带着李鼎铭的亲笔信，一番周折后，把李鼎铭的大儿子全家接回了延安。看到儿子安全回来，李鼎铭高兴地连声说：“共产党真行!真行!”

　　李鼎铭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后，有一段时间，由于党内一些同志还不习惯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往往把李鼎铭当客人对待，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对他的职权并不尊重。李鼎铭从来没有贪求官位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任这个职务只是希望造福一方，做些实事。现在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实现，他宁可辞职回乡。李鼎铭不满的态度在工作中表露出来，引起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秘书长李维汉的注意。李维汉找李鼎铭谈心，态度十分诚恳，李鼎铭率直地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任职后，政府开会要我主持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给我谈，我怎么办?政府下达命令、指示，要我画圈，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上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干了。”

　　边区政府党组织听了李鼎铭的意见，认为他讲了心里话，党组织应该充分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于是商定了4条改进措施，以确保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李鼎铭很高兴，态度重新积极起来，不讲“你们党”，而讲“我们团体”了。毛泽东听了这一情况汇报后，对边区政府党组织主动搞好党内外团结的做法十分赞成。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英国记者斯坦因单独采访李鼎铭，当时只有一个翻译在场。当斯坦因问“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时，李鼎铭给了十分肯定的回答：“我有职有权。”李鼎铭进一步谈到：“我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信仰，在我服务政府的4年中，证明是正确的了。我以为毛泽东是天才。他对于每一个问题都看得非常具体，毫无成见。毛泽东的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正是群众的意见。他做的事情正是老百姓想做能做的事情。”

　　黄炎培：“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议员，应毛泽东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和谈，飞赴延安访问。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在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他与黄炎培握手后第一句话就是：“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发表演说，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就是我。”黄炎培听后很高兴，盛赞毛泽东好记性。

　　在延安的5天中，黄炎培一行参观访问了许多地方。未到延安之前，黄炎培担心的是自由被限制，因此到延安之初处处小心谨慎。但他很快感到这里的行动是空前自由的，不仅他们一行人“要到哪里，看哪里，都绝对自由”，而且延安的全体人民“个个得投书街头意见箱，也个个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

　　最令黄炎培难忘的还是与毛泽东的会面。7月2日下午，6人应约前往杨家岭。在毛泽东的会客室，黄炎培看到墙上有一幅画很眼熟，竟是自己在1943年题诗的画。当时正值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经历着艰难困苦，沈钧儒次子画家沈叔羊画了一个茅台酒瓶和两个酒杯拿来请黄炎培题字，黄炎培想起长征时传言红军战士在茅台酒池中洗脚，就以此为题，借诗表达了自己的调侃讽喻：“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会客室里!毛泽东告诉他，是董必武在重庆买下这画后带到了延安送给自己，自己很喜欢，就把画挂到了会客室。黄炎培在此时此处看到此画，一股知遇之心的暖流流遍周身，他一下子对毛泽东打开了心扉。

　　7月4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中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谈了整风运动，他说：从多年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觉悟到以往的种种错误，主要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错误，给中国共产党的教训太深刻了，它是由无数革命者的流血牺牲才擦亮人们的眼睛的。黄炎培频频颔首，表示同意。他们还探讨了教育学上的一些问题。

　　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和意见。黄炎培坦诚地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罢黄炎培的耿耿诤言，毛泽东深为感动，他缓慢而坚定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回答同样掷地有声，黄炎培连声道：“这话很有道理。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在很短时间内，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出版，热情地赞颂了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抗日根据地，在重庆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延安归来》初版2万册，几天内就被抢购一空，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在以后的岁月里，黄炎培毫无保留地转向共产党，成为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诤友。

　　从抗战之初“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到抗战中期的“争取中间势力”，再到抗战胜利前夕的“建立联合政府”，抗战时期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的交往，体现了中共的抗战方针和对大局的把握，也展示出毛泽东巨大的个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