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章指挥中国革命” 毛泽东的文战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2018-08-25 16:15:13

　　从1921年起源于嘉兴南湖的一艘小船，到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那震惊世界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28年，10297个日日夜夜，可谓惊天动地、波澜壮阔，堪称一部壮丽的史诗。

　　然而，此时我脑海里浮现的，不是新中国建立进程中的枪林弹雨，而是毛泽东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实施的另一场战争——用文章指挥中国革命。这些文章，如号角，激励着全党全国人民奋勇前进;似炮弹，直击敌人心脏，令敌人闻风丧胆;像灯塔，引导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些文章，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壮大、见证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成熟、见证了建立新中国伟大而艰辛的历程。

　　时事造英雄，英雄造时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孕育而生。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也正是从这开始，毛泽东用他一支生花妙笔，一次次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毛泽东最初并不赞成暴力革命。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撰写创刊宣言，提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然而，随着时局的发展，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国民党反共本性暴露，相继发动“三.二○”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大革命面临重大挫折。期间，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发表多篇文章，曲解三民主义，反对国共合作，主动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尽管一度面临着“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境地，但毛泽东积极思考中国革命之未来，写下了多篇文章与国民党进行“笔战”，“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伟大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一文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从根本上批判了戴季陶主义，指明了无产阶级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企图作斗争;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一文中，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最终，在1927年8月著名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为中国革命找对了方向。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失败告终，共产党开始走上了井冈山斗争的漫漫征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虽然给处于低潮时期的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斗争环境异常艰苦。质疑扑面而来，“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毛泽东面临着三方面巨大压力。一是共产国际中国农村革命形势估计过低，甚至怀疑红军在农村发展的可能性，要求毛泽东将队伍分散，化整为零，隐匿目标;二是在党和红军内部，悲观主义情绪蔓延。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流露出一股悲观情绪;三是蒋介石发动多次“围剿”，妄图在短时间内消灭红军，红色政权面临巨大考验。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毛泽东深思熟虑，觉得“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是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为帮助林彪转变错误认识，教育全军，点燃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于是，在先后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的基础上，1930年1月，毛泽东以给林彪一封公开回信的形式，写下了著名的《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即后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信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法，科学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深刻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原因，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命发展道路，中国革命逐步摸索到胜利之门。在这封公开信中，毛泽东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着中国革命的希望——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封公开信的发表，犹如星星之火，刺破空前的恐怖和黑暗，点燃了光明，点燃了希望，照亮了红色政权的前程。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由于毛泽东受到“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排挤，在军事上丧失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为保留革命的火种，毛泽东与红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走到了指挥中国革命的前沿，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其后，毛泽东运用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四渡赤水，横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过雪山，翻草地，红色政权从此转危为安。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内主要矛盾发生转移，中国革命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毛泽东的思想也发生巨大转变。他胸怀天下，没有将目光聚集在一党之利，而放眼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致力于民族独立与尊严。1935年12月，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从民族存亡的角度提出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同时又唤起党内注意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共产党的策略从此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直接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挽救了民族、挽救了国家。

　　抗战全面爆发后，是“速胜”还是“亡国”，一时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甚至成为左右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此时，身处延安一个窑洞的毛泽东审时度势，经过九个日夜的奋笔疾书，于1938年5月写下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须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此文一出，在党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坚定了人们取得抗日战争顺利的信心和决心。据说当时蒋介石得到此文后，如获至宝，发至全军每个军官一本。同时这本书很快又在美国出版。果不其然，抗战的实践证明一切皆在毛泽东的预料当中。

　　尽管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但国内战争却危机四伏。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为建立新中国，同国民党的最后一战不可避免。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先后作了《论联合政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发言，提出了党必须实行“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1945年8月，毛泽东写下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要自力更生，做好准备，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解放军由战略防守转向战略进攻。在中国革命浪潮空前高涨的形势下，为准备夺取全国胜利，1947年12月，毛泽东高瞻远瞩，大笔一挥，写就《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成为共产党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纲领性文件，对于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具有指导意义。此后，解放军东渡黄河，直捣黄龙，经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面摧毁国民党有生力量。1948年12月，毛泽东发起《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彻底实现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如今，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历史的硝烟已经退去。重读毛泽东那些经典文章，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毛泽东离我们越走越远，而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毛泽东却离我们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