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巨大发展的主要内容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   2019-04-29 10:48:38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思想获得巨大发展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诸多方面：

　　(一)建立起了哲学理论

　　毛泽东的哲学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以来撰写的政治论著，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他的许多独特分析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他的不少名著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芒。但是，只有到了抗日战争初期，他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此前写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着重从政治路线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着重从军事路线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先导，进一步从思想路线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哲学概括，才实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巨大飞跃。对毛泽东来说，这就是实现了由萌生有特色的哲学思想到建构有特色的哲学体系的飞跃，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飞跃。《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矛盾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如果说这以前毛泽东尽管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并写有像《反对本本主义》这样的哲学论文，但人们还难以将他称之为哲学家的话，那么，“两论”的创作则毫无疑问地确立了他的哲学家地位。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间的第一个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大哲学家。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之花再度盛开。最引人注目者有三：一是提出以“立场、观点、方法”为核心的“思想方法论”，第一次将马列著作中分别使用过的提法，联系起来固定并用，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传统表述。二是提出了群众路线的认识论。这不仅使长期只被视为方法论的群众路线具有了认识论意义，而且使认识论与历史唯物论融于一体，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历史唯物论基础。三是继写作《实践论》后。毛泽东继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在党的七大，他又提出了人所共知的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思想，后者即是“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三个标准”思想的提出，从一个侧面表明毛泽东的哲学理论已高度贯通。

　　(二)形成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理论

　　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已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对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丰富的军事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其核心即是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理论。

　　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已阐明了基本原则。在抗日战争期间写的一系列文献，包括经他审定的1944年留守兵团《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古田会议决议。在这些文献中，毛泽东等强调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人民军队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就无敌于天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表明了人民军队和其他军队的根本区别。

　　对人民战争的思想，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作了重大发展。他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他批判了“唯武器论”，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他提出人民战争要建立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实行全体总动员的战时体制，要以武装斗争为主，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斗争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全面的人民战争。

　　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继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中作了阐述。在抗日战争行将爆发之际，他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时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展开后，他进而指出，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必须采取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并将游击战争提到重要战略地位，形成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他还阐发了要以局部优势击破敌人局部劣势，转而造成全局优势的作战方法。此外，他还总结了争取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一系列指挥原则，将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分析得淋漓尽致。

　　(三)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

　　还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形成了，但内部充满复杂斗争。特别是1939年至1941年，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各方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统一战线内外形势最为扑朔迷离的特殊岁月。毛泽东在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同时，领导全党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这些斗争在政治上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和在指导与总结这两次斗争中写出的一系列著作，对抗战新形势下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态势和变化作了分析，正确地说明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规定了同国民党开展针锋相对斗争的一系列原则、政策和策略，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

　　其一是从理论和实际政策上将资产阶级区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并进一步加以区别，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把打击对象孤立到最底限度，成为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全民族联盟。毛泽东对抗日形势下各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的斗争政策和策略奠定了基础。

　　其二是强调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毛泽东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要始终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既要巩固已经取得的阵地，还要不断发展阵地，具体办法可以“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暂时斩而不奏”或“暂时不奏不斩”，一切视具体情况灵活处置。这使共产党人在复杂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中能保持清醒头脑。

　　其三是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是三个不可分离的环节，把争取中间势力视为抗战形势发展的重要关键。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位置;随着形势变化，要从顽固势力中分化出一部分作为中间势力对待。这对孤立顽固派，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夺取抗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其四是形成了同国民党斗争的一整套策略。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有多层次、多侧面的关系，要有区别地以斗争求团结;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法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要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斗争的基点要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但要为争取时局的好转而努力等。

　　(四)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提出过若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将新民主主义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这个理论发展成为完备形态。　

　　从思想史说，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抗战期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在1939年底以前，可视为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酝酿阶段。针对抗战爆发后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政见分歧，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及其前途，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区别开来，阐发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基本观点。一是认为中国革命要经历多个阶段，中国目前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帝国主义存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前途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定是发展到社会主义。二是进一步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中国革命道路思想作了理论概括。三是提出要实现革命转变，首先必须进行好当前阶段的革命;认为中国革命如同上篇和下篇两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四是指出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目标就是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原则。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和1939年先后发布了两个“施政纲领”，努力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给全国人民做出个榜样。这时虽还没有使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但无论在理论的认识还是边区的实践上，都已呼之欲出。

　　从1939年冬至1945年党的七大，这可视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成熟、确立和展开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的发表，标志着这个理论体系的诞生和确立。在后两篇著作中，毛泽东创造性地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概念的科学内涵。这些著作，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并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目的、转变和前途等根本问题进行了分析，基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化的工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在全面阐发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他指出：中国的两个革命阶段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两个有机构成部分，其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果就是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由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他以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实践为基础，具体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描绘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发挥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对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进一步分析，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意义，强调了这个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他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说，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我们要搞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不可怕的，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发展资本主义是无害有益的。这个报告指出：在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是资本主义太少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要提倡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这段时间，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另一重大发展，是特别强调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他在一些书信、讲话中不断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日本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建立新式工业、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不能解决这些，“共产党就要灭亡”，“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因此，《论联合政府》写道：中国共产党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是长期的，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充分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上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最重大的理论成果。

　　(五)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

　　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它的领导人和活动家立即投入大革命洪流，忙于进行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没有能对党的建设理论作更多思考。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可以说是抗战以前关于党的建设的最重要文献之一。

　　抗日战争开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客观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大党，以肩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毛泽东适时地把握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向全党提出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的任务。《〈共产党人〉发刊词》，是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理论走向成熟的代表作。该文回顾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提出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整风运动实际上是全党范围内的深刻的整党运动。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创造了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一系列好方法，为把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无产阶级化的党积累了宝贵经验。毛泽东的整风报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以及党的其他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

　　抗战时期对党的建设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这样四点：首先，强调党的建设是同党的政治路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正确地制定党的政治路线。其次，强调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努力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层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要经常以无产阶级思想去改造和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努力做到不但在组织上入党，还要真正在思想上入党。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第四，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延安整风运动在总体上实行了这个正确方针，使整风斗争健康发展，帮助和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教育了全党，增强了各个方面的团结。这是整风运动对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丰富。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经过多方面展开达到成熟。上述几个方面理论的成熟性，是毛泽东思想整体理论成熟性的具体体现。经过整风运动，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独特创造赞佩有加。到了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成为理所当然。七大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以党的根本大法形式确定了。抗日战争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辉煌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