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抗战动员思想
来源：前线杂志   2019-06-12 09:12:02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最大范围地组织动员中国各阶层、各领域民众加入到统一战线队伍中来，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三种手段相结合的抗日动员思想体系，使得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抗战动员的极端重要性及其总方针

　　在日军大举进攻下，毛泽东同志以深邃眼光洞悉反侵略战争的力量源泉，鲜明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形象地分析道，日本之所以敢于欺负我们，主要是因为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如果我们克服了这一缺点，把全民广泛地组织动员起来，就会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毛泽东同志对抗战动员的极端重要性的论述，集中阐述了民众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作用，是他抗战动员思想的价值论。

　　怎样动员群众呢?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策略、总方针。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首先发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总策略和总方针确定下来。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实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宣告成立。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

　　在实践上，为了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有力地批评排斥广大民众的片面抗战路线，同时，告诫国人要高度警惕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对这种危险开展坚决的有策略的斗争。上海、太原失陷后，针对国民党执行的压制和限制民众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他义正词严地指出：“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实行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针对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准备反攻力量。”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他抗战动员思想的核心。这一思想的形成与实践，使得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能够凝聚成彻底压倒日本侵略者的强大力量，保证抗战的最后胜利。

　　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总方针，需要能够凝聚人心的具体的政策来实现。在敌后根据地，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共产党制定实施顺应民心的政策，实行一系列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新民主主义的举措，使根据地政治清明、民生改善、人民心情舒畅。共产党不仅使根据地各领域、各阶层民众真心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且像磁石一样吸引全国有志青年奔赴延安，加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洪流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及根据地实施的系列具体政策，是毛泽东同志动员思想的方法论。

　　政治上的动员：建立“三三制”政权，用民主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团结根据地的一切抗日力量

　　在敌后根据地，共产党把建立民主政权，作为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根本政治举措。1940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根据指示精神，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政权建立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实行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实行选举政策，凡是年满18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根据地在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基础上，还实行各项具体的民主政策。比如，精兵简政，就是“三三制”政权中党外人士提出的。毛泽东同志极为敏锐地看到这项提案的深层意义，认为这是解决目前各个抗日根据地存在的病症的一剂良方，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民主政治建设以及各项具体政治举措的实行，使根据地政治清明，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在根据地政府工作中，共产党员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毛泽东同志自豪地说道：“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样的地方，怎能不被愿意为抗战出力的正直的人们所向往呢?而相比之下，国民政府作为大后方的重庆，却是一副“前方吃紧，伤师失地;后方紧吃，醉生梦死”的腐朽景象。

　　天下人心归延安!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不仅使根据地的工人、农民、工商业者以及开明士绅和地主，都紧紧跟着共产党打日本，而且先后有全国四面八方的6万多名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青年，冲破重重艰难险阻，选择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奔赴延安，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旗帜下。对于这么多革命青年的到来，毛泽东同志不无兴奋而且幽默地说道：“你们象朝圣进香一样，一群群地来到延安。你们是来追求真理的……但是，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哪里有那么多房屋给你们住哟!”

　　经济上的动员：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用民生团结和动员根据地广大民众

　　日本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替代国内阶级矛盾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调动各阶层民众的抗日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停止了使用暴力没收地主的土地，转而以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但是，如果仍然原封不动地维护地主对农民的那种极端严重的剥削，就不能动员农民，更不能保证抗战的胜利。因此，必须实行减轻农民所受剥削而不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土地政策。

　　这一政策具体规定：在未实行土改的地区，允许地主出租土地，但原则上须按照战前的原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承认战前的借贷关系，但年利息一般不得超过一分半，如债务人付息已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如付息已超过原本两倍者，本利停付，原借贷关系视为消灭。

　　在减租减息过程中，工作队通过访贫问苦，启发提高农民阶级觉悟，解除他们怕抽地、怕“变天”等顾虑，同不法地主进行斗争，使得一些拖延不减或明减暗不减等各种顽抗活动都遭到失败。同时，中国共产党教育自己的干部和群众，要认识到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也是抗日与生产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要尊重“三三制”政权赋予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和地权，严格掌握政策，学会斗争艺术，防止打人、唾口水等侮辱地主人格的“左”的行为，实行“打中有拉，拉中有打，打得要恰当，拉得要及时”的策略，采取说理方式，争取以开明地主分子的行动来影响其他地主减租减息。

　　减租减息激发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热情，形成了农民组织武装和参军热潮;同时，许多外逃的地主纷纷回到家园，更多的地主加入了抗日行列，根据地抗日武装力量迅速扩大。到1943年，整个山东根据地民兵总数已达50万。农民武装积极配合主力军作战，在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各根据地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上前线的情景，参军、拥军成了群众的自觉行动。

　　文化上的动员：用文艺这一革命的有力武器来号召民众

　　毛泽东同志认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它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它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他提出：“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在革命根据地，1936年11月22日，陕北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毛泽东同志称它为“苏维埃运动的创举”。他在成立大会上的演讲中说，要抗日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么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从文的方面来讲，我们要用文艺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

　　在毛泽东同志文艺动员思想的引领和推动下，延安作为中国人民敌后抗战的总后方，成为了抗日文艺工作的重要发展基地。除了中国文艺协会，延安还先后成立了人民抗日剧社、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鲁迅艺术学院、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等一批文艺社团，将艺术家组织起来，创作并传播大量文艺精品。仅1939年一年，延安文艺工作者不仅写出了30多个抗战剧本、100多首抗战歌曲，而且创办了许多文艺刊物，有《文艺战线》《战歌》《草叶》《谷雨》等。同时，随着敌后战场的开辟，以抗战为内容的文艺工作，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日益发展起来。八路军总部先后组织五个文艺工作组，派赴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等地。在太行山区，1940年比较巩固的剧团就有100多个。在文艺宣传中，文艺精品迭出，比如歌曲《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剧目《亡国恨》《放下你的鞭子》等等。这些作品生动描绘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雄壮场面，发出了“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的抗战雄音，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对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难以估量的鼓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