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毛泽东对新四军的组建及其发展的杰出贡献
来源：江西省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2019-06-26 10:40:56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之所以成为坚持敌后斗争的中流砥柱和华中人民的长城，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毛泽东就新四军的组建以及领导骨干的配备、作战部署的确定等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其中尤为重要的分别是在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项英的电报《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和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电报《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这两个“五四”指示，从路线、方针、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一、确立新四军的编组原则

　　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新四军的编组原则时，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并同意项英向会议提出的报告。会议经过讨论后确立的编组原则主要有两项：其一，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大部分要下山集中，主力要到抗日前线去，以增强抗日的力量，并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时，各游击区应留下少部分武装坚持，以求得将来的发展。其二，成立党的领导机构。确定成立党的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负责领导东南各省党的工作;同时，成立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同一天，毛泽东、项英在致叶挺的电报中指出，新四军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配备，“不要军何派人”。就是说，新四军的干部配备，均由共产党方面负责，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插手。这就为在新四军部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至于新四军的具体编组问题，有一个谈判的变化过程。11月6日，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电报中提出，新四军应“编两师四旅八团” 。12月14日，毛泽东和项英在致叶挺电报中又提出设2个纵队、7个支队。但当时均没有达成协议，没有定下来。直到12月下旬，项英带着党中央、毛泽东的意图到达武汉，又同国民党当局谈判。12月27日，项英在致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称：“四军编制为四个支队，支队等于旅” 。第二天，毛泽东复电项英：“同意编四个支队” ，一锤定音。至此，新四军的具体编组才最后确定下来。综上所述可见，对指导谈判、确立新四军具体编组的过程，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和斗争策略上的灵活性。即：这支武装必须由共产党绝对领导，国民党方面不要插入任何人;至于要不要师、纵队的名义，编支队还是设旅，那都是次要的问题。

　　二、配备好新四军领导干部

　　要谁来领导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这支队伍?毛泽东同志是极为重视的，慎重选择的。1937年9月，国共两党就统一整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为1个军，开赴华中敌后抗战达成协议。但由谁来领导这支队伍?国共两党在谈判中出现了严重分歧。开始国民党方面打算派陈诚或张发奎来指挥，中共方面不同意;中共方面最初曾考虑由叶剑英担任军长，但国民党方面又不同意。恰在此时，十年前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北伐名将叶挺回到国内，他表示愿意领导这个军，并提议改编后的番号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由蒋介石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当时，蒋介石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是其别有企图的。蒋介石认为，叶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即脱离共产党，借此机会可乘机拉拢叶挺，企图把这支队伍抓到自己的手中。当潘汉年将叶挺任新四军军长的信息汇报到延安时，毛泽东和张闻天并未立即表态，而是于10月19日致电在南京的秦邦宪、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取得何应钦同意)” 。10月21日，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叶挺表示愿意赴延安“面陈”，“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问题致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中，还讲到：叶挺是否任新四军军长，尚“待考虑”，“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直到11月初，叶挺到达延安，毛泽东同他谈话，听取他作出虽“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保证后，才正式表示同意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并在第二天为叶挺举行了欢迎大会。

　　新四军创建之初，毛泽东除对军和支队领导人的配备极为关注外，还要中央组织部、军委总政治部调集了一批原主力红军的师、团干部，担任新四军机关有关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一批包括：原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赖传珠、原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原军委第二局副局长胡立教、原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局局长宋裕和、原中共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部长李一氓等人。这样，军部机关的重要部门，都有来自主力红军的干部担任领导。这对机关业务部门的迅速建立、工作的开展和发扬红军优良传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从抗大抽调了一批原在主力红军工作过的师、团、营职干部，加强新四军支队、团、营的领导力量。如原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胡发坚、原红一军团师政治委员刘炎、原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副师长王必成、原红军团长张道庸(陶勇)等人，就是第一批来到新四军的干部。这些来自原主力红军的干部，领导部队建设和指挥作战的经验丰富，又在抗大学习过，所以，他们在军部各自的岗位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深入敌人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的中心任务。毛泽东第一个“五四”指示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1939年周恩来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到达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与新四军领导商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十二字方针。周恩来又提出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三个原则：“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项英因对全局缺乏了解，较多强调华中的特殊性，说华中敌后大部分是湖沼水网地区，国民党与华北也不同等等。毛泽东第二个“五四”指示中，针对项英 “华中特殊”的不当观点，指出：“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丘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或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毛泽东一再强调指出，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日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战略地位。“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第一个“五四”指示还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此外，毛泽东还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书，当时已成为中国军民打击日伪军，特别是敌后各战场争相学习、并且广泛运用的法宝。实践证明，新四军在华中敌后长期与日伪军进行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中，都是以游击战的灵活战法，粉碎了敌人扫荡、清乡、蚕食的计划，达到集小胜为大胜、进而获得最后胜利之目的。

　　毛泽东同样非常重视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他风趣地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这个深入浅出的比喻，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指引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创建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等八块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25.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420余万，有力地牵制和大量地歼灭了日伪军，对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四、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针锋相对地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作斗争

　　毛泽东说过：“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统一战线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有四种情况：一是先奏后斩，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二是先斩后奏，例如发展20余万军队;三是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国民党暂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辖区议会之类;四是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毛泽东第二个“五四”指示中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持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要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实行针锋相对的政策，贯彻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陈毅在七大的专题发言中，讲到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时说：“我们的军部采取了无条件的让步政策，可耻的让步政策，造成了精神上对国民党的屈服，没有公开起来反抗的勇气，这一点是最大的失败，皖南事变为什么造成一个血海呢?主要的原因就在这一点。”在讲到党内有一个紧箍咒，有一个教条时，他说，这就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无原则的处处“迁就”国民党。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根本政策，这一政策执行的好与坏，关系到新四军在华中的兴衰存亡。项英因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思想影响，在发展抗日武装等工作上强调“合法”，即合国民党的法;在向敌后发展时“画地为牢”;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方面，强调要经上级“批准”、“委任”;在国民党的挑衅摩擦面前，主张“退让”……总之，只敢做国民党允许做的事，没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致造成皖南事变的最后失败。皖南事变后，毛泽东于1941年5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指出：“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这给全党同志敲了警钟，进一步地擦亮了全党同志的眼睛，坚定了全党同志的胜利信心。

　　毛泽东对新四军的组建和初创时期取得的成就，都镌刻在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上，它为开展华中敌后抗战，为新四军尔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