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的抗战岁月：确曾率200人伏击日军
来源：   2015-06-05 15:20:20

　　牺盟会在汾阳的活动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是于1936年9月成立的，会长由阎锡山担任。同年10月7日，薄一波来到山西，提议并经阎锡山同意，改组牺盟会领导机构，使其名义上为阎锡山组织，实际上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1936年冬开始，改组后的牺盟会先后主办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训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13个干部训练机构，培训了大批干部。其中，1936年12月开办的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的1600名学员在集训后被派往全省各地发动群众抗日救亡。

　　牺盟会在汾阳的活动就是从1937年1月牺盟会派临时村政协助员来汾后开始，1940年春牺盟会完成其历史使命宣布撤销后结束的。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牺盟会在汾阳的活动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村政协助员来汾，牺盟汾阳分会初建，汾阳南、北两个县级牺盟组织并存以及全县牺盟组织重新统一。前两个阶段中，由于中共汾阳地方组织处于恢复时期，党的力量十分薄弱，汾阳牺盟组织成为全县人民进行抗日救亡工作的组织核心;后两个阶段中，即1938年5月以后，中共汾阳地方组织逐步发展壮大，汾阳牺盟组织在中共汾阳地方组织统一领导下，积极开展了抗日救亡工作。

　　总之，汾阳牺盟组织始终以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为宗旨，以牺盟会合法身份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反贪、反霸、减租减息，推行合理负担;筹集军粮、军费，开展各项劳军活动;组织自卫队、游击队等群众武装，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保家卫国。这一名为阎锡山组织、实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因其主张顺应国情，深得民心，发展之速超乎寻常，到1939年晋西事变前，全县五个区的大多数村镇、学校都建立了牺盟支部、小组以及农、青、妇救会等基层组织，会员发展到1万余人，成为抗战初期汾阳县境内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尤其在中共汾阳地方组织重建初期，在

　　村政协助员来汾，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卓有成效

　　1937年1月，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派黄桂馨、康守信、李静毅、景西蒙等八九个临时村政协助员到汾阳工作。他们名义上是协助村长办理政务，实际上是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黄桂馨等来汾后，立即分头深入学校、厂店及全县五个区的广大农村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他们运用牺盟总会发的小册子、传单等瓷料列举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大量罪行;举办农民夜校，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全中国的阴谋，使广大人民群众懂得了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只有组织起来一致抗日才是中华民族唯一出路的道理。村政协助员的宣传活动，唤醒了广大群众的民族觉悟，许多青年、教师、学生以及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投入到宣传队伍的行列，在全县范围内很快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高潮。

　　尤其是县城内，宣传活动更具规模，河汾中学进步师生在村政协助员指导下组织起读书小组，阅读和宣传《生活周刊》、《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大纲》等进步书刊。通过办墙报、举办辩论会等形式宣传抗日主张，批判亡国论。金校实行了“童子军”训练，开展抗日爱国教育，号召广大师生为国家生存、民族兴盛随时准备投笔从戎。在村政协助员组织下，河汾中学、铭义中学以及县立高小师生多次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动员民众参加抗日。他们打着红旗，佩戴“雪耻救国”臂章，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革命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抗战到底，抗日必胜”等口号，边游行，边深入商店查禁、焚烧日货，曾捣毁专门经销日货的商店两处。

　　群众广泛发动起来后，村政协助员在教师、学生、工人、店员、农民及各界进步人士中发展牺盟会员，所发展的会员每10人编成一组，称作“十人团”，从而为汾阳县牺盟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村政协助员动员青年学生报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训练班，经考试，王骞等40余名青年被录取，他们参加国民兵军官教导九团在忻县举办的训练班学习，培训后，大部分人由此走上革命道路。村政协助员在农村发展牺盟会员的基础上，在石庄、南广城、阳泉、三泉、田屯、阳城、南偏城、杏花、罗城、小相等20多个村组建了自卫队。村政协助员在汾阳工作了4个多月后，圆满地完成了牺盟总会交付的使命返回太原，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牺盟汾阳分会建立，各项抗日救亡工作全面展开

　　1937年7月上旬，山西牺盟会派特派员聂鲁质来汾工作，同时任命的特派员还有黄桂馨、李静毅、阎景春3人。聂鲁质来汾后，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汾阳分会，牺盟汾阳分会直属山西牺盟总会领导，由特派员负责，下设秘书、宣传、组织等工作机构。10月，李静毅、阎景春、聂鲁质调离汾阳，山西牺盟会派特派员葛向明任牺盟汾阳分会秘书。12月，中共晋西特委派温克敏到汾阳三区一带以牺盟特派员的身份开展党的秘密工作。这段时间，牺盟汾阳分会在二、三、五3个区建立了牺盟区分会。1938年2月17日，日军侵占了汾阳县城，至同年5月，牺盟汾阳分会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牺盟汾阳分会在初建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深入持久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7年7月下旬，牺盟汾阳分会刚刚成立便举办了一期会员集训班，参加集训的会员大多数是中小学教师。集训班由牺盟特派员报告抗战形势，讲解牺盟会的组织建设、任务、宗旨及会员的权利和义务，讲述共产党的各项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等。集训班结束后，会员们分赴全县各个村镇，有的深入庭院，有的借农村集会之机，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使群众的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救国呼声遍及汾阳城乡。特派员聂鲁质等在县城内多次召开时局形势讲演会，报告日军侵华史实、东北沦陷惨景、华北告急危机，号召民众参加牺盟会，组织起来，共同抗日。河汾中学有80%以上的师生加入牺盟会，并组建了牺盟河中支部。当汾阳师生抗日游击队组建时，该校不少会员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1938年1月，牺盟汾阳分会秘书葛向明特意邀请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萧华到河中礼堂在牺盟汾阳分会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作抗战报告。萧华对当时抗战形势进行了分析，对敌我力量进行了对比，指出抗战前途，联系汾阳实际批驳了投降派的亡国论调。

　　2.发动群众反奸除霸，推行合理负担政策，开展减租减息工作。1937年10月，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带领傅钟、陆定一、黄镇等政治部、宣传部、民运部的一些同志和韦国清带领的总部教导大队来到汾阳。在邓小平指示下，八路军总部和随营学校派出大批干部组成地方工作团，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工作。牺盟汾阳分会在葛向明领导下，在八路军地方工作团的配合、支持下，扩大区、村牺盟会组织，宣传党的各项抗日主张，群众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迫使

　　阎政权汾阳县长陈鸿宾召开军政民联合会议，讨论合理负担，减租减息。会上，葛向明针对官僚政客、官商、地主、劣绅一派人竭力反对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的行为和“二五减租减息是共产党的政策，我们不执行”的反动论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实行合理负担和二五减租减息是阎长官的主张，是民族革命纲领中明确规定了的;一个中华民族子孙，在国难当头之际都应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和日军决一死战;头可断，血可流，民族气节不可丢，日军不打倒，国亡家难存。牺盟汾阳分会一方面与官僚、地主斗争。一方面与八路军地方工作团相互配合，在三区和五区的三泉、义丰、南广城、杨家庄、尚文、牧庄、张家堡、马家社、坡头、宋家庄等村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试点工作，大部分村废除了按人口摊派，改为按地亩摊派。同时对个别坚持反共立场的村政权进行了改选，从群众中推选出大家拥护的爱国分子担任村长，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贫苦农民抗日的积极性，拥护牺盟会主张的积极分子日益增多。

　　3.筹集军粮、军费，开展各项劳军工作，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分别于1937年11月、1938年1月驻汾，汾阳阎政权对筹集军饷百般刁难，牺盟汾阳分会在葛向明领导下，在与阎政权进行合理合法斗争的同时，将合理负担政策付诸实施，千方百计为部队筹粮筹款。三泉镇一爱国商人深为牺盟会的宣传和合理负担政策所感，自愿献出100石粮食，并将用100块大洋买的一支三号小手枪和20发子弹赠送给一二师三五八旅锄奸科长裴周玉。1937年11月7日。周恩来率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人员向临汾转移途中曾住汾3天，周恩来亲自从栗家庄进城，对牺盟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牺盟汾阳分会根据周恩来“收集溃兵散枪和一切资财，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于11月8日组织了一批民工协助随校干部、学员将城内兵站的粮食、棉花运到部队驻地。在牺盟汾阳分会的统一部署下，农、青、妇等各基层救国会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特别是在部队驻地，各项劳军工作搞得热火朝天，有的发动群众为部队磨面、碾米、蒸馒头、烙大饼，有的动员妇女做军鞋、缝粮袋、子弹袋，有的组织青壮年扎担架、送情报……牺盟汾阳分会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的成效也十分显著，据统计，从1937年8月到12月，先后组织、动员了2000余名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军。1937年12月，根据周恩来向中共山西省委提出“20天扩兵3000人”的号召，牺盟汾阳分会的各级基层组织配合动员会、协助八路军扩军，仅五六天时间就在三、五区一带动员了1400余名青壮年报名参军，补充到八路军一二师部队。

　　4.组建自卫队、游击队等农民武装。1937年7月，张家庄牺盟会员袁德良等根据牺盟汾阳分会的指示，将石庄等村自卫队组建为抗日游击队，队员300余人，由康守信、袁德良负责。8月，命名为晋西游击队二支队四中队，队员编为五个区队，支队派徐海清任队长、王维曼任指导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整顿后。二支队改名为八路军特务团。随后向晋南进发，在临汾改编为八路军炮兵团。此外，还有峪道河抗日自卫队，冀村抗日自卫队，汾阳师生抗日游击队，汾阳游击第三、第四支队，汾阳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山区自卫队等。这些农民武装组建后，在开展反奸反霸、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正规部队扩充兵员创造了条件。

　　日军侵占汾阳县城，牺盟组织形成南北分隔局面

　　1938年2月，牺盟汾阳分会由山西牺盟总会直接领导改属牺盟洪赵中心区领导。本月17日，日军侵占了汾阳县城，牺盟汾阳分会的领导人随同汾阳县人民武装自卫队转移到岚县。至1938年5月，汾阳的牺盟活动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此后，牺盟会在汾阳的活动因县城的沦陷被分割成两部分：活动在南部地区的牺盟汾阳分会仍属牺盟洪赵中心区领导，牺盟汾北分会则属牺盟太原中心区领导，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1940年2月统一的中共汾阳县委建立。

　　1938年5月，中共晋西南省委派柳林任中共汾阳县委书记，马杰任组织部长，温克敏任宣传部长。7月，牺盟洪赵中心区派特派员郭士杰任牺盟汾阳分会秘书，分会地址在三区的南马庄。8月2日，日军血洗南马庄后，牺盟汾阳分会与中共汾阳县委、汾阳县动委会一齐撤到孝义境内，后转移到汾阳二区的北船头村。本月中旬，中共汾阳县委与中共孝义县委合并为中共汾孝中心县委，在汾阳南部地区开展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工作。

　　牺盟汾阳分会驻地由南马庄转移到北船头后，借助汾阳二区和孝义、介休、平遥三县平川接壤，回旋余地较大，日伪鞭长莫及，反动统治较为薄弱的有利条件，很快打开工作局面，迅速发展壮大。到1938年年底，已在79个村中建起牺盟小组296个，发展会员4840余人，县分会的工作人员由原来的十几人扩大到40余人。在此基础上，重新组建了二区、三区两个牺盟区分会。与此同时，其他敌占区的牺盟会员、进步青年纷纷跑到二区，不少抗日，爱国人士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也陆续投奔二区，如汾阳城内牛宅子弟牛新模(胡平)、国民党爱国人士郭炳林、汾阳基督教公理会派田屯的传教士刘向甫等抛掉富家安逸生活、丢弃优厚待遇，先后来到二区投身革命。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在汾阳南部地区很快掀的起新的高潮。

　　群众广泛发动起来后，牺盟汾阳分会运用举办训练班的形式，培养抗日干部，组建各界抗日救国组织，并通过民主选举的办法选出各救国会领导。训练班由中心县委和县牺盟会领导讲课，介绍抗战形势，讲述统一战线的意义以及怎样发动、组织群众，如何开展反奸、反霸斗争，实行合理负担政策等;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学习《论持久战》。妇女训练班还增加了妇运史知识，从而为各界救国会的建立打下了基础。1939年春，汾阳县青年抗日救国会成立，武振国任秘书;7月，汾阳县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姜克任秘书;紧接着，汾阳县农民抗日救国会成立，李生任秘书。随后，在二区、三区成立了区、村两级青、妇、农救国会。各抗日救国会在牺盟汾阳分会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协作，配合工作，使各项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工作顺利开展。农救会组织群众变工互助，发展生产，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推行合理负担政策。青救会建立了情报小组、锄奸小组、秘密民兵游击小组，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妇救会在各村组织了妇女识字班，教唱革命歌曲，讲解妇女求解放和男女平等道理，启发阶级觉悟;教育妇女关心国家兴亡，劝夫送子参军;调解家庭纠纷，处理婆媳关系;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组织妇女做军衣、军鞋，缝手套、子弹袋、粮袋;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政掌权，投身抗日队伍。到1940年春汾阳南北合并时，脱产的妇女干部已有30余人。

　　进入1939年以后，阎锡山的反共降日活动步步加紧，对牺盟会的活动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特别是晋西事变前后，顽固派甚嚣尘上，似有黑云压城之势，牺盟汾阳分会在中心县委领导下，团结和组织各阶层群众积极投入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反顽斗争中。一是加强对牺盟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干部的训练，学习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以及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等，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当时反投降的严峻形势，认识到打击顽固势力的必要性。二是清理内部，巩固抗日阵营，不使堡垒从内部攻破。撤销了思想动摇的二区区委书记赵民生的职务，清除了混入牺盟干部队伍中的顽固分子曲得先。三是组建游击队。1939年11月，中共晋西南区党委派肖平、中共汾孝中心县委派孝义游击队指导员李云及王玉来等3名队员来汾，在田屯、阳城、官村等几个由青救会组织的秘密民兵小组的基础上组建了汾阳县游击队。晋西事变发生后，游击队在由中心县委宣传委员柳林、牺盟汾阳分会特派员郭士杰、汾阳二区区长李琪组成的临时反顽斗争指挥部领导下抓汉奸、捉敌探、围剿哗变分子，抓捕、处决了区村政权中的一些反共顽固分子。

　　牺盟汾阳分会转移到二区后，由于被日军占领的县城所隔，停止了对汾北地区牺盟工作的领导。1939年1月，牺盟太原中心区派特派员华国锋等4人来汾，在熬坡村组建了由华国锋任秘书的牺盟汾北县分会。3月25日，华国锋等参加秋林会议并从此离开汾阳。10月，牺盟太原中心区又委任郝俊耀为牺盟汾北县分会秘书。牺盟汾北县分会虽然时断时续，但这一带山高林密，沟壑丛深，地形复杂，日军不敢轻易骚扰，伪政权组织也难以立脚，所以，牺盟区村级基层组织一直未遭到破坏。更为有利的因素是有党的领导和政、军等作为坚强的后盾，使汾阳北部地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工作迅速发展。

　　1938年3月，战动总会游击一支队政治部派工作团来到汾阳北部地区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工作很快掀起高潮。一是抗战宣传工作别开生面。工作团在区村农、青、妇救会的基础上，组建了人民救国会。4月，当工作团决定创办宣传党的政策、指示、报道抗战胜利消息，揭露日军罪行的《真实报》时，救国会说服董寺村爱国民主人士李忠贤献出一架油印机;做通杏花村商人梁文俊的思想工作，为报社密购纸张、油墨、腊纸等;动员小学教师王德斋担任小报主编。

　　10月10日，救国会按照工作团部署在小相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集会，到场群众一万余人，会场悬灯结彩、鼓乐震耳、标语满墙、传单如雪、讲演激昂、口号冲天。会后，群众提灯游行，抗议日伪黑暗统治。二是反奸反霸斗争广泛展开。救国会以工作团为后盾。与各村奸霸势力展开斗争。为了杀一儆百，在太平村召开群众大会，控拆、宣布奸霸罪行，当场镇压了为日军效劳、与人民为敌的太平村伪村长解伍儿，狠杀了日伪嚣张气焰，大鼓了群众抗日斗志。自卫队还配合工作团剿灭了几股据山为匪、祸害百姓的国民党溃兵。三是经济斗争颇有成效。救国会紧密配合工作团，在执行合理负担政策的同时，村村成立起募捐小组，动员富户献粮、捐款;组织了一批人员，利用各自的关系，冲破敌人封锁，筹集、采购药材、布匹等各种军需品。为了粉碎日军的经济封锁，抵制日伪货币，救国会协助工作团印制、发行了“村币”，该币在四、五区一带一直使用到1940年八路军晋西北农民银行发行边币止。四是党的工作秘密进行。工作团秘密发展各救会领导骨干和进步群众为中共党员，在条件具备的村里建立了党支部、党小组。

　　汾阳县抗日政府成立后，人民群众有了自己的政权保障。1938年4月，汾阳县抗日政府在头道川成立，钟善云、王子承先后担任县长。随后建立了区村抗日政权并组织群众生产，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举办抗日学校等。人民群众有了自己的政权后初步尝到了主人翁的滋味，各项抗日救亡工作更加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1938年5月，中共文交工委转移到汾阳北部边山地区开辟党的工作。12月，中共汾北工委组建，翌年3月，改称中共汾北县委，王振东任书记。县级党组织建立后，使政权、群团组织有了领导核心，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进一步提高了全民抗战的勇气。

　　从1938年1月到1940年初，先后在汾北驻扎、活动的新军部队有工卫总队四大队游击队、战动总会游击一支队、决死四纵队武工卫、决死四纵队十一总队、决死二纵队游击六团、决死二纵队游击三团。部队保护了人民，人民支援了部队。汾北党、政、群各级组织发动群众为部队征运粮食，动员妇女缝军衣、做军鞋，组织自卫队毁路拆桥、锯电杆、剪电线，配合部队袭扰日伪据点，伏击外出之敌，协助部队办修械所，不少青壮年就地参加了抗日部队。

　　193g年1月，山西牺盟总会太原中心区派特派员华国锋及张志贤、陈巨和、李广谦来到汾北，组建了牺盟汾北县分会，华国锋任分会秘书，分会地址在熬坡村。华国锋在汾虽仅短短的四个来月，但他的足迹踏遍了汾阳北部边山的每个山庄窝铺，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宣传抗日道理;整顿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各级群众抗日组织;动员群众囤积公粮支援部队，坚壁清野防敌扫荡;组建自卫队，土法造地雷，曾带领自卫队员在开垣庄村东口儿摆下地雷阵，炸跑到边山抢掠群众财物的驻罗城据点日伪军。群众印象最深的是1939年3月中旬的一天，华国锋等组织边山各村自卫队员200余人趁夜破坏了罗城段2公里长的太汾公路，配合保安支队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3月25日，华国锋等4人受牺盟太原中心区委派参加秋林会议，并从此调离汾阳，然而，牺盟汾北分会的基层组织却从未停止过活动。

　　反顽斗争开始后，中共汾北县委、汾阳县抗日政府、驻汾新军及各群众组织、自卫队、游击队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使顽固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先后在霍头、青堆、高家庄、大会头等村消灭了白太冲、董守奎、史全柏、田株等几股阎顽反动武装;在上庙、窑头一带全歼了进犯汾北的“武装突击队”。与此同时，配合汾南党、群组织抓捕、处决了地方上的一批阎顽反动骨干分子，镇压了县政府成员中勾结阎锡山派来的视察员、攻击党的主张和破坏抗日的国民党员冯佑泉、樊鲁哉。到1939年12月底，全县的反顽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统一的中共汾阳县委成立，牺盟活动结束南北分隔局面

　　1940年2月，根据晋南区党委决定，汾阳南部地区党组织与中共汾北县委合并，组成了统一的中共汾阳县委，柳林任县委书记，同时重新组建了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汾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仍由王子承担任，从此结束了汾阳牺盟组织南北分隔的局面，成立了统一的牺盟汾阳分会，分会秘书由郭士杰担任，属牺盟太原中心区领导，驻地与县委、县政府同在三道川的王家社。汾阳统一的党、政、群组织建立后，根据当时形势，结合地理状况，打破阎政权旧区划，将全县由5个区改划为7个区。

　　牺盟汾阳分会的基层组织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全县除一区为敌占区(城关区)，新建立了二、三、四、五、六、七6个区分会和6个区农、青、妇救会、以及县农救会。这一阶段，牺盟会与阎锡山的关系完全脱离，各项抗日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序进展，特别是在开展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的“四大动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青救会员纷纷自愿报名参军，年仅14岁的西大王村张寿山，因二哥已为革命光荣牺牲，在父母不同意他参军的情况下。恳求二区妇救会秘书秦桂梅做通其父母的思想工作后，投身抗日队伍。

　　县妇救会宣传委员田更生在峪道河的一个村里，一夜间就动员了20余名青壮年参军。做军鞋中，妇救会采取有钱人家妇女除每人做一双外再摊派一定数量的布料，中等人家妇女自备鞋料做一双，贫穷人家妇女只出工做鞋的合理负担办法，发挥了主要骨干作用。献金、献粮主要是动员商人、老财和富裕人家主动捐献，对不愿捐献者，在摸清底子的情况下分派任务限期完成，然后组织群众，将献出的粮食和金、银、首饰、玉器、珠宝等集中到边山后运往晋西。董家庄支部书记侯忠敬在动员大会上当场拔下金牙，并把他多年从事镶牙职业积存下的金银全部献出。

　　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妇女当场献出戒指、耳环，北堡村妇救会员李娥，一人献出一只金戒指、两副银手镯和一条银项链。许多贫苦农民自己少吃没穿，却把省下的粮食捐献出来。褚家沟农民张志忠自家人吞糠咽菜，却献出小米50斤;向阳镇农会秘书王继伦卖了自家的母鸡献出5块银元……“四大动员”工作到1940年夏季结束，汾阳以献金银最多受到了晋西区党委、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表扬，不仅支援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而且为晋西北抗日新政权克服面临的财政困难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5月，牺盟汾阳分会根据山西牺盟总会于3月份在沁源召开的代表大会关手牺盟会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的精神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汾阳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从此，全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工作在抗联组织领导下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本文摘自《文史月刊》2006年第11期 作者：任秀琴 张富生 张小渠 原题为：牺盟会在汾阳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