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与抗日烽火中的兰州“八办”
来源：江苏党史网   2022-12-07 15:06:41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逐渐形成。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推动甘肃国共合作局面的尽快形成和营救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周恩来向党中央提出在兰州设立办事处，并先后从西安派吴鸿宾、张文彬前往兰州了解实际情况。1937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委派中共党员彭加伦等7 人前往兰州，向甘肃省代主席贺耀祖递交了周恩来、叶剑英的亲笔书信，以兰州市南滩街54号(今互助巷2 号)为工作地点，正式开始筹建红军联络处。主要负责工作的是彭加伦，故人们习惯称此处为“彭公馆”，负责营救被俘、流落的红西路军将士。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的协议，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游击队奉命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前线参加对日作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先后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长沙、桂林等地，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为了进一步推动甘肃地区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7 月29 日，谢觉哉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乘坐欧亚航空公司客机抵达兰州。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友,也是谢觉哉的同乡旧识,他为谢觉哉举办了十分隆重的欢迎晚宴。8 月25 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正式挂牌成立，不久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彭加伦任办事处主任。谢觉哉任中共中央代表，指导办事处工作。

　　兰州当时是通往新疆、苏联的唯一道路，同时也是苏联援华抗日的战略基地以及苏共和中共联系的一个联络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苏联党和人民大力援助中国抗战，派出志愿航空队来华对日作战，并在兰州建立了机场，设立了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以协调援华有关事宜。沟通中共中央与苏共的关系，传递重要文件和资料，负责来往人员的接待和各种军需物资的转运，都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工作。因为与苏联驻兰州代表机构联系日益增多，为了方便联络工作，谢觉哉报请党中央派会说俄语的干部来兰州帮助工作。中央考虑到伍修权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步兵学校和苏联远东司令部学习和工作多年，回国后又曾为军事顾问李德当过翻译，精通俄语，遂决定派伍修权来兰州，接替不通俄语的彭加伦担任办事处主任。1938年2月6日，伍修权从延安来到兰州，继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处长。从此，开始了他这段为期三年的战斗生活。办事处也于13日迁址于孝友街32号。同年秋天,谢觉哉返回延安工作。

　　伍修权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仍坚持红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全部活动经费每月才七、八百元(法币)。他和这里的每一位同志一样，不拿工资，每月只领取少量的补贴费，和大家一锅吃饭，一盆吃菜。无论多远的路，出门往返均是步行。

　　由于需要经常外出参加活动，伍修权不能总是身穿八路军服装。更因为要同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穿着不宜过于“寒酸”，伍修权就到估衣店买了一件旧的呢子大衣。买回来后一穿嫌小，但又无余钱重买合身的衣服，只好将就着穿。因为无法扣纽扣，只好总是敞着怀，不知内情的人看见他如此这般，还挺“潇洒”的，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深入各界搞统战

　　伍修权接任办事处主任后，随即由谢觉哉陪同遍访兰州国民党军政要人和各界知名人士。他首先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12月，国民党最高当局免除了贺耀祖的甘肃省政府代主席职务，由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兼任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到任后，采取了许多反共、防共举措，解散爱国团体,查禁进步书刊,拘禁和监视爱国民主人士，极力压制民主运动。1938年4月，国民党第八战区、甘肃省政府及省党部联合组成图书审查委员会，一下子查禁了80多种图书和20来种期刊，其中包括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伍修权为此多次去找朱绍良和所谓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头目们进行交涉，严词质询他们的无理行径。伍修权一面据理力争，一面迅速将这一情况上报给党中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直接致电朱绍良问询此事，迫使他们将《解放日报》等一批革命和进步刊物解禁。

　　朱绍良不但在白区内推行种种反动措施，而且还多次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边界上挑起磨擦事件。事件大都发生在国共两党所属部队之间，往往由伍修权代表八路军出面同国民党军政当局交涉。1939年3月，庆阳合水区的国民党区长阻挠八路军正常的物资采购活动，而且还扣押八路军采买员和随行的八路军连长的武器，甚至公然伏击八路军官兵，迫使八路军活捉了国民党区长。为驳斥国民党方面对八路军的诬蔑不实之词，伍修权答复甘肃省政府说：“关于含水王区长被押一事，其真相为八路军警备七团采买上士一名赴含水三区购买粮食，请求王区长协助，该区长不但不协助，反骂八路军是土匪，将上士缴械，连长闻讯赶来，又将连长缴械。因而营长带一队人索取枪械，不料王区长竟指挥保安队向其放枪，并投手榴弹数枚，在王区长想趁机逃走时被营长捉住了。”

　　当年4月，伍修权在回复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的又一次无理污蔑时，直接去函朱绍良说：“(朱)主席钧鉴：昨接本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急电称：关于本军在庆阳等处禁止友方设防空哨事，真相实非如此，因当时友方人员既无函件又不说明理由，后已准其设置防空哨矣。”在解决国民党挑起的边区磨擦事件中，伍修权根据斗争的不同情况，坚持原则立场，灵活运用我党正确的方针策略，善于使用“官话”机智地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伍修权在工作中，努力贯彻党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在国民党甘肃地方官员和上层民主人士中大力开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推动了甘肃地方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他利用一切机会同国民党方面军政人员和地方士绅进行较多的个人接触，阐明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和主张，说服、争取和团结一切支持民主拥护抗日的社会阶层和个人。在办事处同志的争取下，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同共产党、八路军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他曾借助自己的社会地位，保护过八路军有关人员，还把他的二女儿邓友梅送去延安学习，参加革命工作。邓宝珊部下的一个团长杜汉三倾向进步，经常到办事处与谢老、伍修权交谈，主动要求参加抗日工作，还多次邀请办事处派人到他的团里去做演讲和政治工作。甘肃民政厅厅长施奎龄是周恩来南开中学时期的同学，一直倾向联共抗日。1939年周恩来赴苏联治病途经兰州时，曾特地在办事处与施奎龄会面详谈。国民党第八战区参谋长章亮琛、国民党派驻兰州的外交特派员李铁铮、第八战区经济委员张效良和甘肃省政府参议杨干丞等都和伍修权及办事处经常来往，彼此间十分友好融洽。李铁铮当时虽然年轻，但有一定的政治见解，愿意接近中共方面的人员，经常到办事处听伍修权讲些革命和抗日的道理，每次举办的“时事座谈会”他都参加。伍修权本想请他在外交方面为抗战多做些有益工作，但不久李铁铮调离兰州，出任中国第一任驻泰国大使，并一直留在国外。新中国成立后，李铁铮毅然回到祖国，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领导工作。欧亚航空公司技师樊景润积极要求加入中共，经上级批准成为一名特别党员，直接与办事处保持秘密联系。还有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思想比较开明，在与办事处的来往中，为抗日做了一些工作。除此，伍修权还很重视与地方绅士如张维、水梓以及民族宗教人士如马凤图等人的交往，向他们阐明中共的政策和主张，不仅使他们愿意同办事处接触，同时也吸引并团结他们成为中共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训练办事处人员

　　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从敌后根据地里出来的“土八路”以及八路军基层部队中的青年战士，革命觉悟都很高，但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有的同志长期在红军和八路军工作，过惯了部队生活，一时之间不太习惯在国统区搞统战工作，不熟悉新环境下办事处工作的具体特点，遇到困难容易产生畏难情绪。伍修权遵照党中央有关指示，加强对全体工作人员政治学习的领导，教育大家坚持原则，学会斗争策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在统战工作中，首先应尊重他人的意见(即或他人的意见是不对的)，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人家对我们的尊重和信任，以致放弃他自己的不妥当的意见。”“说服人家要有耐心，交涉事情十天半月也要忍耐，急躁的结果反不能得手。”“对长者要尊重，对(友军)长官要谦虚谨慎。对友军的下级则表示诚恳。”伍修权还以实例要求大家学会识别和对付某些“口是心非”甚至“人面兽心”的人，办事处的同志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开始时也曾闹过一些小笑话。例如办事处要求“要热情接待来访的国民党官方人士，主动为他们接挂衣帽”，有的小服务员却在客人刚进门时就一把抢过人家头上的帽子，常常将对方吓一大跳。伍修权为此专门制定了办事处人员工作细则，对他们提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要求，强调既要坚持共产党的原则和立场，又要掌握基本礼节，善于待人接物，并且在方法上机动灵活。后经过礼仪训练，大家都知道怎样去做了。

　　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在办事处不仅负责内部行政事务和生活管理工作，还积极参加了对民主人士家属的统战工作，很快熟悉了同妇女界名流和国民党官僚太太小姐们打交道的诀窍。在她的带动和支持下，妇女界不少人都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有的解放后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切转化，无不浸透着谢老和伍修权等人的心血。

　　救助西路军战士

　　营救西路军也是“八办”的主要任务之一。1936年12月，红军西路军越过黄河西进，在河西走廊遭到马家军部队的攻击。西路军指战员在严寒、饥饿和强敌的夹击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不少干部和战士被马家军俘虏后押送到青海，一些伤病员流散在河西走廊各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依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一面向贺耀祖、朱绍良、马步芳、马步青据理力争，营救被俘人员，一面派人在武威、张掖等地寻找和收容失散的西路军干部和战士，先后找到和营救了1000多名散落在张掖,被迫做苦力的西路军战士。西路军连长蔡光波用米汤写成密信,请求办事处设法营救关押在张掖监狱的8名西路军干部,谢觉哉在兰州奔走无果，遂电请朱德、彭德怀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正、副司令的名义向蒋介石交涉,终于将他们全部救出。1937年底,马步芳将被俘的1500多名西路军战士编成“新兵团”,准备送往河南补充国民党第一战区卫立煌部队。谢觉哉在兰州设法阻拦营救，后又协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将他们解救出来，安全送到延安。

　　伍修权正式到办事处上任时，对整批的失散西路军的营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但是仍然有一部分零散的西路军指战员几经辗转来到兰州，找到办事处要求归队。这些同志在战斗失利后，几乎人人都历经磨难、九死一生，才从河西和青海等地陆续逃出，沿途靠着打零工、卖水甚至当乞丐糊口求生。

　　好不容易与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的这些西路军战士，一个个形容枯槁、蓬头垢面，满身都是伤病。办事处工作人员立刻组织他们洗澡理发，更换合身衣服，治疗伤病，在精神上给予安慰。同时给他们讲解当前形势，组织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党的最新文件。收容归队工作一直持续到1940年，前后一共接收过2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普通战士，也有少部分是连、排、营、团干部。比较集中的一批是1939年秋，马步青将被俘的100多名伤残红军放出，交给八路军办事处。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办事处确实很难将这批同志一一收容归队，一时之间也无法将他们送到解放区，在此情况下，只得根据党中央指示，除留下少数干部转送延安，回到革命队伍外，大部分通过动员，发给少量路费，让他们各回原籍。他们多数人都服从了组织决定，只有少数同志因伤病行动不便或其他原因就地定居，未能返乡。

　　每当伍修权回想起他们，心中就深感不安，一直想在有生之年找个机会重返兰州，查询和了解当年流落在甘、青一带的原西路军同志的情况并做一点补救工作，好使这些同志在艰辛生活几十年后有一个比较安适的晚年。 1988年9月，伍修权带着这一心愿，与王定国相约来到兰州，走访了西宁和甘肃河西等地，看望了在当地的原西路军同志，了解他们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回京后，伍修权与王定国共同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就照顾安抚这些老同志的生活待遇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尊重他们的意见，指示有关方面很快解决了这些问题。

　　救亡运动指挥所

　　对于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地位、作用，伍修权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看起来是在国统区中我党我军一个孤立的据点，它却是西北国统区救亡运动的一盏明灯。”当时，谢觉哉、伍修权和兰州办事处借助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人中间开展抗日宣传。谢觉哉还和伍修权利用一些公开集会，口头宣传中共的正确主张。在中共和一些进步人士的促进下，由兰州的农民银行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的负责人出面，定期举办每周一次的时事座谈会，一起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民主义与抗日救国”“怎样保卫西北”“怎样领导民运”等诸多重要问题。谢觉哉和伍修权不仅每次座谈都会参加，还每次都积极发言，回答问题和做总结性讲话。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活动极大地吸引了当地的爱国人士，特别是进步知识青年。一批一批的青年学生、教师和职员来到办事处找谢觉哉和伍修权交谈请教，表达自己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崇敬和信任，听取他们对当前时局的见解。对于这些热情的爱国者，伍修权来者不拒，一律以诚相待，对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动给予热烈的鼓励和支持。后来在甘肃地下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根据这些积极分子的志愿和要求，并考查了他们个人的情况，由办事处作出安排和介绍，有时还派人专程护送，将他们分批选送到延安，有的进入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有的直接前往抗日前线。他们中的不少人经受住了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后来陆续成长为党的重要干部。

　　随着兰州办事处的宣传和推动，当地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甘肃青年抗战团”“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妇女慰劳会”“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联合剧团”等。各团体的骨干分子也大都是共产党员或靠拢中共的进步青年。以回族青年杨静仁等为骨干的少数民族组织“回民教育促进会”和“伊斯兰学会”也搞得十分活跃。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关心帮助下，他们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后来分别去了延安。

　　当时，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提出了“创办刊物，改造舆论”的工作方针，选派和推荐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创办了一批各有特色的大小刊物。其中主要有共产党员刘日修主编的《西北青年》，共产党员邢华编辑的《妇女旬刊》，青年作家吴渤(即白危)主编的《战号》，杨静仁等编辑的民族刊物《回声》，著名学者顾颉刚主编的通俗刊物《老百姓》，还有《热血》《甘院学生》《抗战》等。共产党员丛德滋等在从事紧张的地下工作的同时，还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创办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民众通讯》，专门为各家报刊提供新闻稿。除了以上这些刊物，办事处还从外地邀请来著名文化人萧军、塞克等，由他们分别主编了《甘肃民国日报》副刊《西北文艺》《剧运》等，借用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救国。

　　在谢觉哉和伍修权领导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关心支持下，兰州开设了“兰州书报社”和“生活书店”分店，公开和半公开销售中共出版的《新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革命书刊和其他多种进步刊物。其中，有许多书报是由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交通员从西安长途运来兰州的。

　　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赞助下，兰州先后出现了好几个引人注目的文艺演出团体，如“血花剧团”“王氏兄妹剧团”“西北抗战剧团”“平津学生演剧团”等，积极开展革命文艺宣传。这些文艺团体在兰州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到前线去》《流亡三部曲》和《保卫卢沟桥》《烙痕》等剧目和歌曲，给兰州各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使兰州的抗日救亡活动达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

　　西北革命接待站

　　抗战时期，中国与苏联联系的一条主要交通线，是经由苏联阿拉木图至中国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再到甘肃兰州。兰州离中苏边境较近，因而成为中国的重要国际交通道。来去苏联的人员和苏联援助中国的大量物资都在兰州停留和中转，再转运至到全国各地。当时的兰州事实上成为一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国际联络站。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也成为沟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苏联联系的重要接待站和转运站。

　　伍修权在办事处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与苏联驻兰州的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保持联系。通过他们沟通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传递党的重要文件和情报，负责来往于中苏之间的人员的接待和各种物资的转运工作。苏联方面同办事处经常打交道的是军事代表阿基莫夫中将，他算得上是一个“中国通”，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大革命时，就曾来华当过冯玉祥将军的军事顾问。副代表是弗拉季米洛夫，他实际上主要搞情报工作，此后又作为塔斯社驻华记者(实际是共产国际的联络员)来到延安，还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孙平。伍修权同他们可以进行公开接触，直接联系和办理各项事务。苏联代表处举办的各种外事活动及重大节日的招待宴会，照例会邀请伍修权同各界的头面人物一同参加。当时办事处没有独立电台，还曾利用苏方的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苏联代表处的沙夫隆诺夫秘书也常来办事处。鉴于当时中共与苏共及共产国际的密切关系，办事处曾遵照党中央指示，向苏联代表处提供过一些情报。

　　许多同志从延安取道新疆去苏联开展工作或治病,往返都要经过兰州。伍修权任职期间，接待途经新疆往返苏联的中央领导同志有周恩来、邓颖超、王稼祥、任弼时、蔡畅、邓发、刘亚楼、李天佑、孔原、冯铉、陈昌浩等。1939年夏，周恩来在延安骑马跌伤，由邓颖超陪同去苏联治疗，伤愈后又于1940年春回国，来去都经由兰州办事处接待。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电影艺术家袁牧之也先后经由办事处安排去苏联学习和工作。

　　办事处接送从苏联回来的同志，采取了许多方式：通常由苏联方面将这些同志经乌鲁木齐用飞机或汽车送到兰州，先隐蔽在苏联代表处一段时间，然后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并约定具体交接时间，再用汽车将人送至办事处。伍修权和办事处的同志把他们安置下来后发给八路军的军衣和符号，再给每人安上适当的军衔和官职。因伍修权当时佩戴上校军衔，办事处工作人员军衔最小的是少尉，最高的是少校，这样他们对外便有了合法身份。有的同志如朝鲜人朱德海，汉语说得不太好，因此就给他挂一个比较高的军衔，再配上副官，这样与外人接触时，就由“副官”周旋应付，以免暴露真实身份。还有的同志如冯铉，苏联代表处用车把他送到郊外马路上，伍修权和一通讯员按约在此等候，冯下车后，便悄悄跟着伍修权走，并装作互不认识，跟到办事处大门口时，快速进到院内，以后再换装转移。

　　除做好上述工作外，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还负责接收和转运苏联援华物资。1937年冬至1938年夏,滕代远从苏联回国，携带几挺高射机枪，还有新疆支援的子弹和西药12车，高自力带来的皮衣和军火10车,都经兰州转运到陕甘宁边区。当时，苏联援华的医药品、马列主义书籍等物资和军事装备，一般由苏联方面用汽车运到兰州。到兰州后，办事处派人押运或领路运到延安。兰州通往西安的公路有一段刚好通过陕甘宁边区所管辖的长武县，车辆开到那里时，就将物资交给驻守在当地的八路军部队，由他们经庆阳送到延安。这项工作在当时是十分繁重的，但伍修权同办事处的同志却干得十分起劲，都觉得是为抗日前线直接贡献力量。

　　帮助地下党工作

　　当时，公开活动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对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甘肃工委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却又负有帮助和指导他们工作的责任。这样，兰州办事处就成了指导甘肃地下党组织活动的一处秘密堡垒：中共中央对甘肃工委的指示，都通过办事处向他们传达;甘肃工委给中央的报告，也经由办事处转报延安。办事处又通过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关系，给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安排了公开职务，掩护他们的地下活动。在伍修权支持下，还在办事处内为甘肃工委开办了培训干部的“党建训练班”，对一些地下党员和经过严峻斗争考验的党外积极分子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谢觉哉和伍修权亲自为他们讲课。办事处的工作为甘肃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力地推动着甘肃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坚持反共的“屠夫”谷正伦接任甘肃省主席。兰州局势日益紧张，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受到越来越严密的监视，处境愈加恶化。大门口有国民党警察和特务伪装的“修鞋摊”，一墙之隔有密探开设的“饭馆”，还有流动哨从房后的城墙上居高临下，整日窥探着办事处院内的情况。办事处的人员只要一外出便马上有特务跟踪盯梢。伍修权为甩掉“尾巴”，经常同他们开一点“小玩笑”：他常常一大早就急匆匆地走出办事处，引得特务赶紧跟上，他从南稍门一直不停地走到黄河边，可只是到那里去锻炼下身体，或者到黄河铁桥上转一转，弄得特务盲目跟踪，白跑一趟，非常狼狈。伍修权经常如此，特务一无所获，也不每天跟了。于是，趁着特务们放松的空档，伍修权抓紧同地下党同志接头联系，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回到办事处。每当有负责同志来往，特务们常常倾巢出动、遍布罗网，企图钻办事处的空子，破坏地下党与办事处的活动。尤其令人愤恨的是他们一再制造谣言、搬弄是非，无中生有地说“战区司令部破获刺客，八路军办事处派出的”“共产党在兰州潜伏有数千人”“八路军办事处要暴动”等等，以此诋毁和诬蔑共产党和办事处，使一些群众产生疑虑，也使某些进步人士不敢靠近办事处大门。

　　在国民党西北调统室搞的“共党详历表”中，伍修权也名列其中。表中注明他的职务是“十八集团军驻兰办事处主任”，活动规律是“常在闵家桥七号本宅开秘密会议”。可惜情报也并不准确，将“伍修权”的名字写成了“吴寿泉”，籍贯变成了“安徽”。早在伍修权由延安赴任兰州途中，当时正在西安负责统战工作的林伯渠为他写介绍信给当时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请他对伍修权在兰州的工作予以协助。林伯渠在写信时误将“伍”写为“吴”，正想重写，伍修权灵机一动，说：“算了吧，不如将错就错，索性连姓名也改了。”于是，林伯渠就用了几个音近字，把伍修权写成“吴寿泉”。到达兰州后，伍修权对外活动时一直用“吴寿泉”的名义。国民党方面对此一直不甚了然。三年多时间里，竟然一直不知“吴寿泉”就是伍修权。

　　在敌人的黑名单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如丛德滋、任震英等，但大多数系党外进步人士，甚至仅仅是党的同情者。

　　国民党反动当局为逼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同志，故意在经济生活方面“卡脖子”，一度卡住办事处的粮、油、蔬菜、煤炭、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又严禁周围的群众卖东西给办事处，迫使办事处有时不得不从西安运送粮米来兰州。环境虽然艰苦且严酷，但伍修权和办事处的同志仍坚持工作，还利用工余时间学习政治、文化，阅读书报。伍修权既是老师，又是学生，每晚教俄语或时事政治。在敌人百般监视、骚扰并不断破坏下，伍修权和办事处全体同志更加紧密团结，坚持同敌人战斗。

　　奉命离兰回延安

　　尽管兰州办事处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后仍努力坚持工作，但整个形势和处境已很不利了，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一些共产党人被捕杀。在此形势下，伍修权冒着危险与甘肃工委的领导同志秘密进行了交谈。为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他建议地下党组织隐蔽精干、积蓄力量，改变斗争方式，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甘肃工委很快作了布署，将一部分同志和工作重点转移到了陇南地区活动，敌人的重重包围和封锁并没有使办事处的工作停下来。直到毛泽东和朱德对新四军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和谈话，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皖南事变”的种种伎俩，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激烈对峙的局面才相对缓和下来。

　　1941年3月，伍修权接到调他回延安工作的命令。当时他妻子正怀着第三个孩子，即将临产，行动不便。经伍修权请示，准予孩子出生满月后再动身。4月28日，小孩出世了，为纪念孩子出生后起程，取名叫“望生”。直到这年5月底，他才离开兰州。

　　伍修权离兰时，组织上考虑他拖带着几个孩子路上不方便，建议留下一个孩子交给地方组织的同志代为抚养。原准备把大孩子曼曼留下，但怕她说话说漏了嘴让人知道是八路军的孩子，便决定把一岁多的二小子天福留下。收养他的正是当年掩护过罗云鹏等同志的罗扬实的家，罗家的老妈妈亲自负责照管这个孩子，还给取了个甘肃最普通的小名“尕娃”。那时，伍修权并不知道孩子转交给谁家，只知道组织派人将他送到一个同志家里。直到全国解放后，“尕娃”已是一个12岁的少年了，伍修权才知是罗奶奶抚养了他的孩子。对于这样的革命情谊和无私品格，伍修权说：‘我和我的全家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就这样。伍修权一家4口一起乘汽车从兰州到达西安。为了应付沿途国民党的纠缠，伍修权以八路军上校身份对外打交道。到西安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伍云甫处长热情接待了他们。为等车辆，直到7月初才乘上汽车通过蒋管区到达延安。

　　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自1937年5月设立，到1943年11月奉命撤销，历时共6年零5个月，其间主要工作大都在1937年至1939年间进行的。伍修权自1938年2月到兰州至1941年5月离兰，在这里工作了3年零3个月，这段时间正是办事处活动较多及国民党反动派两次反共高潮的最紧张时期。

　　办事处在党代表谢觉哉、主任彭加伦、伍修权等共同领导下,在开展营救西路军战士、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同苏联代表处的联系、指导甘肃工委工作、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接待有关过往人员和转运抗战物资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被周恩来亲切地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

　　伍修权回到延安后，给党中央写了一份1万多字的工作报告，详细阐述了他在兰州办事处工作期间所了解的甘肃当地敌、我、友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总结了相关工作经验，对于办事处有关工作和甘肃地下党工作，也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至此，伍修权结束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全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