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
来源：甘肃日报   2022-12-07 15:11:35

伍修权

　　伍修权(1908.3-1997.11)，中共党员，湖北武昌人。1908年3月出生于武汉普通家庭。1922年秋，进入武昌高等师范附小。在教师陈潭秋的教育和启发下开始观察社会，思索人生，追求革命。1923年由陈潭秋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受中央委派赴苏联学习，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9月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1928年毕业后留校任中国连的俄语翻译。1929年夏到伯力苏联边疆保卫局工作。1930年12月加入苏联共产党。1931年5月，回国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10月，被调到中央军委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俄语翻译。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以李德俄语翻译的身份列席遵义会议。1935年4月调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同年9月任陕甘支队司令部作战科长。1936年4月调任红十五团七十三师参谋长;同年被调到中央联络局工作。1937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于1937年5月秘密筹建，没有正式命名，早期习惯称红军联络处，地点选在兰州，主要工作是营救失散的红西路军人员，是半公开机构，负责人张文彬、彭加伦，对外称彭公馆。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遂奉命改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简称兰州“八办”)。由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常与苏联的外交和军事代表机构打交道，中央就决定将精通俄语的伍修权调来，由他担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处长，并将办事处迁到孝友街32号(今酒泉路314号)。从1938年2月开始，伍修权在办事处工作了3年多时间。当时代表中共中央在甘肃进行统战工作的谢觉哉同志作为中共驻兰办事处的党代表，成为伍修权的直接领导。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看起来是在国统区中一个孤立的据点，实际却是西北国统区救亡运动的一盏明灯。

　　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建立以后，用各种方式宣传我党的政策和主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党代表谢觉哉同志，利用自己同贺耀祖的关系，做了大量工作，对于抗战形势下如何开展民众运动、革新政策和团结抗日，提出过许多重要建议。在谢觉哉、伍修权同志的耐心说服和积极影响下，贺耀祖也听取和接受了一些意见，对当地的抗日活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在伍修权等同志的领导下，除了同国民党中的反共分子不断进行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外，更大量的工作是对当时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作说服、争取和教育工作。办事处的同志大都是从山沟里出来的“土八路”，他们习惯并学会做统战工作有一个过程，为此，谢觉哉同志和伍修权同志曾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包括张闻天同志的某些重要文章，对大家提出了一些工作原则与具体要求。强调既要坚持我党的政治立场，又要善于待人接物，在方法上则要求灵活机动。就这样，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积极同国民党方面的军政人员和地方绅士进行接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他们阐明我党的政策和主张，团结一切拥护抗日的阶层和个人。经过谢觉哉、伍修权和办事处同志的努力，驻甘办事处对抗日民族统一工作做出了贡献。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旧址，现位于酒泉路314号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院内。

　　营救红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

　　设立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红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进行营救和收容工作。谢觉哉、伍修权、彭加伦、王定国和朱良才、况步才等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设法救出和送回许多红西路军将士。

　　伍修权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上任后，整批的营救工作虽然不多了，但是仍然有一批批零散的红西路军指战员辗转来到兰州，找到办事处，要求归队。这些同志在战斗失利后，历尽磨难，才从河西和青海等地陆续逃出敌人之手。他们一到办事处，伍修权马上安排给他们治疗伤病，同时，向他们讲述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政策，组织他们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党的文件。

　　1940年，伍修权率领办事处全体人员开展了一场营救红西路军人员的特殊战斗。红西路军左支队突围到新疆的人员，在中共代表陈云等人安排组织下，近400人分别被编为4个队，学习无线电、航空及兽医、汽车和坦克驾驶等技术。1940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这批人由曾玉良等带领，分乘30余辆汽车，从乌鲁木齐返回延安。为确保安全，伍修权派人至星星峡、嘉峪关，排除种种干扰专程迎接，又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予以支持和关注。伍修权还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前往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部严正交涉，痛陈利害。几经努力，国民党军才予以放行。2月5日，这批红西路军将士终于回到延安，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中共甘肃工委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积极推动下，陇原大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图为谢觉哉、彭加伦、伍修权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工作人员及文化界人士合影。

　　开展民众运动

　　伍修权带领办事处的同志利用各种机会，运用各种方式，直接对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他和谢觉哉利用一些公开集会，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在我党和一些进步人士的促进下，由兰州的农民银行和“工合”(即中国工业合作促进会)的负责人出面，定期举办每周一次的时事座谈会，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民主义与抗日救国”“怎样保卫西北”“怎样领导民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青年学生、教师和职员，特别是进步青年，一批批来到办事处找谢觉哉、伍修权同志交谈请教，表达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任和崇敬，听取对当前时局的意见。伍修权对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动给予鼓励和支持。后来在甘肃秘密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根据这批积极分子的志愿和要求，经过考察，由办事处做出安排和介绍，将他们分批选送去延安，一部分进入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一部分直接分配到抗日前线，为革命输送了一批新生力量。他们中的不少人陆续成为我党我军的各级负责人。

　　中共甘肃工委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提出“创办刊物，改造舆论”的工作方针，选派或推荐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创办了一批各有特色的大小刊物;还从外地邀请来著名文化人士，如萧军、塞克等，分别主编《甘肃民国日报》的《西北文艺》《剧运》等副刊。在谢觉哉、伍修权同志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关心支持下，还在兰州设立了“兰州书报社”和“生活书店”的分店，公开和半公开销售我党出版的《新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革命书刊和其他各种进步图书。其中有许多书报是由办事处的交通员从西安长途运来的。谢觉哉、伍修权同志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也用种种方式对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和进步组织进行支持和指导。这些组织影响较大的有“甘肃青年抗战团”“省外留学生抗战团”“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和“妇女慰劳会”等，还有主要由外地在甘青年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甘肃青年抗敌自卫会”。许多进步青年在此期间被吸收入党，后来分别去了延安。

　　在谢觉哉的倡导和伍修权领导的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赞助下，兰州先后出现了好几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艺演出团体，如“血花剧团”“王氏兄妹剧团”“西北抗战剧团”“平津学生演剧团”等，积极开展革命文艺宣传。这些文艺团体在兰州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到前线去》《流亡三部曲》和《保卫卢沟桥》《烙痕》等剧目和歌曲，给兰州各界和广大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保持与苏联的联系

　　当时，苏联与中国(也是中共与苏共)联系的一条主要交通线，是由苏联的阿拉木图经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到达兰州。来去苏联的人员都得在兰州停留，再乘坐往返于苏联的汽车或飞机。大量苏联援华物资在兰州集中，再转运到各地。因此，当时的兰州是一处重要的国际联络站，在政治、军事上都有重要地位。与苏联驻兰州的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联系，通过他们沟通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传递中共的文件、情报和资料，负责来往于中苏之间人员的接待和援助中国共产党抗战物资的转运工作，也是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特别是伍修权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是兰州军政各界的一个重要单位，苏联代表举办的各种友好活动特别是重大节日的招待宴会，都要请伍修权等各界人士一起参加。由于伍修权有留学苏联的背景，双方相处甚好。

　　接待来去苏联或我国新疆的过往人员，也是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一项经常的任务。仅在伍修权任职期间，接待过的领导同志就有周恩来、邓颖超、王稼祥、任弼时、蔡畅、邓发、陈郁、肖三、刘亚楼、李天佑、杨至诚、谭家述、孔原、冯铉、常乾坤、王弼、朱德海、陈昌浩、王范五、博古的妻子刘群先等。伍修权回忆说：“办事处接送从苏联回来的同志，曾采取了多种方式。通常是由苏联方面将这些同志经乌鲁木齐用飞机或汽车送到兰州，先隐蔽在苏联驻兰州代表团住处，与我们办事处取得联系后，约定好时间，由他们用汽车将人送到办事处大门口，然后迅速下车跑进办事处，这就到了‘解放区’了。我们马上把他们安置下来，然后给他们发八路军的军衣和符号，还给每人取一个假名字。根据各人的年龄和身份，每人安上个适当的军衔和官职，最小的给个少尉，也有中尉、上尉，最高是少校，因为我自己当时挂的是个上校军衔。”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还有一项很繁重的任务，就是接收并转运来自苏联和新疆的各种物资。当时苏共曾经支援我党一部分物资和军事装备，还运来一部分马列主义的中文书籍。这些物资通常是用汽车从苏联经新疆长途运来，有时只经过兰州，由原车运出兰州送到解放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会派人押运和领路。

　　坚持革命斗争

　　由于谢觉哉和伍修权分别代表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因此协助掩护中共甘肃工委的工作，也成了办事处责无旁贷的工作之一。谢觉哉、伍修权同志到达兰州后，由办事处与一些秘密党员建立了联系，新发展了一些党员，又由彭加伦同志电请中央增派了一些甘肃籍或家在兰州的党员来到兰州，于1937年10月成立了中共兰州工委，后又扩大为中共甘肃工委。虽然当时已国共合作，但中共甘肃工委的组织及其活动都是秘密的。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便以公开合法的地位给予他们种种协助掩护。

　　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到兰州布置督促各项反共措施。许多同志不幸被捕，中共甘肃工委受到严重破坏。面对这一艰险形势，伍修权关照有关同志，必须有进一步的思想准备，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敌人的继续破坏。为保存革命力量，有的同志就到办事处换上了八路军军衣，作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避过敌人的搜捕，并被分别护送去了延安。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兰州的国民党当局也加紧了反共活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受到严密监视，门口经常有国民党警察和特务伪装的修鞋摊，隔壁有密探开设的饭馆，还有游动哨从房后的城墙上居高临下地整日窥望着伍修权院内，有人一外出马上就有特务跟踪盯梢。伍修权则利用各种机会同秘密工作的同志接头。

　　国民党当局不仅对八路军驻甘办事处采取了监视、封锁，还在经济生活上设关卡企图逼走伍修权等人。国民党当局一度卡住办事处的粮食、蔬菜、煤以至水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又禁止周围的群众卖给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同志们，迫使办事处有时不得不从西安运来粮食。

　　1941年3月，伍修权接到中央命令，调回延安工作。他于同年7月15日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长达万言的工作报告，详细汇报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开展工作的情况，列举了几年来的主要工作成果及经验教训，并就开展的工作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伍修权在担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处长期间，协助掩护中共甘肃工委等党的秘密组织培训干部，发展党员，扩大组织;组织参加各种抗战宣传活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扩大，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充分发挥了办事处作为沟通延安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转运了苏联援助中国的大量抗战物资;接送了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等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和大批革命人士，使办事处成为党在西北地区的一处“革命接待站”“战斗指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