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有荪：一方砚台和一位女党员的追求
来源：中共合肥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学习强国客户端   2022-12-15 11:04:33

合肥地区女共产党员鲍有荪

　　从表面看，这是一方刻有伯毅、文宣等字样的普通砚台，但它又是不普通的，因为它是合肥一位女共产党员从上中学时就开始使用的，并伴随她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一生。这位女共产党员就是合肥人鲍有荪。

　　投身革命 百折不挠

　　1916年，鲍有荪出生在合肥一个爱国人士的家庭。受家庭的熏陶，她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形成强烈的爱国思想，积极投身进步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还在合肥省立第六女中读书的母亲就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她后来告诉我们，当时就是用自己喜欢的这方砚台书写了许多抗日救亡和反帝爱国标语，张贴在合肥大街小巷。” 鲍有荪儿子、曾在江苏省委办公厅工作的刘晓浒告诉我们。没想到后来，这方砚台会伴随鲍有荪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的一生。

　　因为积极投身革命，早在1932年，鲍有荪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担任皖西中心县委副书记兼军事科长。

　　据刘晓浒介绍，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鲍有荪仍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她将合肥第六女中的“朝曦读书会”改造成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为党传递文件和情报，并用这方砚台起草文件报告等。“在皖西中心县委领导下，合肥游击队非常活跃，破坏敌交通和通信，组织群众开展扒粮斗争，多次击败敌地方保安团，营救革命同志，牵制敌人武装，有力支援了鄂豫皖苏区的斗争。”

　　但在1934年9月，皖西中心县委机关遭到破坏，鲍有荪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寻找党的组织，1935年她带着这方古砚离开家乡合肥，到国立杭州艺专读书。

　　到杭州后不久，适逢“一二·九运动”爆发，消息传到杭州后，鲍有荪积极参加杭州爱国学生声援北平的活动，并用这方砚台书写张贴了许多抗日救亡标语口号。“正因如此，母亲被杭州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通缉逮捕，母亲被迫离开杭州转入上海新华艺专读书。” 据刘晓浒介绍，鲍有荪在新华艺专上课的同时，根据上海地下党的指示，还担负沪东工人区的秘密交通工作，经常冒着危险到英租界艾文颐路一家小饭馆，为党传递文件和情报。

　　抗日斗争 舍身忘死

　　然而就在1937年学校放暑假，鲍有荪回乡期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她只身一人来到舒城县，以县立第二高小教师兼县民众教育馆馆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然，她依然带着那方珍爱的古砚台。

　　“她用这方砚台编写抗日救亡教材，抄写、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举办抗日救亡画展，成立‘舒城县抗敌后援会’……使沉寂的舒城逐渐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 刘晓浒说，“但在母亲看来，抗日没有武装不行，她暗中了解到南乡山区东沙埂一带有不少失散的党员和红军战士。于是决定去那里建立抗日武装。”

　　不想，鲍有荪却差点为此牺牲了。原来，在她准备去东沙埂时，因叛徒出卖，国民党县党部派出俩人妄图在途中加害她。紧急中她跳入一条湍急的河流，涉水到对岸……在东沙埂，不到一个月她就建立了一支30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并从中挑选70余人组成突击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938年1月，鲍有荪在历经千难万险到达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找到组织后再次回到了舒城，根据党的指示成立了有700余人参加的“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游击大队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战绩可不小。先后打了多次伏击战，击毙日军多人，生俘日军通信连长洪龙保章等8人。当母亲派出一个排押送这8名日军到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时，朱德总司令看到这个排的战士精神面貌好，武器装备好，还把这个排留下来编入了他的警卫部队。除此之外，母亲还多次带领游击大队毁桥梁、砍电杆、割电线，瘫痪日军的交通运输和通讯;多次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夜袭南港和山地伏击战。” 刘晓浒说。一时间，东沙埂游击大队在当地声威大振。

　　当然，鲍有荪随身携带的砚台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她用这方砚台写信给家中亲属，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鼓励他们参加抗日斗争。在她的教育引导下，妹妹鲍有莘、鲍有枫奔赴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即奔赴抗日前线;堂弟鲍刚参加了淮南抗日斗争;表弟孟家芹在抗日战争中曾任中共天高县委书记。她还用这方古砚台多次为县委创办的《舒城战报》《舒城妇女》等刊物撰写文章，鼓舞士气。

　　发展生产 成为旗帜

　　1938年11月，鲍有荪担任中共巢县县委书记。她帮助建立的巢县抗日自卫军，是我党领导下的巢县第一支抗日人民武装。活跃在巢湖、合肥地区，打击日寇汉奸和土匪，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这之后，鲍有荪又加强了各类抗日组织的建立。在她的领导下，全县建立了6支抗日游击队，各乡村成立抗日联防队，配合新四军打击日伪军。据刘晓浒介绍，这期间最著名的一战就是在1939年2月，鲍有荪组织巢县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支援新四军四支队8团，在巢县东山口附近痛击来犯的日军两个大队700余人，致日军伤亡150余人。日军被打得胆战心惊，用骡马驮着数十具尸体溃退，取得了新四军江北部队首次反扫荡的胜利。

　　1939年4月，鲍有荪调任淮南半塔中心区委副书记。此时，日寇为消灭新四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围剿的同时，在经济上进行封锁，致使抗日民主根据地财政陷入困境，部队供给极度困难，人民生活极其贫困。鲍有荪在抗日的同时，坚决贯彻中共津浦路东省委“把半塔中心区建设为整个路东根据地经济建设样板”的指示，废除反动的保甲制度和苛捐杂税，广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工商业和文教卫事业，开展商品交易。创办了骆腾云劳动互助组，解决了许多农户缺少耕牛、农具、资金和劳动力，生产生活困难等问题，这一做法被省委推广到路东各县。据史料统计，到1944年7月，路东各县组织起8000多个互助小组，参加农民达10万以上。

　　在鲍有荪的领导下，半塔合作社成为拥有纺织、榨油、卷烟、销售等独立机构和许多分社，总资产800余万元，产供销一条龙的经济组织，解决了路东地区军需民食方面的诸多难题，成为整个淮南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一面旗帜。“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不断发表关于半塔合作社的消息，更是在1944年3月10日以大半版发表淮南半塔合作社的长篇文章。而在这过程中，许多经济建设的办法和总结报告都是母亲用那方砚台写的。”刘晓浒说。

　　褪去硝烟 永葆本色

　　抗日战争胜利后，鲍有荪离开了战争第一线，1946年奉命北上辽东。为实现党中央“争夺东北，巩固中国革命基础”的方针，她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为将大连建成隐蔽的后方基地做出了贡献。

　　1949年2月，鲍有荪调任济南纺织厂党委宣传部长兼任有一万多工人的仁丰纱厂党委书记。为了保障市场供应，支援山东战场和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她继续用这方砚台书写宣传教育提纲，制定工厂生产改革方案。坚持与工人群众一起加班加点，生产了大量前方急需的军衣被装和绷带纱布等物资。

　　“母亲是美术学校的高材生，因此对砚台有着一种特殊的感觉，解放前她随身携带，解放后在闲暇时还经常用这方砚台创作书画。” 刘晓浒告诉我们，作为合肥地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在2011年9月母亲去世后的前些年，他就将这方砚台捐赠给了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馆。在他看来，母亲留下的这方历经战火风云的砚台，不是普通的文具，而是投向日本侵略者的利剑，是刺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匕首，是歌颂党和人民伟业的赞歌，是她一生艰苦朴素的象征;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为了崇高的信仰奉献的一生，她的情操与品格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