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建立抗日民主活动重要阵地
来源：《红岩春秋》，作者：黎余   2018-04-30 10:59:06

　　1939年，董必武经与周恩来研究，决定派张友渔、梅龚彬等参加国民政府新设立的战地党政委员会，以设计委员的名义，常与李济深、冯玉祥等联系，同时以文化人身份从事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在李济深的支持下，他们出版了《战地通讯》《战地评论》等刊物，并经常邀请在重庆的民主人士举行战地座谈会、星五聚餐会等，对团结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对推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作出贡献的国民党上层人士，董必武给予积极的鼓励和支持。逢冯玉祥60寿辰，董必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祝寿诗：“上将勋名日月高，时危草野起英豪。龙争虎斗风云会，豕突狼奔海宇骚。力赞中枢抗强寇，性耽佳句弄柔毫。吟诗寿事原余事，语妙并卅快翦刀。”对冯将军深明大义、力主“中枢抗强寇”的行为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董必武还对为促进国共合作、担任国共两党谈判联络人张冲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挽词：“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定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悼，始病寒继病疟，沉疴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为纪念国民党将领张自忠将军殉国3周年，董必武慨然题诗：

　　“汉水东流逝不还，将军忠勇震瀛寰;裹尸马革南瓜店，

　　三载平芜血尚斑。”歌颂张将军为国殉难的英勇精神。

　　董必武还十分注意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和争取工作。1942年1月15日，他与周恩来等人参观渝鑫钢铁厂，支持并肯定民族工业对国防生产作出的贡献。针对中小工厂主不敢触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对帝国主义和官

　　僚资本存有幻想等特点，董必武耐心地以大量事实启发他们，支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1943年，他通过海燕织布厂负责人田海燕和裕服织布厂负责人李学民联系承织军布的布厂同业负责人士，发起组织了军布业联谊社，并直接领导他们开展反对国民党军需署勒索掠夺民营布业的斗争。在董必武的指导下，田海燕和李学民动员组织了100多家民营布厂的负责人，扛着军需署发下的欠圈短码的棉纱，隐身于黄山公路旁。等到蒋介石乘车经过，一齐拦路请愿，最后迫使军需署赔偿了短欠的棉纱;董必武还指示陈钧在新平聚餐会时，提出中小工厂主派代表到行政院长孔祥熙家去请愿，同国民党军需供给部门官员的贪污、中饱私囊行为作斗争。到1944年，这一斗争逐步发展到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璧山、成都等地，参加的中小工厂主有2000人左右。中小工厂主派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军布加工业中小工厂主联合会。董必武亲临该联合会并讲话，鼓励他们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胜利，为发展民族工业而努力。

　　为争取和联合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地方实力派，董必武利用一切机会亲自做他们的工作。1939年5月，董必武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寓所会见刘文辉，给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及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刘文辉深以为然。他后来回忆说：“尔后我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够坚定下来，这次晤谈是有巨大影响的。后来，董必武又多次同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秘密会晤，交谈坚持抗战、加强川康团结等问题，晓以大义，从而使他们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为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39年冬，董必武派人进行联络国民党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鼓励李、白坚持抗日，做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认真实行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42年，董必武布置云南省工委通过适当途径，向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龙云提出建议书，限制了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有利于抗日民众运动的发展。当云南省工委向董必武汇报“龙云希望请周恩来到昆明会晤”这一消息后，南方局立即派华岗赴昆明，秘密与龙云建立了直接联系;1944年8月，董必武专门派张友渔到成都加强同刘文辉的联系，指示他要鼓励推动他们团结起来，保卫西南。

　　在南方局和董必武的推动下，西南地方实力派进一步认识到加强团结、争取政治民主的重要性，并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成都、桂林、昆明等地一度成为抗日民主活动的重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