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战役是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巨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心,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骄狂气焰,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高度评价,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在台儿庄战役的策划和组织过程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级党组织从多方面给予了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特别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直接参加了台儿庄战役。他们有的是高级军官,在战役指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是中下级军官或士兵,在战斗中勇于担当,不怕牺牲,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骑兵连连长刘兰斋率部打响第一枪
《第三十一师台儿庄战役战斗详报》载:“(1938年3月23日)9时顷,敌步骑兵约300余,战车一辆,由峄县向东南行进,与师骑兵于康庄遭遇接触,我骑兵稍退。”战报上说的骑兵就是三十一师骑兵连,连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刘兰斋。
1938年3月20日,日军矶谷第十师团借攻克滕县之威,在飞机的掩护下,配以坦克、大炮,向台儿庄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企图一举攻占徐州。李宗仁以擅长固守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防守台儿庄运河一线,令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稍做抵抗后,让开津浦铁路正面,隐藏于峄县东北山区,拊敌侧背,诱敌深入,待机破敌。
1938年3月23日8时,获知驻于峄县的日军增兵,三十一师骑兵连在连长刘兰斋的率领下,立刻占领峄县以南的乱沟,并向峄县方向搜索前进。这时,九十一旅旅长乜子彬率一八三团也从台儿庄跟进。骑兵连在峄县城南10公里处的康庄与日军遭遇,刘兰斋率骑兵连向日军发起攻击,台儿庄战役正式拉开帷幕。
到10时,日军又增兵300余人,炮4门,沿台枣支线向东南追击,至赵庄附近,与三十一师骑兵支援队发生激战。至11时,日军再增兵500余人,战车7辆,炮6门,向赵庄、前程、獐山一线压来,并炮击泥沟。下午2时,骑兵支援队在赵庄与日军激战4个小时,牺牲殆尽,赵庄陷落。前程村被日军包围,獐山一带也遭到日军攻击。日军集中兵力猛攻乱沟,战斗异常激烈。
日军突破乱沟防线后,进至北洛附近,骑兵连在潘家庵、苏家埠监视。《第三十一师台儿庄战役战斗详报》载:“师长(即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19时顷决心无变化,仍与当面之敌保持接触,吸引敌军之南进,以协力军团之攻势,歼敌于台儿庄以北地区。”刘兰斋奉命率领骑兵连与日军保持战斗接触,继续监视峄县日军的行动。
3月24日9时许,日军后续部队2000余人,炮20门,沿台峄公路由兰城店向东南行进。同时,北洛的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三里庄、台儿庄北站、台儿庄等地,开始了大规模进攻。《第三十一师台儿庄战役战斗详报》载:“13时,师长之情况判断:师以确保台庄之目的,拟即攻击当面之敌,缘敌以主力攻略台庄之企图已甚明矣……”刘兰斋诱敌目的达到,便率领骑兵边打边撤。此后,中日双方在台儿庄展开激烈争夺。
张克侠献计守临沂
中共特别党员张克侠在台儿庄战役期间为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参谋长,直接参加了台儿庄战役的淮河阻击战、临沂阻击战。
1938年3月3日,日军第五师团向驻守临沂的庞炳勋第三军团发起进攻。庞炳勋部名义上是一个军团,实则只有五个团的兵力。庞炳勋向李宗仁告急。李宗仁遂调张自忠第五十九军驰援临沂。3月12日,第五十九军以一昼夜90公里之急行军挺进至临沂两侧地区,并集结完毕。此时,日军已接近庞炳勋阵地前,双方展开激战,但日军并未觉察到第五十九军已经前来增援。
张自忠、张克侠前往庞炳勋指挥部研究作战方案。庞炳勋建议固守城防。张自忠征求张克侠的意见。张克侠说:“论兵力我们比敌人多,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武器装备我们远不如敌人。况且临沂城不过弹丸之地,若以大部队猬集其中,以图固守,等于自缚手脚,只有挨打。日军有强大的空军和现代化的装甲部队,攻取城池不是多难的事。我建议庞军团在城中固守,我五十九军在城外运动作战。日军尚不知我军到来,我出其不意向攻城日军之侧背发起猛烈攻击,日军必惊慌失措,此时,庞军再从城内杀出,内外夹击,利用近战、夜战我军之长处,出奇制胜,这样可保临沂城无虞。”张自忠、庞炳勋都表示同意。
3月13日,日军猛烈攻击临沂城,庞炳勋部坚守不退。14日拂晓,第五十九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数路强渡沂河,出其不意攻击敌之右侧背,占领沂河东岸若干村落为立足点,截断敌人后方联络线。庞炳勋也从城中杀出,里应外合,歼敌2000余人。此时,日军醒悟过来。下午,开始向第五十九军阵地反攻。据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贻撰写的报告《临沂两次战斗》载:“十五、十六两日,敌以全力反攻张部,庞军正面敌大减,乃促庞部反攻猛力推进,进展甚速,废除作战地境,右翼骑兵亦竭力迂回前进,时张军河东已占各村落已被敌夺,乃退据河西岸,依茶叶山之支撑点竭力支撑中。”
张、庞两军配合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进展顺利。进至茶叶山一带,日军援军赶到,双方在此展开激烈争夺,茶叶山成为主战场。茶叶山原为第五十九军占据,后被日军攻下。紧要关头,张自忠下令营长、团长均到第一线,旅长、师长均到团指挥所,并将全军所有火炮推进至第一线,又将预备队全部调入一线作战,拼死夺回茶叶山。千钧一发之际,张自忠向全军将士连续书写三条手令,激励将士奋勇杀敌。血战七昼夜,日军不支,开始后退。
勇于担当的“传令兵”刘培植
1938年4月8日台儿庄大捷后,日军退至峄县。国民党军攻击到峄县后,与敌呈对峙状态。12日,日军不断增援,卷土重来。李宗仁急调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由淮北乘火车增援台儿庄。4月17日,于学忠率部在台儿庄南车辐山车站下车,向台儿庄右翼兰陵一带集结,占领阵地,阻止敌人。
第五十一军是原东北军改编的,西安事变时,很多中共地下党员潜入该军。刘培植就是受周恩来的委派打入第五十一军内部的。
刘培植,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农业部副部长。1933年,他在陕甘苏区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成为红军代表和做争取东北军工作的中央联络员,从此与东北军有着密切的接触。西安事变后,刘培植任第五十一军中共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在第五十一军的一一三师和一一四师各建立了特委,刘培植兼任一一四师特委书记。在7个团各建立了总支部,军部炮兵营建立了支部,发展党员约300人。在开赴台儿庄之前,中共第五十一军工委号召全体党员身先士卒,不怕牺牲,英勇杀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带动群众,增强抗日信心,力争此战告捷。
4月20日上午,日军步炮联合3000余人,向第一一四师防地陶墩以北的底阁、杨楼猛烈攻击。第一一四师士气高涨,奋力抗击,与敌展开激战,给予日军大量杀伤。从此,第五十一军与日军在此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贾家埠、邵庄阵地是敌我以重兵拼死争夺的战略要地。4月25日,日军向该阵地炮击3个多小时后,1000多个日军向阵地扑来。第六八○团奋起抵抗。激战到晚上8时,团长于学道几次向师长打电话请求增援。由于援军来迟,于学道弃守阵地,日军突破贾家埠防线。于学忠和于学道是叔伯兄弟,兄弟俩在东北军几十年,关系融洽亲密。但是在战场上,军令如山,于学忠给师长牟中珩打电话说:“命令六八○团,务必夺回阵地,你告诉于学道,夺不回阵地,我连他一起枪毙!”于学道得知后,重新组织部队,乘日军立足未稳,于晚上10点开始收复贾家埠战斗。敌人死守阵地,一时间枪声大作,炮火连天,照明弹把整个前沿阵地映得通红。于学道负伤,擅自离开指挥岗位。这时,团传令兵刘培植挺身而出,仍“传令”各营长、连长继续战斗。八连有19名中共地下党员,而且全连5名军官都是党员。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带领下,该连浴血奋战,一夜攻占了三个碉堡,并把敌人全部烧死在碉堡里。在邻近部队都已撤退后,全连在中共党员孙清溪、张则三等连、排长的带领下,顽强战斗,掩护大军撤退。全连坚守阵地,视死如归,全部殉国。
战壕里的青年作家张天虚
1938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第六十军奉命增援台儿庄,在禹王山等台儿庄周边地区浴血奋战27天,重创日军第五、第十师团。中共地下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由第一八四师地下党支部创办的报纸《抗日军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官兵英勇杀敌。中共党员、青年作家张天虚负责《抗日军人》的组稿、撰写、编辑工作。
第六十军出征前,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应第一八四师师长张冲的请求,派出张永和担任该师政训部主任。张天虚、周时英、薛子正等人受党的委派,也秘密进入第一八四师参加抗战,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张天虚负责宣传组织工作。
张天虚才思敏捷,下笔成章,经常深入前沿阵地采访。第一八四师师长张冲很喜欢张天虚,两人经常在师部促膝长谈。
张天虚非常勤奋和勇敢,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来到战壕采访战士,搜集资料。在一次战斗中,战士们面对日军的坦克,毫不畏惧,抱起集束手榴弹,高喊着“活捉铁乌龟”,前仆后继向坦克冲去。张天虚被战士们奋不顾身的英雄壮举感动,在战壕里写下了战地报道《活捉铁乌龟》,发表在《抗日军人》上,士兵们深受鼓舞。在禹王山争夺战中,第一八四师的勇士们不怕牺牲,奋勇向前,与日军展开肉搏战,终于夺回禹王山,鲜血染红了禹王山脚下的运河水。张天虚据此写下了报告文学《运河血流》。
在禹王山阻击战期间,张天虚写下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如《台儿庄通信》《记张冲师长》《血肉筑成的长城》《指挥所里》等,除发表在《抗日军人》上外,还分别发表在《云南日报》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他还写下一些歌词,让妇女战地服务团的战士到前沿阵地演唱,鼓舞士气。歌中唱道:“运河河水清又清,千里平原好风光。……运河河水红又红,千里平原起狼烟。……麦子青青藏英豪,专打东洋兵。”
5月18日,第六十军奉命撤离禹王山,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在徐州附近整编时,第一八四师整编为3个团,其他两个师各整编为1个团。在突围转移和频繁的战斗中,张天虚仍忘我地创作着,写下了许多血与火的篇章。如战地通讯《火网里——苏、鲁、豫、皖突围之一》(发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报告文学《杀过单城集》(发表在老舍主编的《抗战文艺》上)等。张天虚写道:“相信中华民族是会在艰难困苦和错误当中挣扎进步和健全起来。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有充分的把握。”
提供重要情报的谢甫生
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程思远在《我的回忆——百年中国风云实录》一书中说:“在这里,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中共地下党员谢甫生同志,及时为李宗仁先生提供了日军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台儿庄大战的胜利,作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
谢甫生,1902年出生,湖北省大悟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先后在河南、陕西、湖北、上海、天津从事兵运、情报联络工作。他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往返奔走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传递情报,负责联络。谢甫生的情报工作有三次是很有贡献的:第一次是1934年,将国民党集中兵力“围剿”鄂豫皖红二十五军的作战计划情报转给上海中央局,对红二十五军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顺利进行长征起了重大作用。第二次是在1936年,通过电台将情报发往陕北,沟通了中共北方局和中共中央的联系。第三次是1938年,提供了日军情报,为台儿庄大捷做出了贡献。
1935年秋,谢甫生由上海调到天津,在中共北方局直属下的天津联络局工作,主要任务是搜集日军的军事情报。在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前,谢甫生从一位姓毛的人手里得到有关日军一个精锐机械化师团的人员编制、各级军官人员名单、武器装备及军事部署等重要情报。上级党组织指示谢甫生设法将该情报送给指挥台儿庄战役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当时中共与国民党没有直通电台,谢甫生便通过天津租界里由国共两党及党外人士组织的爱国团体“自卫会”中的“CC”代表何佩时,用国民党在天津的电台向第五战区发报。李宗仁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及时部署力量,防患于未然,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台儿庄大捷后,李宗仁还发报嘉奖天津方面提供的情报为台儿庄战役提供的极大帮助。(来源:《党史博览》 作者: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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