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柳州日报社的活动
来源：柳州抗战网   2020-04-27 16:24:20

　　利用合法地位宣传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斗争的需要，占领文化宣传阵地，共产党陆续派员打人柳州日报社内活动，并于19141年建立了支部。报社支部直属中共柳州市委领导，由市委书记路瑶联系，后改为由李文浩(市委领导成员)联系，支部书记为谢文思。这个时期共产党在柳州日报社内的主要任务：一是尽量减少报纸的反动宣传。《柳州日报》是由柳州专员公署主办的，在领导和办报方针方面由专员公署决定。地下党利用编辑的合法地位，不登或少登反共文章，或通过删节、或登在次要版面上。二是根据党在抗日时期提出的路线、方针，尽量通过各种方式在报纸上进行进步抗日救亡和民主宣传。多登“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抗战“的文章，扩大共产党的民主抗日主张的影响。三是多做群众工作，在编辑部内，有意识地团结那些拥护党的抗日主张，热情宣传抗日的进步编辑、记者。此外，还从外面引荐一些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到报社来工作。1941年春，地下党员林继茂代理社长后，又陆续安排了一些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进入报社，扩大进步势力的队伍。

　　《柳州日报》是一张日出对开的报纸。它的内容比较丰富，版面也比较活跃，除了消息报道外，几乎每日一篇社论和一二百字的“短评”及有一定份量的“专载”。还辟有许多专栏，如“舆论辑要”、“新闻碎锦“、“简讯”、“各地动态”、“一周战况”、“世界一周“、“各地通讯”、“八桂杂讯”、“柳市零讯”等。根据每周的国内时事、国际时事，作综合分析，剪裁改写，通过以上专栏介绍，直接地反映时局的真实情况，宣传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新华社和《新华日报》的很多消息，不便直接刊登，经过改头换面，也都是通过以上的专栏反映出来。如1942年12月10日在“舆论辑要”专栏中，发表了几家报纸有关苏军大捷的意义及影响的社论摘要，其中就有重庆《新华日报》1 1月2 4日和2 9日的两篇社论，巧妙地进行抗日宣传。《柳州日报》的副刊也办得十分活跃，紧紧配合斗争形式，开展活动。副刊《草原》开辟有不少的专栏，计有《自由园地》、《自由谈》、《学习与生活》、《文选》、《特刊》等。副刊以新诗歌、散文、音乐、木刻、漫画为主进行宣传。当时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理事黄荣灿在柳州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柳州日报》刊登了他的不少进步作品和文章，开辟了木刻、漫画特刊，对宣传抗日，活跃木刻、漫画创作和培养青年起到了积极作用。孙慎、李凌、吉联抗、舒模等一批音乐家也在柳州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柳州日报》副刊经常发表他们的作品、文章，以歌声唤起民众，投身抗日。副刊还刊登了一些作家的文章，如黄药眠《论诗的创作》、萧红《随感录》等。《柳州日报》还大量刊登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敌演剧一队和九队的文章、剧作品、剧评等。副刊的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经常介绍外国的进步作家、作品，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思想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柳州区域内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

　　调整人员充实进步力量

　　1942年夏，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的中共党员罗培元，接到《柳州日报》总编辑、代理社长林继茂的电邀到柳州(罗培元与林继茂是同乡关系，在家乡时曾一同参加过陆川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林继茂办《柳州日报》感到人手不够，一些党员因有所暴露而撤出报社，林继茂极力推荐罗培元到报社来。林继茂是国民党军队将军林虎的侄孙，柳州专员尹承纲曾是林虎手下的一名师长，林继茂利用这个社会关系将罗培元介绍给尹承纲，并说林虎很器重罗，罗很能写文章，是陆川有为的青年等等。经林继茂的介绍，尹承纲对罗培元十分信任和重用，罗培元到报社担任编辑主任。

　　罗培元到报社不久，广西先后发生了“七·九”事件和“一·一五“事件，广西反动派在全省大肆逮捕共产党人。1943年元月地下党员林继茂被捕。报社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罗培元在此情势危急的关头，保持了应有的镇定，不露声色，处之泰然。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林继茂的突然被捕，对他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考虑到他的组织关系还未转来广西，虽然过去和林继茂一起参加过革命活动，但林继茂不很清楚以后的情况。目箭敌人还抓不到什么把柄，如果贸然离开，反而会暴露自己，不如留下。他决心坚守《柳州日报》这块宣传阵地。林继茂被捕去职后，罗培元继任总编辑。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时刻，粤北省委青年部长陈能兴来到柳州，找到了罗培元，向他转达了上级组织的指示：两广的省级组织都受到破坏，今后暂停组织活动。并对罗说，你的身份没有暴露，有条件在柳州隐蔽下来坚持斗争，要按照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办事，反对急性和暴露，耐心等待组织上派人来联系，要根据《新华日报》的精神来进行宣传，利用在柳州的社会关系，安排掩护广东过往柳州的党员。罗培元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担任总编辑、社长等职务期间，从广东引荐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大大充实了报社的力量。并藉机调整了报社的人事，把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尽量安排到重要岗位上，将思想反动的职员逐个调离报社。该报社从社长、总编辑、编辑主任、采访主任、编辑、记者，直到经理、会计、总务、校对、资料员等几乎全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充任。这时报社还没有党组织(原有的支部在“七·九”事件后撤走)，在报社的党员，他们之间虽然没有组织关系，但彼此心照不宣，配合默契，紧紧团结在一起，以重庆《新华日报》的精神为指导，自觉地按照党中央的方针原则开展活动，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股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

　　另外，《柳州日报》的党员还担负起安排转移过往柳州的党员和进步爱国人士的重任。如“南委事件”后广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地下党员往广西方面撤来。罗培元先后利用编辑主任、总编辑和社长等职务之便，把柳州日报社作为荫蔽、接待、转移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一个重要阵地。广东北江特委的负责人邓楚白，接到撤退通知即到广西来隐蔽，他通道关系找到罗培元，罗即安排他在报社担任编辑主任。从广东方面过来，荫蔽在柳州日报社工作过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就有三四十人。报社还利用特殊的关系把一些转移来柳州的党员和进步分子介绍安排到学校任教，如地下党员吕冰、周钊、廖冰清等就分别安插到龙城中学和中正中学任教，中山大学的颜仲琳也安排到龙城中学任教。

　　还有一些进步文化人士撤来柳州，转移到重庆或西南后方去，柳州日报社都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作家黄药眠撤来柳州，就吃住在报社一段时闻。教育家林砺儒、新闻界的金仲华、作家盂超转移到柳州来，也都得到报社的热情款待和经济上的接济。画家孙渡到达柳州，已经到了穷途潦倒的地步，报社就出面帮他组织个人画展，解决了生活问题。总之，报社通过各种方式帮助过往的进步文化人士解决了问题。社长罗培元就曾交代过有关人员，凡是进步人士有困难的尽量帮助解决，尽量刊登他们的文章，稿费尽量照顾，此类问题可不必请示。柳州日报社为密切我党与进步文化人士的患难与共的友好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团结和调动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的积极性，促进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批判投降 抑制反动 讴歌进步 针砭时弊

　　战斗在柳州日报社的党员同志，在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审时度势，讲究方法和策略，利用合法地位批判投降，讴歌进步，针砭时弊，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在具体的作法上，注意尽量抵消和减少反动宣传;在处理新闻稿时，力求去掉其有害的因素，但又不暴露党的意图，特别是国民党要员的讲话、电文、要件等不好直接处理的，就安排在次要位置上;在标题的处理上注意客观平稳，只叙事实，不作褒贬，不给反共顽固派抓到什么把柄，以便长期荫蔽埋伏，占领宣传阵地，坚持斗争。在复杂的条件下，利用新闻的合法地位，不放弃可能的条件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担负起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民主，抗战必胜，反法西斯斗争必胜的任务。

　　他们经常分析国内外的形势，根据斗争的需要，适时发表文章，大造进步舆论坚定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影响。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对日本抱有幻想，投降派放出对日本妥协的空气时，《柳州日报》及时发表社论《待机而动的日本》(1941年10月14日)，社论指出：“苏联是世界反侵略阵线的主流，她的命运与全世界反侵略的国家和人民联系在一起。“社论隐晦地批判了国民党对日本妥协的投降主义路线：“我们认为是以退让换取日本的‘安分守己‘是非常愚蠢的想头。“正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柳州日报》又及时发表社论配合宣传，社论《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9日)指出：“我们要准备全面反攻，配合英美作战，使暴日首尾不能相顾“，“胜利不是从天降的，它需要我们的努力，加紧努力，我们的预期才能达到。同胞们，暴日的丧钟响了，努力吧，争取我们的最后胜利，争取民主阵线的胜利。"文章以不易之论，博得各界人士的重视。1941年冬，正是德国法西斯军队向莫斯进攻的时候，社会上一些人对反法西斯战争信心不足，发出了悲观的论调，反动分子则乘机诋毁苏联红军，如臭名昭著的右派文人西莹在《大公报》发表文章，公然宣称：“苏联红军不堪一击，是自不待言的。莫斯科的陷落是不可避免的。"《柳州日报》及时发表社论《莫斯科之战》(1941年10月28日)予以反击，社论指出：“以热爱其祖国与主义的苏联每个人民，决不会与希特勒妥协的!““希特勒不惜每天以4万人牺牲的代价去博取目前的一点成绩，目前莫斯科虽然是危险了，但这决不能说明希特勒的胜利，即如拿破仑当年攻占莫斯科还不能说明他的胜利一样!“这篇社论发表后得到群众的广泛称赞和好评。为揭露国民党右派的投降路线，《柳州日报》以铁的事实，发表文章，宣传抗战，唤起民众。如1941年12月13日发表社论《希特勒的惨败》，社论引用了苏联《真理报》的材料说：“德对苏作战五个月来，步兵损失600万，坦克15000辆，飞机13000架，大炮19000尊，自动步枪无算。“社论说：“纳粹自称‘常胜军’的假老虎刺破了，它完全的溃灭的日子快到了。“《柳州日报》发表的一篇篇文章无不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鼓舞，增强了抗战的信心;这些文章又似一枚枚炸弹，使那些汉奸、投降派震惊。《柳州日报》富有战斗力的文章，常常引起各地报刊的注意，纷纷摘登或转载。1943年2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转载了《柳州日报》元月13目的社论《中英中美签订新约》。《新华日报》还打算转载《柳州日报》的社论《争取主动积极反攻》，后因重庆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阻挠，只好刊登未能登出的启事。《新华日报》还在《友声》专栏上摘登《柳州日报》的社论、评论、短评。桂林一些进步报刊也常转载《柳州日报》的文章。《柳州日报》坚持了宣传抗日、进步、民主的方针，在社会上的影响大大提高。

　　《柳州日报》利用新闻的合法地位，除了鞭挞国民党政权的妥协投降路线外，还揭露它的腐败黑暗，适当刊登一些走私、贪污和社会的一些现象，诸如“粮食偷运出口““查获私犯金银人犯“、“盐价高涨”、“邮资加价”、“食水问题”、“道友三人私吸鸦片”、“市虎伤人，妇女两人惨死”、“军官拔枪自杀轻身”、“破获大赌窟”、“情死案男主角述此案详情”、“幼女何处是家”等等一类的报导，从不同角度暴露社会问题。还有不少稿件被新闻检查所扣发了。

　　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罗培元利用与专员尹承纲和报社这个特殊关系，积极开展了统战工作。他到报社不久，即有意识地去拜访当时柳州的权贵名流，如柳州师管区司令黄梦年、退役军长覃连芳、县参议长覃彩如、县长肖劲华、商会会长、新闻检查所所长、专署各科长、柳州报界的负责人以及各中学校长，为后来开展统战工作创造了条件。报社的同志充分利用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策略，孤立介化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断壮大革命力量。上至专署，下至县区乡的头面人物，广泛接触，向他们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必胜，抗日战争必胜，大敌当前，大家要爱国保乡的道理，尽量在这些方面寻求共同语言，争取他们支持抗日，而尽力孤立县党部、三青团中的反动分子。在新闻界，争取与《大公报》和《广西日报》的合作，孤立反动的柳州《中正日报》和《扫荡报》柳州办事处，在柳州四战区争取了黄中廑、郭冠杰以及第三党中上层来掩护。在《柳州日报》、多登倾向进步的李济深、李任仁、陈此生、宋云彬等上层人士的文章，以孤立反动政客及特务头子韦挚唐和梁学基等人。

　　为了争取国民党抗日以及斗争的需要，《柳州日报》对于当时军政要人的抗日言论和行动也都如实报道刊登。如国民党四战区长官司令张发奎和广西当局的重要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李任仁、李济深及柳州专员尹承纲等的有关抗日言论、文章也都发表。每逢重大纪念日和节日，如“九·一八“、“八· 三”、“七·七“、“双十节”、春节、元旦以及抗日纪念活动都出版专刊，发表国民党重要人物的题词、文章。《柳州日报》(1943年1月1日)就曾登刊过李宗仁的题词：“名言谠论，启迪全民”和白崇禧题词：“初更岁钥，万象一新，发抒伟论，寰宇咸钦。”李任仁题词：“口诛笔代，为民前锋，妖气扫尽，寰宇春浓“，以及尹承纲题词：“团结抗战，争取全胜”。有的人思想比较复杂，甚至和共产党的意见有分歧，只要他服膺于抗战这个大前提，在报上也给他一席之地。对于那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知名人物的文章也都予以刊登。如该报就曾发表过乔木(冠华)、章乃器、金仲华、千家驹、张锡盈、莫乃群、石兆棠、黄中廑等人的文章，这大大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和影晌。

　　敌后农村坚持出版发行

　　1944年9月，日军唾手而得全州，1 0月，敌人分兵三路进攻桂、柳，形势日趋紧张。在柳州日报社工作的党员内心十分焦急，上级党组织一直还没有派人来联系。在这战争的非常时期，老等组织来联系也不是个办法，必须主动去找党。罗培元决定去找有过一般来往的四战区长官部张发奎的秘书左洪涛(左系四战区中共特支负责人)。罗培元主动向左谈了柳州日报社的党员要到桂北敌后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打算，并要求左洪涛设法帮助接上党组织的关系。左洪涛认为刘敌后开展武装斗争的设想很好，并交待罗培元，组织关系可找桂林文化支部的负责人司马文森联系。司马文森是《柳州日报》的特派员，就这样《柳州日报》的党员找到了党的组织关系0。1 1月1 1日柳州沦陷，沦陷前两天柳州日报社的最后一批人员才撤离柳州。撤退到融县的《柳州日报》很快就恢复出版了报纸。1 2月1 6日融县县城第二次沦陷，柳州日报社即撤到罗城龙岸继续出版《柳州日报》油印版。无论在何等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在桂北农村出版发行。还在各地设立分社和发行处。通过收听中央社、新华社以及国外通讯社有关报道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消息及时向人民群众传播。通过报纸传达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抗日活动，尤其是报道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和八路军新四军在解放区战场的胜利。当时处在消息闭塞的敌后，广大群众对抗日和反法西斯新闻需求如饥似渴的情况下，《柳州日报》极受群众和各界人士的欢迎。报纸一出，便被抢购一空。它鼓舞了人民群众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对动员和组织群众投入抗日游击战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油印的《柳州日报》一直坚持发行到抗战胜利。

　　建立特支加强培养教育

　　在桂北期间，报社的党员与文化支部的司马文森沟通了党的关系，但感到力量比较单薄，认为有必要取得与地方党纽织的联系。经司马文森联系，找到了融县的路瑶、陶保恒领导的地方组织。1945年春，三方在融县永乐乡开了第一次会议，研究成立党的统一领导机构——桂北临时工委(临时联席会议)，由三方各派出2名党员参加工委，桂林文化支部是司马文森和郑思，融县党组织是路瑶和陶保恒，柳州日报社是张琛和罗培元。工委还保留一个委员的名额，留给在柳城县政府任民团副司令的地下党员张镇道。工委临时由罗培元负责召集会议。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张镇道没有参加过临时工委的会议。第一次会议确认了桂北临时工委为桂北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会议分析了形势，统一思想，统一桂北各党组织的行动。决定把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敌后根据地作为共同的战斗任务。会议还决定三方面各自恢复组织活动，恢复党员的组织联系，发展组织，各自将对自己的上级组织负责。三方面既有联合行动，又保持各组织的独立性，这主要是为了减少暴露牵连的可能。

　　1945年初(桂北工委成立后)，在罗城龙岸镇郊的一个小山坡，由罗培元、张琛、何家英等三人建立了中共柳州日报特支(建立时称特委)，由张琛担任书记，主管组织工作;罗培元任副书记，主管军事、统战工作;何家英主管宣传工作。特支对报社的形势作了分析，对桂北临时工委的决定进行了研究，作出了决定：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发展壮大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充分利用报社的有利条件，开展以尹承纲为主的地方上层统战工作，采取多种方式和方法掌握武装，加强联系和发动群众，特别是对青年知识分子。特支建立后，先后成立了5个党支部：1.警卫队支部，负责人是骆维强、陈扬(陈光)、郑英慧，党员有罗劲迅(何友)、何家齐、凌信孚、黎配言、粱泰荪、陈展鳞、李社沛、陈流等;2.柳城县分社支部，负责人何家英，党员有佘炳享(余明)、梁一帆、侯信、覃立彬(覃显)、岑友鲲、邓程章、于钿、林周雄、谢庭滋、罗汝群等;3.罗城黄金分销处支部，负责人吕田南，党员有吕冰、罗耿元;4.和睦分社(三门江)支部，负责人吴启芬、邓帮俊;5.龙岸总社的党员有朱杰、熊素娥、潘佛章、张文藻等。报社特支建立后，十分注意加强对党员和青年的思想鼓育和培养，组织他们学习讨论《青年修养问题》、《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社长罗培元还亲自给大家讲了《阶级之发展》和《气节 气量》。陈杨讲了《军事政治》。吕冰讲了《经济学讲话》。通过学习讨论，不断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树立起革命的远大理想，一些青年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青年同志在实际斗争中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柳州日报特支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为党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干部。

　　组建武装开展群众工作

　　在撤离柳州前，柳州日报社的党员，已经有在桂北农村建立武装开展武装斗争的设想。一到桂北地区后，便积极组建武装。由于平时党员同志加强了统战工作，取得了成效。罗培元几经努力说服了桂北行署主任尹承纲，声称要加强对报社通讯器材的武装保卫，保证敌后信息新闻通畅，以安定人心，从而先后三次巧妙地在尹承纲那里得到枪支5 0多支和一批弹药，还得了部队就地吃公粮的手令。 1 9 4 5年元月在罗城龙岸下株村建立起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以柳州日报社员工为主的名为“桂北行署警卫队“的武装。当地群众称之为“柳州日报警卫队”。由罗培元担任队长，骆维强担任副队长，陈扬任指导员。警卫队成立后，于2月中旬，从罗城龙岸开赴罗城黄金集训。这支武装队伍以毛主席著作为指导，学习军事、政治。注意学习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群众工作的好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在黄金集训后，为群众执行警卫任务。沿途经寺门、牛鼻，后开抵柳城龙头。在此期间，警卫队试图阻击曰军，后因日军改变行军路线阻击未果。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警卫队决定分为政治和军事两个队，军事队由陈展鳞任队长，政治队由方志星任队长。部队每到一处，首先是串村走户，访贫问苦，为群众扫地挑水，犁田插秧，群众有病就派部队医生张扬送医(贫穷的还送药)上门，处处关心群众疾苦，和群众打成一片，部队所到之处，群众都十分欢迎，部队处处为群众办事，群众交口称赞。警卫队即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宣传队，警卫队自办了一个刊物叫《警声》，通过这个刊物积极向群众宣传。警卫队生活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却生气勃勃，无论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抗日的歌声。他们还把当地的青少年组成歌咏队，教他们大唱抗日歌曲，大讲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成年人识字班，教他们读书认字。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和政治觉悟，经过组织宣传，有很多青年纷纷要求参加这支队伍。警卫队很快就发展到有七八十人、五六十支枪的队伍。

　　为了配合警卫队开展群众工作，还成立了儿童宣传队，从战时儿童教养院挑选队员。儿童宣传队成立后，先在下株村培训，培训后到各地作宣传演出，历时虽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由于对他们有组织、有纪律的严格军事共产主义式生活的训练，使他们受到很大锻炼，思想有了很大提高，有的后来人了党，有的参加了游击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返回柳州恢复铅印报纸

　　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苏军挥戈东指，日军全线收缩防线。6月2 9日，日军被迫从柳州撤出，柳州日报社全体人员除了在地方发展吸收的人员有条件留在地方外，根据特支的决定，于7月间先后从罗城、融县、柳城等各战斗岗位返回柳州。被日军劫后的柳州，到处是残垣断壁，满街瓦砾。柳州日报社原先的房子全部被烧光，埋藏的印刷器材，仅有一小部分挖出来可以使用。摆在他们面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尽快恢复出版《柳州日报》。人们渴望得到抗战节节胜利的消息，对于国内政治、军事局势发展如何，也是人们极为关心的事。柳州日报社的同志尽了最大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将社址暂设在东门城楼，一面积极筹备恢复铅印报纸，二面因陋就简，先出油印报。8月8日苏军向日宣战，8月1 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报社收到这一消息后，连夜赶刻油印报，东门城楼上灯火通明，整个城楼顿时沸腾起来，大家都为迅速传出这一特大喜讯而忙碌起来，连夜发出号外。喜讯一发出，柳州人民奔走相告，共享这一胜利的喜悦。

　　改为《广西日报》柳州版

　　日本投降后，《柳州日报》的全体人员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又投入了新的战斗。宣传的重点转移到反对独裁与内战上来，支持民主与和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企图发动内战的阴谋，支持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1 94 5年1 0月，为了斗争的需要，摆脱专员公署的控制(尹承纲专员已调省民政厅)，征得广西日报社社长、进步教授石兆棠的支持，将《柳州日报》改为《广西日报》柳州版，由广西日报社直接领导。改版后，《广西日报》柳州版的态度仍然很鲜明，坚持声援群众斗争。 1 9 4 6年元月发表消息支持柳州中学学生的抗暴斗争;2月，发表社论、消息、访问记等，大力声援广西大学进步师生的“迁梧运动”的斗争，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报道触痛了广西当局，反动当局极为恼火，他们大骂报社和政府作对，说“罗培元是可疑分子“，“编辑人员是左倾分子”。还对报社施加种种压力，特务分子采取了卑鄙恐吓的手段，寄来不少匿名信，信中画上鲜红的匕首和手榴弹、手枪等。还对社长罗培元企图采取谋害的手段。1 9 4 6年6月，国民党广西当局终于改组了《广西日报》柳州版，撤换了社长罗培元，派省三青团的张洁来接任社长。6月1 5日罗培元友表“启事“宣布辞职。7月1日罗培元撤离柳州，报社内的党员和进步分子，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相机撤离报社，奔赴游击区，又拿起了枪杆子参加新的战斗。

　　斗争的基本经验

　　《柳州日报》的斗争经历了从笔杆子——枪杆子——笔杆子——枪杆子的过程，树立了《柳州日报》独特的斗争风格。她为我们创造了无比新鲜丰富的经验。他们之所以能在国统区坚持斗争那么长，斗争那样有起色，主要是在柳州日报社内形成了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这是斗争中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一条经验。柳州日报社特支的三位成员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特别是罗培元同志，具有较高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集体的聪明才智;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常以普通一员和大家一道工作;他有胆有识，善于利用各种矛盾与敌周旋，讲究斗争策略，是一位群众所爱戴和崇敬的领导者。在艰难恶劣环境下，大家的信念不变，旗帜不倒，奋勇直前，就是因为有了一个党的领导核心。此外，他们还创造了很多丰富的经验，如：在复杂环境中善于斗争，敢于斗争，利用各种矛盾“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利用报纸的合法地位，机智巧妙地和敌人开展斗争;竭力宣传党的纲领路线和政治主张，组成抗日宣传生力军;运用手中的笔杆子，反面文章正面做，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官那种钳制舆论、扼杀民意的恶毒手段作斗争;广泛地结交朋友，上自军政要人，下至黎民百性，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调动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在生活环境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含辛茹苦，坚韧不拔，树立坚强的信念，坚持工作，坚持斗争;加强对进步人士和青年人的工作，引导他们向党靠拢，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为革命积蓄力量，加强党的战斗力;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去指导实践革命活动方面的经验等等。这对于研究党的斗争历史，教育广大党员群众，教育青少年一代是极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