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用数据证明谁是抗战主力
来源：素意花开   2021-08-16 11:18:30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我们应该都能记住历史课本上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并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毕竟教科书上写得很笼统，内容也不多。

　　而且随着80年代以后出于对两岸关系的需要，大陆逐步开放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功绩的宣传，于是一些人开始处于一些目的挑起了国共关于抗战之功的矛盾。

　　抗战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并不否认国民党在抗战期间作出的功绩，在抗战中牺牲的国民党将领也都在新中国建国后被追授为革命烈士，尽管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参与过对红军的围剿。

　　不过近些年来越来越多人开始不顾事实过度地夸大正面战场的作用，于此同时又开始忽视、贬低敌后战场的作用，搞起了“历史虚无主义”，想从历史上否定中国共产党。

　　直接这么说相信很多人都不服气，毕竟国民党正面抗战是事实，牺牲大歼敌数量多是事实，八路军新四军敌后作战，规模小伤亡相对较小也是事实，但这并不能成为区分看待国共抗战的理由。

　　果粉“历史虚无主义”的依据很简单，“正面战场”这个词听着就很帅气，规模庞大、悲壮惨烈;“敌后战场”就是打游击，小打小闹。这和抗战时期蒋介石指责中国共产党“游而不击”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些说辞说到底还是新瓶装旧酒。

　　国民党正面战场惨烈是不假，而且在武汉会战结束前，国民党对抗战的态度也是比较积极的，毛主席也说过“国民党在1937年和1938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

　　但也是在武汉会战结束，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便彻底走向了消极抗日。原因也不复杂，从淞沪会战就可以看出，蒋介石走的是抗战速胜论路线，希望由国际介入调停在短期内结束战争，但随着武汉会战结束，无论是国际舆论还是国内战场，短期结束战争的幻想被彻底打破(中日双方都被迫进入了“持久战”)，加之战前组建的所谓德械精锐部队损失惨重，使得国内精英阶层对抗战立刻转入了悲观，亡国论开始蔓延。

　　所以在武汉会战之后，国民党内部开始出现了叛逃浪潮，此后国军的会战也很难再达到淞沪、太原、武汉会战这样的战果和规模;另一方面从战略相持时期到战略反攻时期，其实国军除了在缅甸配合英美军队发动过大规模反击外，国内正面战场的反击规模都比较小，都不说收复国土，即便是在日本投降前一天都还有国土沦陷。这也是为什么说国民党消极抗战的原因。

　　消极抗战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豫湘桂大溃败，在1944年的4月到12月期间，国军丢掉了4个省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豫中会战37天丢了38座城，被认为是正面战场的第二次大溃败。要知道这可是1944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都在节节胜利，且日军兵员素质大幅度下降的时候，国军却在正面战场发生了大溃败。

　　这一场溃败直接动摇了美国对中国的信心，美军高层有不少人都在怀疑国军是否还能抵抗，比如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公开指责蒋介石集团的腐化是导致中国战场溃败的主因，气得蒋介石以退出反法西斯联盟威胁罗斯福撤换史迪威。

　　虽然最后罗斯福让步撤走了史迪威，但是美国却做出了一项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重大决定。由于美国不再信任国民党军队，因此为了能够尽快结束战争，美国背着中国和苏联达成协定，以允许外蒙古独立和交换中国东北的一些权益为条件，换苏联出兵中国大陆打击日军，以减轻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压力。

　　这也导致新中国成立后，在东北、蒙古的问题上和苏联展开了艰难的谈判，为此毛主席还亲自去了苏联见斯大林。

      这里还是要说明一点，虽然国军总打败仗，但并不能否认国民党军人的流血牺牲，国军也有能打的部队，也能在给日军给予惨重的损失。事实上通过血战昆仑关、台儿庄战役、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等可以看出，只要能正确地把国军组织起来，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但是抗战时的国军大多数时候只是强在战斗意志方面，而国民党腐败的政治环境决定了国军战斗力的上限水平，因为国民党的腐败导致国军的训练、指挥、侦察、后勤、思想教育水平十分低下，运动战能力大大受限，导致进攻时很难按照制定的计划进行，撤退时士兵又很难有序，所以一旦脱离固定阵地进行作战，稍有指挥不当就很容易变成溃败，这个问题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都没能解决。

　　所以国军整体战斗力低的主要原因不在士兵，而是在领导层，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原国民党滇系第60军1948年起义后改编成解放军第50军，1950年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的身份入朝参加抗美援朝。同样的人，差不多的装备，仅仅经过两年的思想教育，却能够正面硬刚美军，爆发出了完全不同的战斗力。这就是领导层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这么说肯定还会有很多人认为是一面之词表示不服气，那么听听国民党最大的盟友美国是如何评价国民党高层的。

　　艾森豪威尔：民国政府已经从内到外全都烂完了，给他们的援助全都被领导层贪污了。我不可能让美国人为这样的政府去战斗去流血牺牲。

　　杜鲁门：他们是贼，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贼……我现在就一个愿望。希望能活着看到蒋宋被送入监狱。

　　史迪威：中国兵总是打得很好，正如我所知道的，他们只要一有机会就可以大显身手。可惜他们那些懦弱的上级就不如此，他们是非常可怕的。

　　麦克阿瑟：国民党军队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点，便是军官团的素质差，而这个缺点在中日战争期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共产党这边，中国共产党对日宣战是1932年1月15日，当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对比一下国民政府，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只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并未对日宣战，直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12月8日对日宣战后，国民政府才跟随美国在12月9日正式对日宣战。

　　当然关于国民党迟迟不对日宣战的原因有很多，这其中也有很多出于客观因素的考虑，比如一旦宣战日本可借“交战国”之名对中国进行全面海上封锁，中国则将失去外部物资援助和进口。当然事实上，在“偷袭珍珠港”以前，日本依旧对中国海运实现了全面封锁，抗战时中国获得的外部援助绝大多数都是从苏联和滇缅公路运进来的。

　　而中国共产党对日宣战并不是喊喊口号而已，当东北沦陷，国军全部撤出东三省的时候，在东北继续拉起队伍进行抗日战争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所以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地打满了14年抗战。

　　东北抗联几乎是在完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进行的抗战斗争，其最著名的杨靖宇将军带着队伍给东北的日伪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杨靖宇将军牺牲后，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评价他说：

　　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

　　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在干什么?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蒋介石与同年4月4日亲自乘船赶赴江西，督战“剿匪”，4月6日蒋介石给国军将领下达手令，出现了其著名的“奢言抗日”一词：

　　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希各懔遵。

　　不仅如此，1938年蒋介石在《对将校研究班学生讲》中提到：

　　所以在九一八的时候，不能同敌人打，如果那个时候同敌人打，我们打的就是糊涂战，一二八、长城战役，也是一样的糊涂战。

　　虽然蒋介石在局部抗战时并不积极，但在局部抗战爆发后，比起汪精卫之流，还算留有最后一丝底线，在名义上也还是抗战时期的全国统帅，他没有向日本投降这一点还是要值得肯定的。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的战略上，看问题还是比较准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英美等国加入亚洲战场，蒋介石虽然态度上很积极，而实际行动上却表现得一般。

　　国军精锐部队大多数时间都缩在后方，除了远征缅甸发过一次力之外，整体来看国军的战略就是自己养精蓄锐，将抗战胜利完全寄托在太平洋战争盟军的胜利上，即希望以最小的代价，等英美把日本收拾掉。

　　而这样的结果就是虽然国军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援助，装备水平大大提高，但是一线部队战备松懈，士兵训练不足，且对日军的进攻能力估计不足，这才导致了“豫湘桂大溃败”，直到“湘西会战”的胜利，正面战场的士气才得以重振。

　　敌后武装的发展对日军的铁路、公路、仓库、机场、据点等形成了严重威胁，这让日军无法对已经占领的地区实现真正的控制，并且还不得不从正面战场前线抽出兵力来保障后方，从而达到牵制日军兵力、资源的目的。虽然日军也想过“以华制华”利用伪军来维持治安，但伪军的战斗力就是白给，甚至随时还会被中国共产党策反，所以整个抗战期间日军仍然是治安战主力。

　　据战后统计，1938年的敌后根据地就牵制了58%的侵华日军兵力，1942年为63%，1944年为64%，可以说敌后抗战是直接、有效支援了国军的正面抗战以及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作战时的规模一点也不亚于正面战场的会战规模，比如从1941年8月开始开展的为期两个月的扫荡作战日军一共出动了10万兵力，主力部队直接从正面战场的一线野战部队抽调，此后的扫荡规模日军兵力也至少在4万以上。要知道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出动的兵力也不过10万，武汉会战兵力为30万，这么看下来，八路军也是打了好几次战。

　　另外也可以从敌后武装人数的发展上来反驳“游而不击”，虽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从1937年抗战爆发时人数仅有的4万人，发展到抗战结束时的上百万人。

　　但是在1940年到1942年期间(抗战最艰苦时期)，敌后八路军和新四军正规军的总人数是从80万人下降到了73万人，这还是在根据地人民参军热情高涨的情况下的人数变化，可见八路军等敌后武装进行的武装斗争有多么的残酷。

　　八路军是如何在敌后作战的，可以从日军士兵的日记和作战日志中更真实地反应出来，比如在一名叫内匠俊三的上等兵在《中国驻屯步兵第3联队战志》写道：

　　“4月26日清晨，终于开始向沙河桥行军。我是指挥班的人，所以走在中队的前头。我前面的马车上装着六七具战死者的尸体。有的死于手榴弹和步枪，很大的伤口张开着，鲜血染红了军装，有的人头部中弹。目睹这凄惨的场面，难过地走了十几公里路。在我前面一连二十多辆马车都装着战死者的躯体。仅在一次战斗中就出现如此之多的伤亡，这在中国事变发生以来，即使是南苑战斗，或武汉作战也不曾有过。若给农民们看到，也许会说我们的坏话：瞧这支残兵败将的队伍!一想到这些，真感到恼恨万分……环视一下宿舍，感到房子空空荡荡的，3小队的伙伴一人未见，他们全部阵亡……”

　　这次战斗被八路军称为“齐会战斗”，根据我军记载，这次战斗至少毙伤日军700人，结合日军自己的记载，数据是比较准确的。在这次战斗中，日军第3联队使用毒气，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在指挥中也因为吸入了毒气而受伤……。

　　据日军自己的统计，1940年一年内，负责华北治安的5个治安大队一共参加了4214次针对八路军的治安作战，可见日军处于极度频繁的作战中，体力负担和精神压力极大。

　　虽然八路军和日军的作战规模不大，很多时候也并不占便宜，尤其是在日军有计划的扫荡作战中，八路军除了在掩护群众和机关撤退转移，以及突围作战中会和日军进行激烈交火以外，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避免和日军直接接触的。所以除非是八路军有计划有规模地进行伏击、破袭以外，否则在战场上和日军遭遇，八路军很多时候是要吃亏的。

　　但是日军即便取得了不少的便宜，比如大规模扫荡，战斗力却是越打越弱，因为日军士兵的精气神也被打没了，本来一个个都是斗志昂扬的昭和男儿，结果却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天天跟在游击队后面爬山钻林。这样长期的作战一拿不到什么战功，二不明白这种无休止的战斗意义在哪，三不知道天天面对冷枪冷炮的担惊受怕何时才能结束。

　　天天打治安战的结果就是日军野战部队必须离开原有的战斗集团，不仅很难发挥自己原有的优势，还得以更分散更原始的作战方式进入对自己不利的作战环境。

　　时刻处于治安战的部队是极度缺少训练和监管的，而且长期和汉奸、伪军这种土匪性质的军队待在一起，这就导致日军士兵的素质水平下滑得非常厉害，原本的“坚韧”的武士道精神也被磨平了棱角，因此在抗战后期八路军、新四军也对日军开展了政治宣传，不少日军士兵醒悟过来主动投降，加入到反战同盟中。

　　在战后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这样写道：

　　华北地区1940年以前从未发生投敌罪。到1941年发生了2件，1942年也发生了2件，1943年以来，此类事件迅速增多，其中大部分是性质恶劣的故意投敌……另外，自杀现象严重，1942年7月，曲阳有4名士兵自缢，河底村有10名士兵集体服毒，阳泉也有2名士兵因不愿执行任务而自杀。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在阿富汗的美军，和当年的日军有着极为相似的境地。

　　要知道抗战初期以及太平洋战争初期，是很难抓到一个日军俘虏的，有的时候一场大的战役下来都抓不到一个日军俘虏，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都感叹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顽强的敌人。

　　不过随着战争的进行，日军俘虏和投诚的人越来越多，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日军6213人，日军投诚746人;对比国军方面，到抗战结束，3个日军战俘收容所内共接收日军俘虏2600人，其中包括了日侨、日商、随军家属在内的非战斗人员，以及300名八路军向国民党移交的日军战俘。

　　八路军之所以能抓这么多俘虏，和其一直处于敌后以及频繁地作战有着极大的关系。日军之所以迟迟不能将已经占领的华北消化掉，反而占领的大片区域成为了消耗资源的累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八路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不断反击，像百团大战这样的战役直接都被日军称为“战略反攻”。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井本熊男在《作战日志中的中国事变》中写道：

　　1939年底，中共的渗透大致遍及华北全境，对我方确保治安构成最大之敌。事变初期，蒋介石军队不战而放弃华北5省，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既无战线又无敌踪。然而恰似被细菌侵蚀了人体，如置之不顾，整个地区势将变成与我敌对之势……

　　《朝日新闻》在1944年的报道中写道：

　　《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共产党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共产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共产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共产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共产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共产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很多果粉喜欢拿阵亡将领说事，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损失很惨重，尤其是高级将领阵亡了少将以上将军115人，而中国共产党方面牺牲的高级将领似乎就左权一个人。即便这些说法并不准确，但这种说法却一度相当流行，因此又有人开始说，国民党因为在抗战中损失了主力导致内战失败，而共产党却在抗战中避战保全，壮大了实力，以此来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洗地，将国民党的失败完全归结于军事原因，而非政治原因。

　　之所以说说法不正确，不是指国民党阵亡将军的人数有误，而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阵亡高级将领的数量被长期低估和忽视。

　　八路军阵亡团以上将领多达114人，按照国军标准，也就是说阵亡上校以上军官至少有114人，加上国军的追认习惯，这114人中至少有100人都是将军级别的将领。

　　举几个例子：

　　冀东抗日联军1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王平陆，于1938年1月1日在与日军的战斗中负重伤牺牲

　　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理琦，在1938年2月13日的战斗中牺牲

　　冀东抗日联军参谋长刘连科，在1938年8月的战斗中牺牲

　　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员陈宇环，在1938年9月的战斗中牺牲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河北游击军第2师师长段世曾，在1939年的河北省高阳县新桥战斗中牺牲

　　八路军太行军区3分区司令员郭国言，在1942年2月9日的战斗中牺牲

　　八路军129师新10旅旅长兼太行军区6分区司令员范子侠，在1942年2月12日的战斗中牺牲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在1942年2月27日的战斗中牺牲

　　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在1942年4月29日的战斗中牺牲

　　上面这些八路军指挥员按照国军的标准至少都是师旅级干部的人物，所以说中共牺牲的高级将领数量一点也不少，而这一点被长期忽视。

　　而这还不包括东北抗日联军和新四军的烈士……

　　正面战场上的悲壮确实让人对国民党的爱国将领和士兵心生敬意，但这并不能成为打败仗的理由，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是有差距，但抗美援朝的悲壮程度不输抗日战争，装备差距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结果就是国民党丢掉了大半个中国，志愿军则是将联合国军推回了三八线。同样的一批军人，却爆发出了截然不同的战斗力。

　　有人或许会说志愿军有苏联的援助，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以前苏联可是对国民党又送飞机又送坦克的，从1937年到1939年，苏联援助、出售、租借给国民政府超过1000架飞机(型号包括了苏联空军自己的主力战斗机伊-16)，而且还有1000多名苏联“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直接参战，并在武汉会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在武汉空战中有超过100名苏联飞行员牺牲。陆军方面苏联的援助也是很阔气，杜聿明的第5军一度装备了清一色的T26坦克，这些援助一直持续到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但这些物资没有一件是给中国共产党的。

　　而抗美援朝最关键的一二次战役，苏联可是一旁的看客，即便是后来苏联空军参战也只是在中朝边境的米格走廊上空，38线附近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苏联人的身影。

　　抗日战争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它不像元灭宋或是清军入关，因为这两者都是落后文明在军事上击败先进文明，最后却被在文化和政治更强大的先进文明同化，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而抗日战争是一个准工业文明国家对一个落后农业文明国家的侵略，一旦日本成功，后果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都是毁灭性的，很简单的道理，民国时期可是有一大批文人要废除汉字，对自身历史文化全面否定的同时，也要求中国毫无保留地向日本或者西方国家学习，所以抗日战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这也是为什么新中国国歌里会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因此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这是一场属于全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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