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的崇高风范
来源：学习强国   2022-11-11 14:41:19

　　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在中共中央驻延安时，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5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树立起了一座又一座丰碑。

　　徐特立：“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财产”

　　徐特立于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长沙。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徐特立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公民，从不因为年纪大、地位高、贡献大而居功自傲，搞特殊。

　　1949年，组织为徐特立配备了专车，可他却很少乘坐，经常是步行外出，有时乘坐公共汽车。为这事，警卫员有些意见，牢骚很快就传到徐特立耳朵里。有次晚饭后，他问警卫员：“你在乡下种地，一年人均粮食有多少呀?”警卫员告诉他，人均250公斤。徐特立又问：“你知道这汽油是从哪儿来的?进一次城要用多少汽油?要花多少钱?”警卫员无以对答。

　　徐特立耐心地告诉他：“我们国家刚解放不久，自己还不能生产汽油，要从外国进口，我们进一次城，来回用的汽油钱就等于你家一个月的人均收入。现在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我们怎能随便增加国家开支，加重人民的负担呢?要是我们干部的生活水平与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群众是会有意见的!”警卫员听了徐特立的这一番话，心中豁然开朗。

　　1968年11月，在弥留之际，徐特立把多年的积蓄交给了组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吴玉章：“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

　　吴玉章于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荣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吴玉章深感对干部加强革命气节教育非常必要，于是把一些毛泽东的文章和党中央的文件，编印成一本名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的小册子供大家学习。

　　1947年2月27日深夜，国民党军警百余人包围了中共驻重庆联络处，吴玉章闻讯披衣急起，正气凛然地对国民党军警说：“你们半夜三更来此胡闹，简直无理至极，你们绝对不能捕走我们一个同志!”以后几天里，吴玉章给同志们讲革命故事，激励大家的斗志，并表示只要他活着，一定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安全撤回延安。

　　3月8日，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和一个连长“护送”吴玉章到飞机场。当吴玉章看到只备有2架飞机时表示坚决不走。在了解到另外几架飞机次日即可到达后，他才上了飞机。第二天，其余的同志也都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1958年3月，吴玉章回家乡视察工作时，听说当时荣县的教育还很落后，适龄儿童入学率很低，便指着自己家的住宅对陪同的县委书记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我这些房子就交给你们办一所师范学校吧。”

　　谢觉哉：“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

　　谢觉哉，1884年4月出生于湖南宁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谢觉哉有一块毛毯，在长征中露营时，他总是与徐特立一同盖上。有时，由于双方都想让对方多盖点儿，结果谁也没有盖好。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同志。

　　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想把兰州地下党组织打成“红旗党”的特务组织。有一天，康生突然找到谢觉哉，盛气凌人地对他说：“根据某某人的交代，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个兰州办事处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谢觉哉听了毫不含糊地反驳道：“那可不见得。兰州地下党是西北局派去的同志组成的，省委书记孙作宾同志也是西北局派去的，怎么能说兰州地下党是‘红旗党’，全都是特务呢?”

　　1966年，康生又重提旧账，逼着谢觉哉写材料，欲把兰州地下党的同志们通通打成特务。当时谢觉哉的处境也很困难，加上已80多岁高龄，又重病在身。他对来者说：“我瘫痪了，写不了材料。如果你们硬逼我写，那我说，你们记，记完我左手签字。”来调查的人以为目的即将得逞，赶紧找来纸和笔作记录。只听谢觉哉斩钉截铁地说：“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那批地下党员不是特务，而是好党员。”来者得不到符合他们意愿的材料，只好悻悻而去。

　　董必武：“争取当个好农民”

　　董必武于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黄安(今湖北省红安县)。

　　董必武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而自居，不谋私利，不搞特权。他常说“新功未建惭高坐”“甘为民仆耻为官”，他还题写了“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作为座右铭自勉。

　　董必武对子女也是严格要求。1969年春，为响应党的号召，董必武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良翮送到河北晋县(今河北省晋州市)农村去锻炼。在董良翮下乡前，董必武谆谆嘱咐他：“到晋县农村去，要好好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劳动，争取当个好农民。”

　　1970年，董良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董必武马上写信告诫儿子：“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董必武去世前对夫人何连芝说：“良翮是晋县的人了，由晋县组织上去安排，我们不必多操心了。”

　　林伯渠：“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

　　林伯渠于1885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临澧，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长征时，林伯渠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主要任务是负责筹粮筹款。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匹马，可他却很少骑，总是把文件和警卫的背包驮在马背上，自己则拄着一根棍子，高一脚低一脚地步行。警卫员多次劝他上马，他都风趣地说：“大家都用两条腿走，我现在已经多了一条‘腿’了，为什么一定要用4条腿呢?”

　　每次行军时，林伯渠总是提着一盏小马灯，站在险隘难行的路口，照着灯让队伍通过。曾有红军女战士用山歌这样唱道：“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所惧，手举马灯照人行。”

　　在进入草地后的一天深夜，林伯渠从卫生队回来，看见警卫员小黄正往暖瓶里灌开水。他命令道：“灌满水后把它送到卫生队去，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别再把暖瓶拿回来了。”小黄知道这暖瓶的来历，那是红军打遵义时缴获的，长征途中，首长泡干粮、吃药都得靠它。小黄舍不得，但又不得不服从命令，只好将暖瓶送到了卫生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