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来源：福建日报 执笔：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黄玲   2022-11-12 15:28:32

　　福建地处东南，与台湾一水相隔，扼东海连接南海之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觊觎福建，由来已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对福建的侵略，妄图把福建变成全面侵略中国的南方桥头堡。“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大举进犯华北的同时，也发兵侵占了福建金门、厦门及沿海县份，并两度侵占福州，福建人民遭受了巨大灾难。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富有反抗侵略传统的福建人民奋起反抗，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无畏的斗争精神。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高举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在错综复杂、凶险恶劣的处境中，自觉地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坚持民族大义，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从一个侧面显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忍辱负重，主动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在福建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初，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口号，“七七”事变后，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全面抗日的主张。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做了大量的努力，终于推动、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持在闽西、闽东、闽南、闽北和闽中五个游击根据地的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尽管身处深山密林，同中共中央长期中断了联系，并因为国民党当局顽固推行“北和南剿政策”而陷于国民党“清剿”部队的重重包围和猛烈的进攻之中，但他们仍然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中共中央方针策略的变化，并据此对形势和任务作出了正确判断，捐弃前嫌，主动停止了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以各种方式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接触，寻求“和谈”，积极推动福建各地国共合作抗日政治局面的实现。

　　1937年2月，中共闽粤边特委主动致信粤军一五七师和闽南各县县长，申明合作抗日的态度，提出“停止一切内战，联合各党各派，为祖国生存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4月，粤军一五七师迫于闽南社会各界的压力，开始与中共闽粤边特委谈判。但双方达成“六·二六协议”后，粤军一五七师又以欺骗的手法将已接受一五七师指挥、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的闽南红军游击队包围缴械，制造了7月16日“漳浦事件”。年底，经中共中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闽粤边特委的据理力争，国民党当局被迫归还闽南红军游击队300人枪，合作抗日的局面得以维护。

　　1937年2、3月间，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动将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名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并寻求实现闽西国共和谈。5月，又相继发布了《闽西南人民抗日救国纲领》和《三致粤军公函》，以及与粤军合作抗日的七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此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同粤军、国民党地方当局开始正式谈判，并于7月29日在龙岩正式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10月，中共闽粤赣边省委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取消。闽粤赣边省委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连续挫败国民党当局的阴谋，避免了“漳浦事件”重演。

　　1937年3月，中共闽赣省委及其领导的闽北红军游击队发出“快邮代电”，同时向国民党江西省、福建省当局分别发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吁。但闽、赣国民党当局不但不予理睬，反而加紧了对闽北红军游击队的“清剿”。“八一三”事变后，中共闽赣省委以“闽赣省军政委员会”的名义，连续致函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江西省当局，再次表达合作抗日的诚意，要求进行“和谈”。10月，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的影响下，国民党江西省当局终于派代表与中共闽赣省委在光泽县大洲村进行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然而，国民党福建省当局却不认可该协议，继续向闽北红军游击队进攻。中共闽赣省委遂不得不奋起自卫反击，一天之内三战三捷，迫使国民党闽北地方当局同意进行“和谈”。11月，闽北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终于形成。

　　“七七”事变前，中共闽东特委就连续发布文告，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明共赴国难、合作抗日的主张;8月底，正式向国民党闽东地方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但国民党闽东地方当局同样顽固地加紧对闽东红军独立师的“清剿”。为了迫使国民党闽东地方当局坐下来谈判，中共闽东特委决定“以打促谈”。9月中旬，闽东红军独立师在宁德亲母岭设伏，一举歼灭国民党省保安第三旅一个加强连。国民党当局深感无法剿灭闽东红军，被迫接受了“和谈”要求。双方前两次谈判均因国民党闽东地方当局企图吞并闽东红军独立师而未果，其间，国民党福建、浙江两省保安部队继续伺机进攻闽东红军独立师，中共闽东特委坚持“以打促谈”。12月，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干预下，国民党福建当局与中共闽东特委在福州谈判并达成协议，闽东地区终于实现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

　　1937年8月，中共闽中工委以“抗日义勇军”纵队指挥部的名义致函国民党莆田地方当局，要求双方派代表进行谈判，“共同努力于抗日救国运动”。经两次谈判，9月双方达成协议，闽中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十师独立大队，进驻泉州，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但国民党泉州军政当局却于1938年3月制造了“泉州事件”，将独立大队缴械。后经新四军福州办事处严正交涉，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归还独立大队人员和枪械，并同意将独立大队划归新四军，闽中地区遂维持了国共合作的局面。

　　福建各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外患日亟、内战未休的情势下，以民族大义为重，顾全大局，坚持既团结合作又独立自主，既谈判又斗争的策略，妥善解决和平谈判中的各种反共摩擦事件，以最大的诚意推动合作抗日的实现，从而开辟了福建乃至全国抗日的新局面。

　　审时度势，领导、推动福建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一爆发，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就积极贯彻中共中央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斗争策略，为唤起全省人民的爱国热情，激励更多中华儿女奋起抗战，团结各阶层民众，积极领导、推动了福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937年7月，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导的“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成立，福州的共产党员按照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与组织者，以诚恳坦白谦逊之态度与努力的工作，取得信仰及这类团体中的领导位置”的要求，以个人身份加入“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利用公开合法名义开展活动，领导、推动了全省抗日救亡运动。10月，共产党员卢懋榘、羊枣等团结从上海来榕的左翼作家和进步文化人士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下设演讲、戏剧、绘画、播音、新闻、歌咏、发行股，以及乡村工作团、救亡剧团、救亡歌咏团、工人农民夜校等，并创办了《救亡文艺》日刊，积极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持不分党派一致抗日的立场，大力组织和发动各界人士一起开展救亡运动。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成为全面抗战之初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1937年9月，中共厦门工委领导成立了厦门儿童救亡剧团;1938年5月，组织成立了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厦门沦陷后，在中共漳厦工委领导下，“厦青团”一直活跃在闽南、闽西各县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救亡运动。“厦儿团”从漳州出发，经漳浦、云霄、诏安、汕头、普宁、海陆丰、广州、香港到南洋各地，一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进行支援祖国抗战和救济难民而募捐的义演。以福州、厦门为先导，中共福建地方组织通过组织抗日救亡团体，起到了实际的领导和骨干作用，以各种形式宣传党的全面抗战主张，打破了国民党的“包办”与“统制”政策，使得群众性的救亡运动热潮遍及全省每个县。

　　随着福建沿海县市的沦陷，1938年5月，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机关由福州内迁永安，各文教单位也随政府机关内迁，大批中共党员、革命知识分子、进步文化人士以及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汇集永安。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和战斗性，成为引领中国东南抗战文化活动的一面光辉旗帜。战时永安仅新闻通讯机构就达4家，文化学术团体40余个，出版社近30家，印刷所19家，出版各种报纸12种、期刊杂志129种及各类书籍700余种。当年在永安各进步刊物发表作品和出版专著的著名作家、学者，先后有一百多人，其中郭沫若、王亚南等人的著作，以及羊枣的军事时事论文，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是在中共福建地方组织的指导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是中共在国统区、在福建文化界成功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典型。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是推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发展的中坚力量。在永安进步文化界的中坚力量中，如邵荃麟、羊枣、董秋芳、王西彦等均是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参加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共产党员有60余人，其中福建地方组织派出的有20余人。他们积极发挥骨干作用，利用福建省政府官办或非官办的文化阵地，遵循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文化工作方针，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发动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开展文化救亡活动。永安成为抗日战争中大后方四大抗战进步文化基地之一。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军事战线的抗战，发挥了文化攻势的强大威力。

　　中共福建地方组织领导的福建抗日救亡活动，广泛、深入地宣传了共产党的全面抗战主张，有力地增强了全省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并引导大批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为最终取得胜利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深厚的民众基础。

　　前赴后继，投身全国战场抗击日寇

　　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后，又继续入侵热河和长城各口，进犯察哈尔、冀东，威胁平津，民族危亡日趋严重。但国民党南京当局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于1933年10月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关于全民族抗战主张的影响，同时减轻中央苏区反第五次“围剿”的压力，以期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闽浙皖赣国统区挺进皖南，北上抗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闽西、闽东、闽南、闽北苏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严重摧残，革命力量受到重创。但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和老苏区军民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革命力量逐步发展壮大。1938年春，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南方8省14个游击区(不含琼崖)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北上抗日。为了民族大义，在福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集中了全部的武装力量近5000人，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和第三支队共四个团和军部特务营等，占当时南方8省整编新四军部队总人数的近一半，义无反顾地奔赴皖南抗日前线。此后，福建子弟兵挺进苏南，创建茅山根据地;东进作战，建立苏常太、澄锡虞根据地;驻守青弋江、铜繁江防，浴血保卫皖南;跃过江北足跨两岸，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皖南事变喋血茂林，英勇奋战突出重围;分兵苏中，固守苏南，发展皖江，南下苏浙皖，英勇奋战。新四军中的福建子弟兵和参加长征成为八路军的福建子弟兵一样，为抗日战争胜利付出巨大牺牲，作出重大贡献。

　　全面抗战初期，福建党组织自身力量仍比较薄弱，1938年上半年，闽粤赣地区23个县市有党的组织，3个县有党的关系，党员人数仅2300多人。闽浙赣地区23个县市有党的组织，党员人数约1200多人。福建红军游击队整编北上抗日后，留守的中共地方组织及其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清剿”，并一直延续到战后。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和游击武装始终肩负着抗日与反顽的双重任务。为赢得斗争的主动权，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和领导核心，中共福建地方组织不断壮大自身力量。在异常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福建党的各级组织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东南分局、东南局等的指示，努力恢复、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大量发展党员，加强党的建设和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和培养，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素质，不断壮大自身力量，并适时转变斗争方式，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和保持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1939年秋至1943年春，中共福建省委在崇安禄村洋和建阳太阳山先后举办了5期读书班(读书班从第3期起称为“武夷干校”)，先后培训了300多名干部，使党员干部接受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新四军北上抗日后，中共中央为南方游击区制定了新的战略任务，指出南方各游击区要实行“保持和扩大革命的支持点”的目的，要求做好对国民党的防范工作。福建党组织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继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国民党福建当局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以斗争求联合、求团结的政策，在抗日反顽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国民党顽固派，保存了革命实力，使福建成为党在东南“红旗不倒”的主要区域。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福建虽然不是主战场，也不是支战场，但由于独特的历史地理因素，特别是随着日本侵占东南亚南进战略的实施，福建战略地位愈发突出，日本不断袭扰、进犯福建，先是侵占金门、厦门，又曾两次攻占福州、长乐、连江等地。在日军大举进犯之际，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和游击武装毅然担负起领导福建人民抗战的重任，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地区指导工作，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与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指示，派出优秀共产党员深入敌后。在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广泛组织沿海民众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武装战争。他们先后在长乐、福清、莆田、平潭、连江等地组建7支抗日武装，总人数达1600多人，其中最具规模的是中共秘密党员、长乐县长刘润世领导的长乐游击总队。1941年8月，长乐抗日游击总队在琅尾港(小冬浦)伏击日军，击毙日军警备司令田中岛及部下40多人，击毁日艇一艘，而游击队无一伤亡。这是福建沿海抗日游击战中战绩最大的一次伏击战。它打击了日军气焰，振奋了人心，受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嘉奖。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利用泉州“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团结一批爱国人士，联合晋南24个乡抗日自卫武装，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通过联乡组织章程，发表了“保国保乡”宣言，积极开展抗日活动，重创入侵日军，威震闽海。福建党组织领导下的各抗日游击队，深入敌后，面对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军，凭借熟悉地形和群众支持的有利条件，经过数以百计的战斗，消灭入侵福建沿海地区的部分日军，打击日伪军，惩办汉奸卖国贼，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和全国抗日进程。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抵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和游击武装，尽管因得不到国民党当局的合法承认而遭受残酷“清剿”，但仍然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既极力排除国民党顽固派所制造的种种障碍，又不断壮大自身力量，保持了中国革命在东南的战略支点;同时，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高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积极主动促成国共合作抗日在福建的实现，放手发动群众，引导全省民众奋勇抗战，共御外侮，为夺取八闽乃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真正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历史不能忘却。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是要牢记这段苦难而辉煌的历史，牢记中华民族的巨大牺牲和伟大贡献，牢记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