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讲好红色故事
来源：《中国新闻发布》杂志 作者：王明亮   2022-11-19 08:55:38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相持阶段到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蒋介石集团长期封锁、不断制造摩擦的艰难情况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讲述“延安故事”，成功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及革命道路展示在世界面前，吸引万千爱国人士来到延安，为中国革命胜利赢得了广泛的理解与支持。

　　主动讲述红色革命故事

　　1936年春天，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受命寻找一位不带偏见的外国记者，以便通过他向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主张。经过慎重考虑，他们最后推荐了为《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写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时斯诺还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记者。斯诺于1936年6月进入陕北，在苏区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采访，得到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的热情接待。

　　当年7月15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到自己的窑洞做客，并连续多日同其谈话。此后，斯诺将自己在陕北的见闻写成报道，陆续在《美亚》《新共和》《太平洋事务》《星期六晚邮报》等美国报刊上发表。11月14日，美国人在上海最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也独家刊发了斯诺对毛泽东的访问记，文章同时配发了斯诺拍摄的一张毛泽东半身像，让全世界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形象。后来，这张照片成为青壮年时期毛泽东的经典照片，被各种出版物广泛采用。这些报道在欧美世界和上海外侨群体中引发了强烈反响。斯诺本人因其独特的冒险经历，也成为许多报刊竞相采访的对象，从而一跃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记者。

1936年11月14日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独家刊发的斯诺采写的毛泽东访问记，该文同时配发了由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半身像。

　　1937年10月，由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伦敦出版。这部纪实性的报道作品，先后被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在国际国内引起极大轰动。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下，不少有志青年奔赴陕北苏区或投身抗日战场。这部作品所带来的世界性影响，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外国记者在重塑中共政党形象中的巨大潜能，并决定加强对外宣传的规模和力度，将其上升到重要议事日程。

　　1937年底，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专门负责对外联络宣传的交际处。延安交际处是党中央在延安时期设立的党政军诸多机构中的一个部门，专门负责到访延安的中外人士的接待和统战工作。毛泽东交代交际处的同志，工作中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既让到访的中外观察家们看到我党工作的优点和成绩，也让他们看到我们工作中的弱点甚至是错误;既要通过他们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也要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还指示交际处主任金城同志，凡是要求见他本人的，一律尽先答应，并将他们的要求及时报告给他。

　　1940年12月24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总结了前一阶段接待外国记者来访的成绩和影响，称：“统计抗战以来，英美记者宣传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书籍不下二三十种，影响我党信誉极大，并发生一些外交影响。”

　　以自信真诚的面貌示人

　　延安时期，在与外国记者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中共始终以诚相待，坚持用事实说话。毛泽东曾强调：“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根据地人民战斗胜利的成绩，解答来宾提出的问题，都要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1944年，面对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到访，周恩来亲自负责主持接待工作，并确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八字工作方针。对于这次接待工作，周恩来作了许多具体指示。他指出，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的目的是同他们接近，搞好关系，以利于打垮日本。为此，要着力宣传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有反攻敌人和建设国家的能力，争取记者团成员来参观边区的机关、工厂、学校等单位，争取他们看后把边区的实际情况宣传出去。为实现上述方针，必须把握民族、人民和党的立场，以及主动、真实、诚朴、虚心和认真五个原则。

　　记者团于当年6月9日抵达延安。12日，毛泽东接见了记者团全体成员，畅谈了国内外局势，阐明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抗战到底的主张。

1944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在延安同来访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合影。

　　此后，记者团在延安参观了一个多月。交际处组织他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参加各种集会，访问边区英雄模范人物、作家、艺术家和各阶层知名人士。

　　这些原来对边区毫无了解的记者们，亲身观察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大生产运动和民主政权建设的成就，看到了延安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情况。此后，中外记者们大多对延安和中国共产党作了客观、公正的报道。记者团成员斯坦因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撰文说：“在封锁线后面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地擦拭着自己的眼睛。”后来，他根据当时的观察和采访记录，写成了30余万字的长篇纪实报道《红色中国的挑战》，并于1945年在英美出版，在西方世界引发强烈反响，被誉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姊妹篇。

　　记者团另一名成员爱泼斯坦后来也写了一本书——《中国尚未结束的革命》。该书1947年出版后，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斯坦因和爱泼斯坦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积极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爱泼斯坦还于1957年加入了中国籍，1964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的采访，成为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延安最集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次采访活动。

　　让延安精神远播重洋

　　外国记者们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传播出去，打开了世界认识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扇门。正如记者团成员爱泼斯坦所说：“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次我们来到这里，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射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这些外国记者撰写了数以百计的电讯和通讯，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逐渐为外国人士所了解。

　　而与此相反，外国记者们对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则逐渐产生了幻灭感，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贪污、腐败、低效的代名词。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际宣传处处长的董显光，很明显地感受到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支持中共的记者越来越多。据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伦敦办事处的报告称：1945年6月前后，伦敦报刊普遍登载有关中共边区文章，尤其是爱泼斯坦的文章颇具影响力，使中共在英国的影响越来越大。

1944年11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译载的美国记者武道(Maurice Votaw)的《我从陕北回来》一文。

　　失去了外国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的同情和支持，对国民党而言是灾难性的，因为美国记者从来都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中美民间交流的渠道较为有限，普通美国人要想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及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看美国报纸驻渝记者的报道，二是收听延安广播。美国读者很看重这种消息和材料，广播评论员和作家们常常引用这些材料。在许多情况下，新闻记者的见解会得到高度重视，不仅影响驻华外交官的建议，还被电告国务院作进一步考虑。为了寻找关于中国事态发展的资料和真知灼见，美国国务院人员经常会阅读许多大报的海外电讯和报道。随着驻华记者的大量同情、赞赏共产党的报道传回国内，一般美国民众甚至政策制定者也开始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属于人民的，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彻底的忘我精神。

　　就连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亦不免对中共产生了好感，他曾三次召见斯诺，咨询他对支援中国抗战等问题的看法。据斯诺称，罗斯福看完他的新闻报道和《红星照耀中国》以后，开始正视中共在未来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潜在能量。1944年，美国派出了官方代表团——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希望在未来对日本的反攻作战中能取得中共军队的配合和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