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南方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窗口
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作者：黎余   2022-11-22 08:52:52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变化，并不断根据这种变化调整对外政策。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复杂情况下，周恩来带领中共南方局准确判断和把握局势，对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对同一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同时期政治态度加以区别，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捍卫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及时制定、调整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为实现中共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作用搭建了国际政治舞台。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制定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对外工作方针。但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被国民党政府“封锁得铁桶似的”，敌后抗战情形外界很难获悉。为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和支持，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利用在国统区工作的便利条件，广泛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活动，搭建与国际社会联系、交往的桥梁，争取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援助，开拓了中共对外交往的新局面，在发展国际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中共也由此走向世界。

　　起伏——中共南方局外交实践所反映的中共外交战略之演进

　　抗战之初，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参与了党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在国内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奔走的同时，他也是中共中央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中共中央确定抗日外交方针和“加紧对外宣传，力争国际援助，实现对日制裁”的原则下，周恩来于1939年4月在中共南方局内部正式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组长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主要负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和联络工作，并规定其主要任务为宣传、交友，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了解国际形势，重点是美、英等国对华政策，以及各国各界在华人士的政治态度和动向，以影响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扩大国际统一战线。而在共同抗日的大背景下，美、英等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关注中共的政策主张，双方开启了由封闭对抗走向沟通合作之路。

　　1940年前后，美、英两国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取自己的安宁，这一举动严重影响了中共对其的信任，中共中央一度不再强调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周恩来也认为“英法反动政府为世界反和平的先锋”，“美国表面上虽然中立，但实际上是支持英法帝国主义的”，他们是“企图从牺牲和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上，从分裂中国民族统一战线及引导中国投降上，找到彼此妥协的出路”，“以换取它们在远东利益的保持”，美、英本质上是“与德、意、日互相争夺世界霸权的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在此形势下，中共南方局警惕地、敏感地注视着美、英等国一切可能危害中国的对日妥协倾向以及会导致中国国内妥协投降的倾向，抨击他们绥靖日本的做法。但这种批评和抨击是为了促使其坚持反对日本侵略的立场，一旦他们援华制日的态度趋于明朗，立即表示欢迎。

　　1941年下半年，苏德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引起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共也重新确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周恩来认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世界战争的壁垒最后分明了”，是“太平洋上反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伟大结合的开始”，“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更应联成一体，休戚相关”。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共同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成立，这使中共南方局的外事工作有了更加广阔的活动舞台。自此以后，在周恩来的带领下，中共南方局努力争取与美、英建立对日合作，争取美、英了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战建国的主张及中共军队的抗日实力，使之重视中共抗日力量，从而影响美、英政府的对华政策，通过他们牵制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以便共同抗日。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强调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希望并欢迎有外来援助，但他始终主张抗战要具有民族立场，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他认为：“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是服从于基本国策的对外政策。”他还多次批评单纯依靠国际援助的错误，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他指出：“世界没有不靠自力更生，专靠外援而能战胜强寇收复失地的。”中国的抗战胜利，“必须从加强自力更生的信念入手” ，“我们绝不能因为需要外援，便放弃我们进行民族解放的立场，而介入或附属于世界帝国主义的争夺战争中去”。周恩来的这些重要观点对于中共南方局开展对外交往活动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努力——在“宣传出去，争取过来”中拓展国际活动空间

　　中共南方局对外交往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迥异和国民党的限制、封锁，使中共长期与外界隔绝，不被国际社会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英、美、苏等国的外交重心仍然放在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身上。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了解和支持，周恩来确定了中共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宣传出去”，就是要把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军民对抗战的贡献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就是把国际上一切爱好和平，一切支持中共和正义事业的力量争取过来，建立和发展国际统一战线。

　　为了在国际上发出中共的声音，中共南方局利用多种渠道“宣传出去”。首先，利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两大阵地，宣传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周恩来经常就国际形势及时发表文章或谈话，解释疑虑，指出发展的趋向，使外界及时得悉中共的各种观点和反应，他的许多论述常常成为国际上权威观察家、评论家引用的论据。从1941年9月起，周恩来就指示抽调罗清、蒋金涛负责编译出版英文小册子，内容主要是《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局势的谈话，解放区建设情况和外国朋友写的解放区见闻等，出版后向外国记者、外国使馆和各国友好人士散发;其次，利用国共合作的合法身份，周恩来领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开展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活动，开设了外语对敌广播，每天用日、英、法、俄、世界语等语种对外广播宣传，并创办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半月刊，寄给50多个国家的世界语组织和个人。一般情况下，该厅每周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将中国的抗战情况介绍给外国通讯社记者，使各国及时了解情况;再次，建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以香港为中心拓展海外宣传。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办事处创办《华侨通讯》，面向广大华侨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并刊登大量来自抗日前线的报道，反映中共领导人民群众抗战的业绩，揭露日军暴行。海外许多华侨报刊纷纷转载该刊文章。办事处还“走出去”，先后派出王任叔、杜埃、陆诒、董维健、胡愈之、沈兹九、金仲华、胡一声等人到菲律宾、槟城、纽约、印尼、新加坡等地协助华侨创办抗日报刊，以加强中共的海外宣传、联络工作，动员华侨青年回国投身抗战。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要求中共南方局外事人员以交朋友的方式，主动接触各国驻华使节、记者及各界友好人士。周恩来指出，对外国朋友，要把门打开，不要怕人家看，要争取他们看了以后，把这里的实际情形宣传出去。要主动，不要被动。目的是让他们对中共有一个真实的了解，相信中共有能力战胜敌人。同时要用各种材料证明中共将来有建设国家的能力。他还要求，在宣传中提供的材料要真实，要合乎实际，既要宣传好的方面，也不能隐瞒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只有这样的宣传，才能提高中共在国内外的地位。在重庆期间，中共南方局与大部分驻华记者和国际友人都保持了友好交往，如外国记者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福尔曼和白修德等，美国主教鲁茨，美国作家贝尔登、海明威、鲁斯夫妇等。中共南方局的民间外交取得了空前成功，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之行便是其成功之作。

　　在周恩来等人的外交努力下，中共南方局的国际宣传收到了明显效果，达到了“争取过来”的目的。一方面，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和中共抗日宣传下，争取到苏联、美国等国家的道义上的支持和部分物资援助，而且广大海外侨胞和各国人民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积极支援中国抗战。仅1938年秋至1939年夏，华侨捐赠的寒衣、暑衣、军用蚊帐等便有1000多万套。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华侨月捐已达到1350万元。从抗战爆发到1942年，华侨认购的救国公债达11亿元之巨;另一方面，增进了各国对中共的了解，使他们不仅听说而且看到了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和敌后抗日力量的威力，他们中的一些人初步改变了对中共的印象，对中共持友好和同情的态度，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全面否定和对国民党支持的态度，并开始重新评估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突破——开展“半独立外交”，促进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中共不是执政党，难于用直接和全面的外交方式来实行自己提出的外交政策。但中共作为中国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越来越被国际社会重视和承认。随着对外联络对象的不断扩大，中共南方局的对外交往也从民间扩大到官方，并以美、英为重点对象，逐步打开了外交局面，开始了“半独立外交”。

　　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也是反法西斯阵营最主要的力量。周恩来很重视争取美国对中共的了解和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在重庆，周恩来代表中共先后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柯里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向他们介绍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艰苦抗战的情况。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立即联系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向他提供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有关材料，着重阐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美国政府得到报告后，立即要居里向蒋介石声明：“美国政府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为了同美国建立直接联系，1942年到1943年，周恩来曾多次邀请美国派官方代表团访问延安。1944年7、8月，美军观察组一行17人在包瑞德的率领下，分两批到达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成员通过实地考察和与中共领导人的交谈，不仅直接了解了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还更深入地感受到了中共希望在击败日本和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和美国合作。周恩来对此高度评价：“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尽管“这种外交还是半独立外交”。

　　英国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成员国，其对国民党政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周恩来对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作用非常重视。他积极地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交往，周恩来的温文尔雅和热情使卡尔佩服不已，卡尔对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取得的抗日成绩也有了更深地了解。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亲自到卡尔的寓所，向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内幕，卡尔马上将这一情况向英国政府汇报。英国政府在收到卡尔的报告后，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1942年初，卡尔离华赴苏，周恩来不仅参加了卡尔的离任告别宴会，还指示《新华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对卡尔表示惜别并致友好的临别赠言，称其为“中国的好朋友”。薛穆接任大使后，周恩来又多次前往，并就许多问题与之交谈，使他对中共的抗日立场和主张也有了较多了解，并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1945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薛穆还与正在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会面，并进行了畅谈。

　　此外，周恩来等中共南方局领导人经常就国共关系、抗战、苏援等问题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进行交谈，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同时，周恩来多次向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等人积极宣传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关系情况，表明中共抗日的坚定决心，希望加强盟国之间的团结合作。

　　经过周恩来等人的不懈努力，中共的“半独立外交”开创了新的里程碑。1945年4月至6月，另一名中共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成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这是中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首次正式公开亮相，打破了国民党垄断外交的局面，表明中共已步入国际社会。

　　涅槃——在展示共产党人外交魅力之中塑造中共国际新形象

　　抗战以前，国民党把中共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的土匪，实行共产共妻，只知道烧、杀、抢;抗战后，又四处散播共产党搞割据、游而不击等谣言。然而，中共南方局在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广泛开展外事工作过程中，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充满朝气的民主大党形象和中共领导人卓越的外交才能，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曾比较信任国民党，而对共产党有较多思想顾虑，如对中共的民族工商政策、土地政策、民主问题等。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陈嘉庚访问了延安。通过延安之行，陈嘉庚的思想发生了不寻常的飞跃，转而同情中共，并义无反顾地把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他回南洋后，不放过一切机会，大加赞扬中共救国救民、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捍卫真理的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上下团结、官兵平等、军民一致，中共领袖如何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他对儿子陈国庆说：“余此次劳军，经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

　　1944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访问考察延安后，都大力称赞延安的政治和共产党的政策。美国记者爱泼斯坦深有感触地说：“延安之行可以帮助神圣的反法西斯工作，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封闭着的，这次来到这里把一座关闭了很久的大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今后谁若再关此门，恐怕是不可能的了。”美军观察组的戴伟斯和谢伟斯也认为“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

　　作为中共南方局主要领导人，周恩来以“中肯求实、有理有节、求同存异、不卑不亢、平等待人、礼贤尊士”的外交风范和极具感染力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外国朋友们的尊敬、信赖和友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称：“周恩来是重庆最有智慧的人，周恩来和他代表的政党最终将在中国获胜。”另一位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也认为周恩来是一个态度温和、能干的外交家，具有完美的个人魅力，从私人角度来讲，值得与他深入交往。1944年3月，薛穆写信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认为：“在随着日本的投降而形成的混乱情况下，我个人倾向于支持共产党。”1944年末，薛穆在致艾登的电报中又说：“共产党采取的政治变革的范围和意义非常显著，我的观点倾向于：他们成功的原因只是在于经济问题已经消失，并把这看成是中国的一个巨大成就;边区的领导人是引人注目和强有力的人物。”

　　时任美国重庆战时新闻处处长的费正清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的外交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是一位浓眉、英俊的贵胄，却为民众献身;作为个人，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事业。”“居住在周公馆里的共产党人做着一件与美国交往的出色工作，他们以批评的眼光，现实主义的观点同美国人讨论各种问题。虽然他们现在随时有被捕并被投入集中营的危险，但他们仍然本着惊人的团体精神和坚定信仰照旧开展革命工作……在周恩来所住的阁楼里，臭虫也许会从顶棚上掉下来，雨水也许会漏到床上，但他们的宗教热忱和思想信念照旧如火如荼、绝不动摇，仿佛他们自信能够唤醒这个国家。”

　　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广泛赞誉，充分展示了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的独特魅力，从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同时树立起中共在国际社会良好的政治形象。

　　1945年10月，毛泽东参加完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后，感慨地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对周恩来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带领中共南方局，在开展党的外交工作中历尽艰险、卓著勋劳的一个最好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