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党在贵州的组织
来源：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2022-12-08 11:03:36

　　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1938.2～1940.4)

　　1938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贵州清理、整顿党的组织、恢复党员发展工作取得的成效，为使党在贵州的活动有更大、更进一步的发展，遂派邓止戈、秦天真回贵州充实省工委的领导力量，与先期到达贵州开展工作的黄大陆及李策组成中共贵州省工委，邓止戈任书记，秦天真、黄大陆、李策为委员(邓、秦抵筑前，黄大陆、李策已被捕)。

　　省工委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一方面进一步加强贵州地下党组织的建设，巩固清理、整顿党组织所取得的成果，恢复党的组织，发展新的党员，一方面停止了直属军事小组的武装活动，将已掌握和建立的武装分散隐蔽，把工作重点转向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的抗战纲领、主张，发动一切爱国力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形式进行斗争，领导和推动全省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全省党员人数，从抗战前的100多人发展到500余人。组织的建立，党员的发展，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1940年3月，为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另建隐蔽的新的省级领导机构。4月，撤销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了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

　　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1940.4～1943.7)

　　194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为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斗争需要，在撤销省工委的同时，在贵阳建立了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临工委)，省临工委由邓止戈、陈于彤、张述成、肖次瞻、杜守敦组成，邓止戈任书记。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南方局“隐蔽精干”的方针，实行“三勤”(即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即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已暴露的党员和骨干，一部分被输送到延安或去新四军;一部分转移到川、桂、滇等邻近省，未暴露的就地埋伏。为使疏散隐蔽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省临工委将全省划为四个片区，分别为贵阳区、黔北区、黔西区、黔东(因故未组建)区，由省临工委成员分头领导。1940年7月，省临工委秘书长肖次瞻被捕并遭杀害。10月陈于彤离开贵阳到南方局。5月，张述成赴桂林、昆明等地联系疏散出去的党员，而后于1943年7月回南方局工作。1941年6月，杜守敦转移到昆明，负责领导疏散到昆明的党员。期间，省临工委还领导了中共晴隆支部、中共交通大学支部、中共贵阳县委等进行党员疏散转移。1943年7月，省临工委结束工作。此后，贵州地下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许多隐蔽下来的党组织和党员坚持开展活动，直到抗战胜利。

　　中共织金县工作委员会(1938.1～1949.11)

　　1938年1月27日，中共织金县工委建立，方献祥任书记。县工委下辖工人、市街、学生、农民、妇女5个党支部。为有利于开展工作，县工委成员及各支部党员都分别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进行抗日活动。

　　1940年4月以后，中共织金县工委与中共贵州省工委失掉联系，加上国民党当局的陷害，县工委成员被迫疏散转移，但他们仍然坚持开展隐蔽的斗争。遵照省工委的指示，积极派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任职，充分利用合法的形式和手段，组织群众开展了斗争。1949年，为配合解放贵州，省工委派党员到织金猫场建立地下武装——猫场游击队，织金县工委及时与之取得联系，并派党员到游击队中工作，还通过打入县政府兵役科的党员获得了敌保警队的枪支弹药、人员配备等情况交送游击队。

　　中共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特别支部(1939.5～1941年底)

　　1939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简称“红会”)，由湖南迁贵阳图云关，“红会”内的党员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接上党的关系。5月，袁超俊主持召开“红会”总支会议，成立了中共红十字会总支委员会(亦称“红会”特支)，下设贵阳、桂林、运输股三个分支部，分别由郭绍兴、高忻、章文晋兼任分会支部书记。“红会”特支由袁超俊单线联系。1941年1月，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被国民党查封后，“红会”特支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大部分成员先后转移外地。

　　中共赤水特别支部(1939.5～1941.6)

　　1939年5月，中共四川省泸县中心县委特派员彭红岩(彭维汉)到赤水，以赤水女中教师身份为掩护，指导工作。经泸县中心县委决定，将中共赤水支部改为中共赤水特支，领导人为傅方权、张跃龙、赵世咸和田崇尧。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赤水特支遭受破坏，傅方权、张跃龙被捕。泸县中心县委决定改组赤水特支，其领导人由田崇尧、沈际昌和刘晏平继任。特支先后下辖8个支部。1941年6月，赤水特支再次遭受敌人破坏，田崇尧、沈继昌被捕，特支停止活动;但其下辖的个别支部和党员仍坚持隐蔽斗争。

　　中共黔桂边区委员会、中共黔桂边特区工委(含“特支”)(1937.7～1941.2)

　　抗战时期，中共黔桂边委在书记赵世同领导下，继续在黔桂边坚持革命斗争，其上级组织先后为中共桂西区特委、中共广西省工委。1938年4月，根据广西省工委指示，成立中共黔桂边特区工委，录属广西省工委领导，统一领导右江上游黔桂边望谟、册亨和紫云、罗甸部分地区及广西乐业等地的地下组织，为抗日游击战争作准备。1939年初以后，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黔桂边抗日运动渐处低潮，经特区工委决定，将特区工委改称中共黔桂边特别支部，赵世同任书记。1941年初，特支结束工作。

　　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1939.3～1948.3)

　　1939年3月，经中共贵州省工委批准，组成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由朱桂林、张恒兹、刘英泰组成，朱桂林为主要负责人，领导安顺、紫云、镇宁等地革命斗争。1940年4月，安紫边区领导小组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他们一面积极寻找党的组织，一面依据党的一贯方针政策，并根据形势的变化，领导边区人民进行斗争。1942年6月，朱桂林在镇宁被捕后，边区领导工作由张恒兹负责。1943年春，外地转来的党员胡博与张恒兹接上了关系，参加了安紫边区的领导工作。此时，安紫边区的活动范围已扩大到长顺县营盘一带，并并了《大众报》，宣传党的方针，坚持斗争。解放战争开始后，他们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反蒋斗争，并组织队伍，进行武装暴动，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3月，在安顺布置武装暴动时，因泄密，领导成员张恒兹、刘英泰、胡博先后被捕，领导小组停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