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大连建立的条件(六)
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
日本侵占大连后,在其扩大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刺激下,大连地区的印刷业发展较快。到1924年,大连共有各类印刷厂70余家,出版《泰东日报》、《大连新闻》、《满洲日日新闻》、《辽东新报》、《满洲报》、《关东报》等报刊,工人有1200多名。
印刷工人虽然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但与其他行业工人一样,饱尝帝国主义奴役之苦,政治上没有自由,经济上受着重重剥削,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月工资仅七八元钱,生活十分艰难。为了争取自由和解放,一批进步的印刷工人先后参加了大连中华青年会、增智学校、三一学校等夜校学习,受到教育启发,尤其受到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影响,逐步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意义。大连中华工学会的成立,给印刷工人树立了榜样,使他们坚定了建立团体的信心。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共产党员李震瀛的直接帮助下,印刷工人和职员中的先进分子关治祥(1925年5月改名关向应)、赵悟尘(赵廷选)、董秀峰、王守国、吕功甫等人,于1925年3月酝酿组织印刷工会,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决定聘请大连中华青年会会长傅立鱼为顾问,协助办理各种手续。
1924年4月28日,在大连市近江町三丁目141番地(今友好路230号)召开了印刷工会成立大会。会上,由发起人赵悟尘、董秀峰先后报告筹备经过和工会章程。章程规定:“本会以中华印刷同人组织之”;“定名为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勉励,合勤职务为宗旨”等。代表们经过讨论,通过了章程、会徽和会歌。会徽由印工二字组成,会员每人一枚,作为参加活动的凭证。会歌的歌词为:“辽东良港大连湾,中华文明传;印刷之术我在先,教化使均沾;劳动神圣新使命,吾辈来实现;联合同志团结体,政教有我专。”
大会选举出执行委员会,公推赵悟尘为委员长,董秀峰为副委员长兼秘书,王守国、吕功甫、王恺臣等为委员。委员会下设调查部、教育部、体育部、庶务部、宣传部、救济部,选出各部负责人以处理日常事务。
印刷职工联合会成立后办起了工余学校,设有初级班和高级班,组织印刷工人及家属利用业余时间补习文化,增长知识,提高阶级觉悟。每周还举办通俗讲坛,邀请进步人士介绍国内外形势,宣传革命思想。共产党员董秀峰曾以《拉杂谈》为题宣传党的主张;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书记林升亭以《勉强用事是不成的》为题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还曾利用印刷徒工赵廷会病逝一事,举办《穷人为什么这样苦》的专题讲演会,讲述赵廷会12岁当童工,受欺压,挨打骂,有病没钱治,18岁就病死的悲惨遭遇,控诉日本资本家的罪恶,激发工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
印刷工会创办会刊《曙光》,揭露资本家和殖民统治者压迫剥削中国工人的罪行,介绍关内工人运动和工会活动情况,号召印刷工人参加工会组织。
“五卅”惨案发生后,印刷职工联合会全力组织印刷界职工参加“大连沪案后援会”组织的印刷传单、张贴标语等活动。有的传单写道:“英人残杀我华男,闻听实心酸。纱厂是祸源,日本真野蛮,枪毙我华男。国民快觉醒,怎样将仇报?不买它的货,不卖它原料,坚持要到底,否则引人笑。劝我同胞,卧薪尝胆,速将仇来报!”还张贴“打倒资本家”、“取消二十一条”、“工作八小时”,“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激励全市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统治。
印刷工会适时发动印刷工人举行罢工斗争,以改善工人的劳动、生活条件。1925年春,发动日清印刷所的工人向资本家提出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的要求。被资本家拒绝后,百余名中国工人立即举行罢工。斗争坚持3天,厂主被迫答应工人的要求。有些资本家害怕本厂工人罢工,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主动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7月,印刷工会还领导了《满洲日日新闻》印刷所工人的罢工。该印刷所劳动条件恶劣,工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没有休假日。拣字工人汤鹏程不能坚持长期夜班,向日本工头西松提出要求换班,遭到殴打,激起工人的愤怒。工会领导27名拣字工人一致举行罢工,提出三个复工条件:罢免打人凶手西松的职务;增加工资;不准任意开除工人。罢工坚持20余天,表达了印刷工人争人权反虐待的决心。不久,东亚印刷所徒工无故遭日本工头殴打。有了工会组织作靠山的印刷工人,不再忍受任人打骂的非人待遇,工友邓培根大喊一声“揍他!”楼上楼下工人一拥而上,将那个工头打得钻到桌子底下讨饶。资本家出面调停,才平息了这场事件。
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的活动是大连工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影响日益扩大。1925年5月,赵悟尘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1926年2月,董秀峰又出席了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年5月,印刷工人魏长魁(化名王文石)出席了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印刷职工联合会在上级工会和大连党团组织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达三年半之久,成为大连反帝爱国运动中一支坚强的力量,为大连工人运动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大连的深入传播,工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从而为大连党团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积蓄了力量,锻炼并输送另外一批骨干,预示着大连的反帝爱国求解放的斗争将掀开新的一页。
摘自《中共大连地方史》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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