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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战岁月
来源:《百年潮》2017年第7期   2022-11-11 10:22:23

  

      张元和,1920年生,宁夏海原人,不到16岁时即在家乡参加红军,亲历了红军会宁会师、山城堡战役、平型关战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八路军南下华中、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昌警备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5年3月晋升为大校军衔。2015年9月1日,张元和作为老兵代表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本文根据整理者2015年12月对张元和的采访写成,那也是老人生前最后一次系统地回顾一生。2016年6月,张元和在南昌病逝,享年96岁。

  首战平型关

  卢沟桥事变以前,我所在的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在宁夏、陕北、甘肃这个范围内活动,西安事变爆发后,在甘肃庆阳、平凉与陕西交界的地方集结训练。七七事变后,鬼子由北向南进攻,我们从陕西出发抗战,在三原县由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打的第一仗就在平型关。

  平型关那个地方靠近河北边界,过了太原往北大概有几百公里的样子。那时,我们从三原出发,先步行到韩城,从韩城渡过黄河到山西,由山西侯马坐上阎锡山的火车到太原以北,下了火车,再步行到平型关。当时下大雨,哗哗地昼夜不停。我们的部队没有像样的布鞋,而是从破衣服上撕下烂布条,像编草鞋那样编出鞋子来。山西地面到处都是石头,这种鞋禁不住石头磨,而且雨天泥泞,都泡烂了。没有鞋,我就把绑腿缠在脚上,到后来干脆就光着脚走,走了一夜,脚都磨破了。一直走到离平型关大概还有几十里的地方,有当地老百姓做了布鞋送给我们,我才拿了一双穿上。老兵们都有经验,脚上穿一双,身上还要背一两双。行军间隙,他们就把那些破衣服、破绑带拿来编鞋,我也跟着学。我们一路走一路下雨,衣服鞋子破的破,烂的烂,当时是怎么走过去的,现在想起来都搞不大清楚了。

  抗战期间,要从行军来讲,打平型关是最急的,不仅翻山越岭,而且过河时都是直接过去。因为敌人要争取时间过平型关,而我们要抢在敌人前面赶到平型关抢占阵地。平型关是一道山口,北面是山,南面也是山,中间是一个走廊,走廊有十来里路的一段,是一个深沟,人、车都要经过这个深沟里一条不宽的公路。深沟两边是台阶形状的山地,一层层的,汽车既上不去,又下不来。鬼子的汽车有百十辆,运输物资的都有棚子,坐人的大部分没有,这些车就沿着那个山沟走。我们的部队先开了枪,把鬼子最前面的汽车打坏,整个车队就停下来了。部队一打枪,敌人都晕头转向,不知道子弹是从哪儿来的,有的站在车上东望西望,有的就慌忙跳车,钻到车子底下。我们很快就发起冲锋,一起扑上去,直冲到敌人跟前。平型关战斗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打日本鬼子的第一仗,消灭鬼子坂垣师团1000多人。

  刚进中国时,日本鬼子的武士道精神比较顽固,我们想抓个俘虏,那得好几个人对付他一个,连抓带拖的。被打伤的鬼子,我们抬回来给他换药,他却拒绝,叫他吃饭,他还用脚踹。但到了1942年以后,日军的老兵伤亡比较大,新兵比较多,年轻人的武士道教育不是那么深厚,还想家,战斗力就大大地削弱了。我们俘虏了日本人,经过教育,就让他们到战场上去喊话。喊话原先是我们学习用日语喊,但喊起来总不是那么真实,鬼子一听就知道不是他们本国人,所以后来就教育俘虏来做宣传瓦解工作。此外,还叫他们写传单,由我们的秘密人员带到敌人据点附近,通过伪军偷偷带进据点散发。

  这些宣传瓦解工作,有秘密的,也有公开的。公开的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呢?就是围了敌人的据点以后对敌人喊话。我们要么把传单用小炮打进去、用弓箭射进去,要么就撒在据点周围。那时我们俘虏来的日本人不少,基本上每个单位都有日本人去喊话,也都比较熟练。但日本俘虏也不都在前线,有一些在部队领导机关做文字翻译工作。

  粉碎“九路围攻”

  1938年4月初,日军分九路围攻晋东南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和中国军队。于是,我们又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我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的旅长徐海东很能打仗,前些年有部电影叫《徐海东喋血町店》,讲的就是这期间的故事。反“九路围攻”中,张店和町店这两场战斗打得比较艰苦。

  张店位于山西南部,靠近长子县。打张店,是敌人进攻、我们防守。我那时刚从营通信班下到连队,负责扛机枪。打着打着,敌人退却,我们就在后面追,看着敌人跑到哪里,架上机枪再打。我当时刚扛机枪,还不完全熟悉,机枪上有个提把,提枪的时候应该去抓那个提把,但战斗中一着急,机枪刚架起来打完以后,我上去就猛抓那个枪管,“刺啦”一声,手一疼,我一看,都焦了。那个时候年轻,也顾不上疼,换只手,提着提把继续追击敌人,看到敌人,马上又趴下来,架上机枪接着打。

  打町店的时候,我们的机枪班班长一开始就牺牲了,三个机枪手,一个牺牲,一个负伤,只剩下我一人。我一边打枪,一边还要压弹,压弹的时候,机枪就空着没人打,只能等压好了弹,装在枪上再来打。那时候没有压弹机,需要用手一个一个地压,当然比较慢,往往子弹还没有压满,敌人都冲到跟前三四十米了,哪里还来得及!只能压上几颗,哒哒哒,压上几颗,哒哒哒。一压弹,机枪火力一停,敌人就来得更快了。一个步兵班的班长看见了,就对我喊:“张元和,你一个人?”我说:“没办法啊,一个人,班长你叫个人来给我压子弹吧!”一会儿真给我派来个战士,但他没用过机枪,不会压弹。压弹这项工作,要压下去再推上去,压一个推一个,光压下去,子弹不齐,就打不成连发。他不懂,我也来不及教,打起来就一直不连发。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把弹夹卸下来,往地上磕,一磕,子弹就整齐了,再拿来装上,就连发了。哒哒,哒哒,哒哒,总算是打退了敌人。

  反“扫荡”

  1940年以后,党中央要求扩大根据地,还要八路军南下支援新四军,于是组建了八路军第二纵队,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三四四旅被编入第二纵队。4月,为落实“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黄克诚率三四四旅和100多名干部东进南下,我当时任营组织干事,就是其中的一员。我们由山西到河北,由河北到山东,由山东到安徽,到了安徽的蚌埠、涡阳、蒙城一带活动。皖南事变后,我们又从安徽到了江苏,编入新四军序列,我所在的是新四军第四师(后改归第三师建制)。

  1941年下半年,我们部队到了淮海区。那时候,我们大部分的根据地在盐城、淮阴以北,一直到陇海铁路以南连云港的板浦地区,包括沭阳、灌云、淮阴、涟水、泗阳、宿迁这几个县。在板浦以南,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叫盐河,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河,叫六塘河,我们就在这些河围成的范围内活动,打游击,这些河我们都经常过。灌云县城当时叫东新安镇,还有一个西新安镇,在现在的新沂。这些地方都属于淮海抗日根据地。

  那时敌人在县城,县城30里周围的地方是敌占区,30里以外就都是根据地了。作为营组织干事,我曾带部队上大伊山,三次到过离板浦镇只有七八里路的地方。板浦的敌人经常出来“发洋财”,抓老百姓,我们就一直逼到敌人据点跟前,逼得敌人不敢出来。我们部队还去那一带侦察过地形,准备趁敌人出来“发洋财”的时候打伏击。我记得那个地方长着很高的芦苇荡,蚊子特别多,我们就在芦苇荡里面埋伏。只可惜最后敌人没敢到跟前来,后来我就离开这个地区了。

  1941年以后,敌人经常来淮海区“扫荡”,我们就针锋相对地反“扫荡”。原先反“扫荡”,用的是“围点打援”的方法,敌人来攻,我们防守,敌人攻不进去,后头增援的又来,我们就打他的增援部队。随后改用“敌进我进”策略,比如说敌人向某村进攻,我们就在村里留一少部分人牵制敌人,让敌人以为我们还在这个地方,但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在夜间悄悄地转移了。转移到哪里去了呢?转移到敌人的据点去。你来攻我,我就攻你,敌人发觉“后院起火”就慌了,怕中埋伏,赶快撤走,我们就在他们回去的路上打埋伏,即使不能全部消灭,也能消灭一部分或抓到一部分。

  无论是“敌进我进”,还是打埋伏,都要事先掌握敌人的行动情况,这方面主要是通过“内线”获取情报。敌人的据点里一般都有我们的“内线”,通过伪军的内部关系来掌握情况。据点外边也有我们的人,往往化装成商人、农民,伪装成一些闲逛的人。敌人一有行动,必须动用伪军,伪军一了解这个情况,我们的“内线”就通知外边的人,然后再告诉部队。得到情报后,我们根据敌人的兵力、行动部署、所带的武器,分析敌人是不是要来抓民夫、“发洋财”。掌握情况后,我们的部队就在夜间悄悄地走出村口,提前去埋伏起来。

  尽管是晚上秘密行动,还是要做好迷惑敌人的工作。例如要到北边去,却向南边走,走过几里路拐个弯,再向北边走。你看我向北走,实际上我到南边去了;你看我向西走,实际上我到东边去了。游击战,就是要神出鬼没,让敌人摸不透。

  打游击,有时也有些缴获,但在战争年代,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什么“这个东西是你的”“那个是我的”这种概念。有一次,我打仗得了件鬼子的呢子大衣,穿在身上去开会,被东海县委书记李铁民看到了。“哎呦,你这是发了‘洋财’了,不错啊,很好嘛!就是你穿着有点大了吧?”李铁民说。他个子比我高,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他是想要却不好意思开口。于是我说:“是大了,你拿过去穿吧!”那会儿大家的关系都很好,打仗发了“洋财”,大家都跑来问:“有什么好东西啊?拿来看看啊!”没人特地把好东西留给自己。

  清除叛徒

  1942年下半年,新四军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把主力团都分配到各个县大队,这里一个营,那里一个连。我们团被分到淮阴地区的灌云、沭阳、涟水一带,我被调到滨海大队政治处组织股当干事。滨海大队的大队长叫王志增,后来担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政委叫吴书,抗美援朝牺牲了;副大队长叫孙良浩,后来转业到上海,前些年也去世了。

  1943年初,我们除掉了一个叛徒,叫宋沛然,原来做过灌云、沭阳县委书记。那是一个晚上,我接到命令,带着一个连去他家里抓人。我们冲进院子,他的警卫把门打开,想要往外冲,被我们打倒在地。冲进屋里,没看到宋沛然,只看到他的夫人坐在木床上,身下垫了个草垫子。她老是坐在床上不下来,不说话也不动,我就觉得很奇怪。战士们把她拖了下来,然后我就去翻那张床,发现在床板下面有个大洞,宋沛然就缩在里面。他当时手上还拿着一把小手枪,被我一把夺了过来。我把他拖出去,拖到门外就枪毙了。印象中宋沛然是大个子,当时交代的任务就是要清除叛徒。

  刮骨疗伤

  1943年上半年,滨海大队六连的连长牺牲了,我被任命为连长,从政治干部变成了军事干部。当连长不久,上级就命令攻打王庄据点。王庄据点在灌云地区,大伊山向南20多公里,是一个独立的土圩子,圩子的四角有四个碉堡,也叫“炮楼”。没打之前,我先到据点周围查看地形,琢磨要怎么个打法,部队要从哪里进攻,怎么接近。因为是白天,炮楼前面一片开阔地,彼此看得一清二楚。我在周围还没有转到一圈的时候,从炮楼上打来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右肩膀,胸口的钢笔也被打坏了。由于我这个连长负伤了,王庄据点就没有打。

  这次负伤拖的时间比较长,因为骨头被打碎了,碎片一直留在里面取不出来,身上肿得很厉害。经常眼看着要好了,但接下来没几天,又流脓,肿起来,如此反反复复。这可怎么办呢?当时那些医务所都在地方隐藏,实际上就是在老百姓家里。伤员、病号都住在老百姓家,换药也要到老百姓家里。医务所里有位医生,专门到我那里看了看,说要把我的手臂给锯掉。我一听,连忙说不行,锯了以后我还怎么拿枪?那时条件很差,即便要锯,也只能用老百姓锯木头的锯子。有位小战士被子弹打中,不得不从臂膀处把胳膊锯掉了。

  我不愿意锯,那位医生就用刮刀刮那些碎烂骨头。刮骨头比割肉还疼。医生先把碎骨刮平,再把烂肉烂皮都刮出来,最后把纱布填进去,将碎渣子取出。疼得我浑身发抖,像火烫一样,直说“受不了”。好在那时年轻,还是坚持了下来。从那以后也就彻底好了。

  继续在淮海地区战斗

  肩膀的伤好了以后,我到位于沭阳马厂的淮海军分区兵工厂当政治教导员。1945年6月,我被调去参加整风学习,地点在阜宁的东沟、益林地区,靠近黄克诚的师部。整风学习时,我所在的是中级干部整风队,主要是学习中央文件、国际形势,听首长报告。原来准备学三个月,但只学了个把月。8月的一天上午,黄克诚师长为我们做形势报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没有特殊情况,我们的仗还要打多少多少年。结果第二天日本鬼子就宣布投降了,所以我对他“特殊情况”的“特殊”二字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党的干部讲话有分寸,留有余地,没有把话说死,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就是那个“特殊情况”。

  鬼子投降了,我们新四军部队接着就要北上东北,中级干部整风队马上解散。因为时间紧张,我们就拿个小本子写自传,只是大概地说一说,然后学员就各自回原单位。我回到淮海军分区,那时的军分区政委叫吴信泉,司令员是刘震。主力部队要北上东北,吴信泉就下命令,逐个分配任务。我被派到地方上临时组建的淮海军分区第三团,任三团一营教导员,拿着介绍信就去上任了。因为没有跟着主力去东北,所以解放战争中,我一直都在淮海地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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