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劲哉自述
来源：阳郭史苑   2023-01-11 11:16:11

　　1 9 6 4 年 8 月

　　(一)

　　今记蒋介石匪帮的特务捕我,必须略记其原因。在蒋介石当国的那些岁月里他总是高喊“攘外必先安内”因而丧权辱国人民苦不堪言。在国土上说失了东北几省。在建设上说到处佈的特务,搞的国际地位低的几乎没有了。他不管人民的死活、国土的沦陷,光是为他的长期统治作打算。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嘴脸更不成样子了,表面上抗日暗地里总是与敌人拉拉扯扯,谈和、谈降，在“抗日建国”的口号下消灭杂牌军队,成立和加强他的独裁统治力量。这时蒋介石的鬼办法在全世界来说也是很难找出来的,只举几个对我部的例子说明。一、把湖北沔阳地区(我部辖区)以东的游击纵队司令汪步青(等于师长,黄埔学生出身)令其投降日伪军,即所谓“黄协军”。由汉阳地区连日本人合伙向西打我部,蒋介石派兵由西向东夹击我部,由于在时间上没有联系好(汪毕竟受控于日本人,在时间上不自由),全歼我军的阴谋没有得逞。汪步青部下的一个团长苏振东还向我部投降了。为了奖励伪军爱国,我把苏振东升为独立第五旅旅长。同时,我们还缴获了日蒋联合攻打我部的军事命令,我把这个“命令”用克罗版印了几百份,打算邮寄全国各军,但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没有寄出。二、蒋把我部一二八师的三八二旅旅长李俊彦(渭南人)由补训新兵的老河口、保康之间地区,威逼到南阳地区,强行改编(李俊彦当时不坚定)。并扣发了我部几个月的经费以及尔后每个月经费的一半。这时，我部面临困难,战士吃不上饭穿不上棉衣。我百般恳求蒋介石,叫他发一点军饷,可是,他总是不答应。后来我们部队借掩护检查所(当时国家的收税机关)之机，偷加了百分之十的税款。才勉强把部队维持下来。但陈诚还发电报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三、把我部三八四旅旅长古鼎新(商县人)勾变(古部是武汉沦陷以前,由蒋介石命令补入我师的),并指使古投降日本人,后来古部编为日伪军第六师,为日本军作走狗、当向导,消灭了我部。我在转移的途中,与日军的骑兵相遇,我率领的八十多人绝大多数战死。在拼博中,我的右腿受伤,被日军所俘,此时是1943年2月25日下午5时10分。在我部失利之前还有几个重要插曲,我也写在这里：何应钦派赵清廉(商县人,黄埔军校毕业。是古鼎新部队正司令,古为副司令,名义上属于伪中央直属第一支队,实际上是非法组成的。在武汉失守前补入我师时,赵清廉认为旅长的官位太低没来任职,故副司令古鼎新任该旅旅长。)来我部驻潜江县北边某镇的古旅所属七六八团团长赵天时的处所后,企图发动部队叛变,要杀掉王劲哉,用赵清廉代一二八师师长。可是,赵清廉与赵天时都是商县人,因为赵清廉常以天之骄子自居,在经济上、职权上都为古鼎新、赵天时所嫉恨。这一次赵清廉到赵天时所在团时,就被赵团长以公报私仇给杀死了。并把赵清廉所带的十八支步枪和七支手枪没收了。还有一个皮箱,十三个密电本,以及何应钦给金巨堂专员等的亲笔信等。赵天时团长除枪支弹药留用之外,其余的文件、电本都派第五连的连长李龙卿送来向我报功。当时我认为这件事办得美也,嘉奖了赵天时团长和李龙卿连长。这事我对蒋匪帮气死了。我把何应钦的亲笔信及其他信件用克罗版印了几百份,准备连同上次蒋攻打我部的命令一起邮寄全国各军。但我筹思了想到,这对抗日和我部不一定带来益处,所以我就先给何应钦打了电报。电文是：“潜江某地七六八团团长赵天时报告：有一股土匪被击散之后,遗有尸首多具,其中一尸首是赵清廉。怎么赵清廉会到这里?请查。”何应钦回了电报光说：“你师经费从本月起全部恢复,并增加一个八百人的补充营,其经费也从本月发起。”其它只字没提。因此,我认为不发表印好的文件是对的。我想：小孩怕狼,听说狼来了,孩子就不哭了,何应钦恐怕我公布他的丑行,他也就主动提出恢复经费的事了。但他总是以我为患的。

　　有一年春,我受不了、忍不下去蒋匪帮的迫害,以冒必死的决心给蒋介石打电报：“抗战两年失国土精华大半,不知羞愧赎罪,反对本部百般倾轧,尽量排除(还有一些话已记不清了)”。蒋介石的侍从给我复电,把我部拨归第五战区李宗仁了。

　　武汉--岳州失守以后的十多天中,我部活动在湖北通城和崇阳之间山区。由于电台发生故障,无人修理,以致三四天没有与汤恩伯伪总司令通电。后找了一个大学生把电台修好了。当时我派七六七团第三营营长史耀先带领一个连的兵力给盘踞在湖南平江的汤恩伯送了三个俘虏和一些战利品。史营长回来后向我报告：“我们经过九十五师驻地时,好多官兵拥挤着看三个俘虏。其中有人说：‘前几天不是通报一二八师叛变了吗?怎么今天一二八师又捉到了日本俘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这是史营长以很气愤的态度向我说的。我听完史营长的报告,简直是不想再活了。这件事说明蒋介石对杂牌军队极不信任,借故就向沟里掀。所以我说抗日期间我受的委屈比吃屎还要难受。我当时无奈地说：“国家不爱我,我不能不爱国家,不能不为民族出力。”当时的事情太复杂了,但我能记忆的,我还要写。有一次师部在峰口商会驻扎,日军除地面进攻外,还利用空军三番五次地向峰口掷炸弹,把我东边邻居的房子都炸毁了。地面扬起的灰尘,将我糊得不像一个人了。撤退时,我的卫士把我向后门外拉,可是,后门外的炸弹更多。我镇定下来,准备一死相拼。我坐下在纸上写了：“旬余守机坐,昼夜杀敌人,冤苦我受尽,荣耀留子孙。”这是我当时的遗言了。说明蒋匪帮对我残酷的迫害。

　　注：守机是电话机。

　　(二)

　　一九四六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天刚黑我由三原城内姚家巷家中出来,走到南北大街的十字南边,后面有人叫我“王先生,王先生!”我就冒答应了一声,他问我到那儿去,我说：“我到南头去。”走到跟前我细看,不认得。他就叫我到公安局去。我说：“叫我到公安局干啥?”他说：“你是不是才由延安回来?”我说：“不是。”他说：“姓王的才从延安回来,他的两个女人不让他当共产党。”我说：“你把人认错了,我是去鲁桥买麦去的(我的谎话)。”一边说一边就走,他一个走了,一个人领我到西面一个小铺门内,我看样子那个走了的人可能是叫认得我的人去了。我问他是那里人,他说是河南新郑人,我说我在河南熟的很,河南是我的第二家乡,他和我拉的很好。我说：“好!以后再见。”我想就这样走了去,我想只要向公安局叫没好事。他说：“等一会儿。”倾刻,那一个人回来了,还跟了一个穿黑上衣的人,那人只说一声：走。这两人把我领向公安局了。那穿黑衣服的很像以前在孙蔚如军长处当过手枪营长的史宪章,因是夜间,我不敢肯定。

　　我到公安局,有个穿军装上校服的人叫我到堂屋坐下,他向我说抗日战争中他当某师参谋长,知道啥等等。我也无心听他那些闲话,他给他的人说：“叫王先生休息去。”一个人把我领到前面一个厦子房,这房子一床一桌两椅,床上有褥被,桌上点有一枝洋腊,房门口马上就站了两个拿盒子枪的人。我气的不能说了,就在床上一睡给睡着了。猛然有人把我叫起来,我走到房门外,天井边站了几个拿短枪的,还有七八个拿长步枪的,一个很庄严的军官说：“我们把你送西安去,可是我们有责任,这是晚上要你受屈。”一边说一边由衣服插斗掏出像个半片月亮似的就向我手上戴,我当时气愤到万分,大声说：“我是国家的师长,是中将,犯了什么法了,为什么污辱我。”那个给我戴手拷的人即刻手垂下去了。说：“你犯了什么法我是不知道的,你是军人知道服从的,我给你戴手拷是奉了命令的。”我就双手向前伸着说：“哼，请带了。”这副手拷就给我带上了。由十多个拿长短枪的人由三原东门向火车站押解。城门钥匙拿来慢,误了很大时间到火车站,去西安的火车已开过去了,他们打电话联系,结果向永乐店站走。在路上我唱了一段秦腔的“探监”戏,还唱了一些肚子里胡编的骂人戏。他们都笑我,四个拿短枪的人中的一人说,他是在李兴中师当过连长的,我气死了,谁还听他那放屁。

　　将到永乐店火车站时,七个拿步枪的兵回三原了,只留有四个拿手枪的特务押解我,到火车站警察驻地(车站北约一里)时,天才拂晓。

　　特务把我交给铁路警察看守,一个河南籍的警察和我拉的很好,我认为到西安还能有啥好事,得机会能跑脱最好。我就给他说：“咱俩一路跑,我给你三十亩水地报酬,你要地也行,要钱也行。从此咱俩就结成生死之交的朋友。”他对我说：“我是头一班看你的人,我们当警察是有连环保的,我把你放跑了,家里和保人就要受连累。”这话说的很恳切,我说：“那我恳求你给我向永乐店街上曾经给我当过团长的程鹏九送一封信。”他答应了,我为了让家里人深信,把我礼帽的衬里撕下来写了“我被捕解西安。”并给警兵二万元的酬劳,他硬是不要,经我一再给他,他收了一万元,当日中午十点钟左右火车才开,到离长岭车站不远的地方时,因为下大雨淹了火车站,火车不能向前开了。当晚就把我在火车守车上押了一夜,天明修好了火车才向西安开去(农历八月是小月,这天是九月初一)。

　　下了火车四个特务叫了人力车把我拉到北院,在一间房子给我取了手拷,让我喝水洗脸,又把我搁在放书的房子。停了约半个小时,有一个拿步马枪的兵坐吉普车押解我到小南门外的军法处(张家村)。

　　军法处写了一张条子,条子是长方形印好的,用毛笔填写的,姓名栏：王步礼,籍贯栏：渭南人,犯罪科自栏：走私贩毒,注意栏：防逃(我以后推测,防逃可能是永乐店车站的警察反映了我)。

　　军法处派了一个兵将我领上走,这个兵也没拿枪。我看到“走私贩毒”几个字就害怕了,我一生连纸烟都不会吸,这分明是给我揑造罪名,还有什么理可讲,我就想偷空跑了,给那个兵说：“我肚子饿了,咱们吃点饭。”那个兵“哼”了一声,还继续向前走,没有看见饭馆子也就无法再说话,猛然路的右侧发现有卫兵,旁边有拒马(铁丝和木头编的挡人的网子),我们就进去了,右边有一个大窗,窗内的人收了这个兵的条子,问了我的姓名。然后把我的礼帽、手杖、九万多元、口袋装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裤带等都收去。这时有人说：“把老汉的裤带给他。”我这才又勒好了自已的裤子,窗内的人出来把我领进二门,二门口有卫兵,把我领进西边最靠南的厦房,房内有一尺高的一个大土台,马上铺了两张蓆,给我说：“王先生,你就住在这儿。”我说：“我没有铺盖，你叫人把我的钱拿上和我一路到外边买被褥(我是想乘买被褥的机会逃跑)。”他说：“铺盖我们给你想办法。”一边说一边走出二门，卫兵把我挡住了,这时我才知道我是坐监了。不一会两个人给我拿来三条军用毯子,说：“这就是你的铺盖。”我这才知道领我来的人就是看守所所长(河南洛阳人,姓名忘记了),他把我住的门用锁子锁上了。

　　我睡在床上想,这还得了吗?我打算在墙上挖洞逃跑。我想老鼠都能把墙咬透,我这裤带插子比老鼠的牙是硬的多了,我的人更是比老鼠劲大的多了,这样就开始挖墙了,这是土打的墙,外皮很硬,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吃饭时狠喝水,尿到空饭碗里,再把毛巾打湿,在要挖的洞上托,把土打湿,就好挖了,我一个人住着,黑夜白天都在挖,所以挖的土很多,我就把它平铺在蓆底下。洞口很小,我用一个洋毯子挡着,预备成功的时侯用手把洞口向大一扒,用脚蹬开另一头,就钻出去跑了。某星期六的下午,人家传我问案，两个兵给我带上手拷,拿盒子枪把我由看守所押到军法处去。

　　问案的是一个姓谢的科长，他问我：“你三原家中贩卖大烟?”我答：“卖不卖我不知道,只管我没叫他卖,我十多年没在家,家中住有一个老朋友,渭南人张实之，六十多岁,不能在军队工作,在我家看门连管家。另有一个贺照棋,也是渭南人,我小时的同学,因为是近视眼不能在军队工作,在我家帮助张实之，也是管家的。贩卖大烟的事情把张、贺传来问个详细。”他又问：“你在三原为什么化名王步礼。”我答：“王步礼是我在家中的原名,家里封粮都是用的王步礼,因为我们伯叔弟兄的名子都是由步字起的,如步彦、步祥、步瑞、步庆、步泰,所以我的王步礼是真名,并不是化名,请直接给渭南县二科打电话叫查一查封粮的名字是不是王步礼,就可以证明。”问：“你干什么事?”我答：“我当军人,是一二八师的师长。”问：“你在那里当一二八师的师长?”我答：“是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下的一二八师师长,你可向五战区长官部参谋处查问有没有一二八师王劲哉师长。”他又问：“你当师长怎么不当了?”答：“我在湖北沔阳和日本人作战失败了,右腿负伤被俘了。”问：“被俘了,干啥?”答：“被俘了,当俘虏。”问：“你吃什么?”答：“日本人给俘虏都吃。”问：“你干啥?”答：“我没干啥,人家不让我干啥。”问：“你还愿意干吗?”答：“愿意干,干了就解脱了,但人家不让我干,因为日本人和我对抗四五年(我兼汉沔游击指挥官),对我的为人了解非常深刻,所以不让我干。”又问：“你是不是没干?”答：“日本人在南京的总司令部是投降了的,南京的汪精卫伪政府也是投降了的,请查案有委任,我当过伪官的事没有就可以证明了。”他又问我：“你到延安干什么去了?”我答：“我没有去延安。”他说：“你去延安有证据。”我答：“有什么证据,请拿出来。”他拿出一张在洛义住了旅馆的条子,说：“这就是你的证据。”我说：“请法官仔细看一下,那不是洛川,是河南洛阳的洛义旅馆,不是洛川(这条子是看守所从我口袋掏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拿出来的)。”他说：“我的问案完毕,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我认为我们的国家就不是个国家,我在抗日战争中受尽了千辛万苦,受了人不忍受的难过,现在,抗日胜利了,论功行偿,我反到坐了监狱,这是什么驴儿政府,我的话完了(这时我气哭了)。”法官对两个士兵说：“现在领回去。”那个兵就给我戴手拷。法官说：“不用给王先生戴手拷,领回去就对了。”

　　回到看守所的外边时,才看到看守所是一个独立家屋,有外墙并很高,洞挖好也不得出去,我又把洞重新填好。下星期谢科长又到看守所来过两次,都是在所长房子叫的问我。他说：“王先生,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啥事。”我说：“就是那天说的那些事,再没有啥事。”看谢科长的言谈神气,就像他案问的不合上边的要求,就像是交待不下去的样子,即上边觉得我坏的很,他一问却不是那样。

　　犯人的房子门外边,都写有姓名牌牌,独独的我的房子没有。并且把我不和这些犯人一起放风,犯人们放风时，不让我出来。根据问案、门上没有姓名牌、不和其它犯人一起放风等情况,看来恐怕不以法律裁判,而对我下毒手。家中也不见来回信,也不见来人,我心中焦急万分。

　　有一天午前,犯人放风后,我在院子地上坐，带二门卫兵的班长郭进美，用几张报纸包了一个砖头给我说：“坐在地上太湿潮,你坐在这上头。”我认为这个青年对我很尊重,我很感激。就问他是那里人，他说是扶风人,19岁了,他是监护排第二班班长(看犯人的一排兵叫监护排,是由某部队轮换的一个排)。他又问我爱看啥书,我说不出爱看啥书,他说他有一些书叫我看。他看的都是一些古书,我和他谈的很多,就又对他说：“郭进美,我给家里写了几封信,不见回信,也不见来人,可能所长没有给我发出,你现在替我给家里带送出去一封信。”他说：“王先生,不敢。人家不给你把信往出发就算了,你不敢胡写,我也不敢给你送,送的叫人家知道了就不得了,太阳庙门还有个秘密监狱,如果把你转到那里可就危险了，你就不得见人了。”我也就算了,但我总认为郭进美是可以和我说私话的人了(以后郭进美是给我送了信,并且和我家中取得联系了)。

　　我心想，总管是要说话了,好也是这了,坏也是这了,就给胡宗南写了一封信。

　　信是这样写的：“我回陕西本来要看长官,因长官忙,我又无什么紧要事,就没有来看。这回把我押在监狱里究竟是怎么回事,请长官调查。”

　　隔了几天军法处长孙仁山向我说：“你把西安事变的情况给长官写封详细信。”他并即时把我从单人房子调到一号房子。这里有十几个犯人,多半是高级犯人。据我记得有安徽人包如礼师长,有山西人景行之游击司令等等。

　　我给胡宗南写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西安事变是十二月十二日的事,我这时驻在富县、甘泉、延安,旅部在富县。回到西安己经十六号了，西安事变的情况我不知道。”这封信去停了好几天。

　　有一天天黑，军法处处长孙仁山叫我坐吉普车，还有几个穿便衣的特务把我扭上汽车，并跟着我也坐上了汽车，不知上那儿去。一会儿才看到了小雁塔，在空礼堂上停了几分钟，有两个特务扭住我的臂膀说：“长官叫你哩。”一边说一边把我推进去，

　　我进去胡宗南在那儿站着,我向他躹了一个躬，他把我上下打量一番，看我穿的是士兵的灰色军衣说：“你咋穿的外?”我说：“这是看守所里的衣服。”他装的像是怜悯的样子,叫我坐在沙发上,他也坐下,给我一根纸烟,我说我不吸烟,他说这是好纸烟。我说：“长官的纸烟当然是好纸烟,我向来不吸烟。”他说：“你到延安去过,延安的地形道路是怎么个情况?”我说：“我从富县坐汽车到延安是经过甘泉,到延安时已经下午,我和程鹏九团长在延安西山上看了一下。县长请客,我和程鹏九团长都是在县政府吃饭,以后天就黑了。我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回富县了。延安是山岔岔沟去的时候,洛河在左边,回来的时候洛河在右边。”他说：“程团长现在干什么?”我说：“程团长现在在永乐店当老百姓。”他说：“我能把他叫来吗?”我说：“长官叫他他还能不来(我心想我是咋样来的)。”(解放后,在西安我见程鹏九问他见过到胡宗南没有,他说没有,这说明胡宗南没叫他。)他也不问了,我也不说话了,停了几分钟，我说：“长官没事了,我回去吧!”他说：“好。”

　　我出了房门两个特务扭住我的臂膀,扭的很紧。孙仁山处长也来了,又上了吉普车回到看守所。

　　第二天早上,犯人都对我坐吉普车走了很担心，他们都害怕把我叫活埋了，我当时才知道看守所有活埋人的事。有一天看守所长说：“处长叫你住到优侍室去。”他就把我领到头里的房子,进了大门在所长屋子西边的一个空房子，住到这里,出进都要经过所长住的地方。

　　这时我在看守所可以自由行动,就是不能出大门。晚上我的房子门口还有卫兵，

　　这时我觉得逃跑比较容易。打算翻大门西边的墙向出跑。但是有几夜听到墙外边有卫兵换班说话，我就不敢了。害怕跳过墙叫卫兵把我抓住了，

　　有一天所内除了卫兵以外,都点名去了,我打算大模大样出大门走了。但又怕卫兵挡住了糟糕，所以没敢。又有一晚上天下雨，我觉得墙外不一定有卫兵,就想到用他们白天用完后,丢在菜地上的菜耙子翻墙出去。都准备要翻墙时又听见外边有脚步声,又没敢走。

　　农历十一月初五九点多钟,所长对我说，要给我照像,并要写两份自传。我很高兴，说给三原家中打电话,家里有像片。正说着,吉普车拉来了照像的和裁缝。照像的给我照了二寸像，照毕后另外又照了半身像。裁缝给我量衣服的尺码,自传是我说郭进美代我写的，写的很整齐。

　　这时我心里很高兴，想他把我用手拷拷进来，我还能消遥的走出去，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天是星期四,我就想,能在星期日以前出去顶好。

　　第二天晚上,所长走到我床前小声说：“王先生,把你向南京送呀!先送到户县飞机场,再坐飞机去南京。给你说,是因为上次坐吉普车,回来后大家说的你很担心,所以今天告诉你一声。”我也就小声说：“啥时侯走呢?”他就站起来大声说：“王先生,你起来,现在就送你走。”他一面说一面就向房子走去。我这时心中很遣悔,逃跑的机会错过了。送到南京,还有啥好事。到所长房子后有几个人,大概是送我的,人家把饭都吃过了,给我留下两碗面条子。我把两碗面条都吃完了。人家就给我穿了身黑袍子,又给我戴了一个气死风的帽子(只露出两个眼睛)，并说这是害怕我上飞机受冷,又给我拿出一副大托墨眼镜,说是飞机上风大要戴。我说：“好,那我上飞机就戴。”他马上声色俱厉的说：“马上就戴!”并说：“飞机上不许你和任何人说话。”这时,把我领出看守所大门。在大门内睡了一班兵,我叫：郭进美、郭进美!没人应声。特务扭住我的臂膀说：“走,还说哩!”

　　两个特务把我押着走到军法处。院子的吉普车已准备好了,吉普车里坐的孙仁山处长、王副官、梁医官和两个拿手枪的兵,我们就开向户县走。

　　一路上用几个手电照着我,一直照到飞机场。

　　下了吉普车后天刚亮(农历十一月初七)，飞机场很冷,我在吉普车旁边转,看守的人也在我周围转,以后王副官对我说：“处长和我送你到南京去,其余的人都要回去。”

　　一会儿孙仁山站在房门口用难堪的态度把我看了几眼,我心中十分难受,气的非常。我就把吉普车上捆的面包一气吃了四个,我也没让别人,也没有问是不是叫我吃的。

　　约到十点多钟,不见飞机,只听发动机响,我以为是要走了。王副官说：“这飞机是到兰州去的,从兰州拐回来我们才走。”一直等到下午二三点钟,又来了个吉普车。王副官说：“咱们上车回西安，兰州来电话，因为气候不好,飞机今天不能回来。”这时,孙仁山另坐一辆汽车,我和王副官等人坐另一辆吉普车，到西安西关时,我看见城门楼子,心里难过的说：“我今生再见这一回城门搂子,都是没想到的事。”到西大街的某个巷口,孙仁山的车回了公馆,我坐的车又回到军法处。

　　下汽车后,在院子停了很大时间。我对王副官说：“王副官,还是把我送回看守所去。”王副官说：“王先生,你就不要回去了,就住在这儿(我推测他是怕我回去给犯人说他们把我化装的那个样子)，明天早上在这儿吃了饭咱们再去飞机场。”

　　军法处的门向西,他把我再向里领一下,有一间坐北向南两檐流水的房,房子里有两张床,我脱了黑袍子,谢了帽子,拉开被子就睡了,王副官把我叫起说：“王先生，你睡到我这床上,那张床是医官的床。”我睡醒后,就看见一个兵束着皮带,坐在房子，身上没带枪,还有一个约十四五岁的小医兵。我问：“王副官呢?”小医兵说：“今天是星期六,他们都回家去了。”我问那个兵是那一班的,他说是郭班长那一班的,他并说：“你昨夜走了以后,我们的班长一直哭到天明。”我问：“厕所在那?”小医兵给我向东北角一指。我到厕所从墙缝都能看到外边地里的小白菜,我心中就非常高兴，认为有了机会,想晚上就从这儿逃跑。但靠东墙却有一个土墩,我想晚上这儿要站哨兵,回到房子说：天冷的很、天冷的很。就穿上袍子睡到床上(做跑的准备),这时就想,翻墙太早怕人看见,翻墙迟恐怕墩上站哨兵,又怕晚上去厕所有兵跟着。一会儿这个兵换班回去了,我给他说叫郭班长来,郭班长来了，就说：“王师长你吉人天相,到南京一定会好的。”我说：“郭进美,我有一个要求，你今晚在这服两点钟的务,我的子子孙孙都感激你,不能的话,你对我的好处都一风吹了(我心想死了,你等于待候了死人事)。”我叫郭进美晚上来是要他和我一起跑,预防我不熟情况,碰见哨兵,郭进美就像是默认了。我就叫他到南大街“新兴成”去取家里送来的十万元。他高兴的走了,很短的时间又拐了回来,说：“王先生,我有负重托,实在对不起你,我没有力量。”这时我就害怕了,我想郭进美由愿意到不愿意,再进一步告了我就不得了了。我就对郭进美说：“小孩子读的书上有一句话叫‘只要爱你不要害你’。”我领着他念了几遍,对他说：“你给我买的信封信纸还都压在床板底下,你给我取来,我写信(我的目的并不是要信封信纸,而是想让他走了,我的脑子休息一下,因为我的脑子紧张的受不了了)。”郭进美一面说一面向出走,小医兵说：“王先生,我这有信封信纸。”我只好坐在桌子旁边,刚拿起笔,郭进美在窗子外边哭地说：“王师长,我再把你叫一声。”我说：“郭进美,我再把你叫一声。”他答：“有”。我让他赶快回去,这时我提住笔,没有话写。因为要应付要信封信纸这句话,我就写了。

　　第一封信写了“胡长官,你给我的袍子、帽子、眼镜我都用上了,很感谢你。”

　　第二封给谢科长写的：“你问案中对我人格尊重,我生死都感激你。”

　　这两封都装信封放在窗台上。

　　又给看守兵写了“看守的兄弟们,我在这里,你们很关心我,我很感谢”，也没有装信封,放在窗台上。

　　另外写了一张：“令王步礼捉拿要犯,此令。处长孙仁山手令。”写了个信封,信皮上写：令王步礼执此。

　　写好后一折摺,装在袍子的插袋里,预备人在盘查我时,我用这东西应付(信纸、信封都是有长官部官衔)。

　　完后就睡在床上等时间,这时又换了一个看守我的卫兵来,我怕这个兵天黑时对我看守的严了,就审查这个兵,问他：“大门口有卖啥的?”他说：“有卖耢糟的。”我给他一千元说：“买两碗打鸡蛋的耢糟,你吃一碗,我吃一碗。”这个兵给我买来一碗,退回五百钱说他不吃。

　　这时我才放心,晚上上厕所他不会跟我的。一直到雾气下来时我睡在床上下决心说：“你还候什么!”我很镇静的对小医兵说：“小朋友,有手纸没有?”他不答话,拉开抽屉说：“四张够不够?”我走到跟前一边拿纸一边说：“够了,够了!”

　　这样到厕所脚蹬着墙缝子,翻北墙跑了。

　　跳下墙就是白菜地,我就向东走。一边走,一边翻袍子,因为袍子里子是蓝的,面子是黑的,蓝的目标暗。

　　西安南关西边一段没有城墙,我就这样穿过南北大街,东城都有城墙,我不知道。从难民窑门口上了东城墙不得下去,我想拐回来,害怕碰见熟人(看守所淘汰了几个河南籍的伙夫,尚没工作,我怕碰见),就坐下来从城墙上向城外蹓,东城墙大约有两丈高,把我一下倾倒的翻下去，腿歪的很重。我以为腿坏了,站不起来,坐了约十几分钟，心想，坐到天明咋办了呢?咬紧牙关,又朝起站，站了几次才站起来。一步只能走二三寸长,又想这样走不行,就向东南方向的地里走,决定不走路上了，害怕人家追赶的人撵上我。

　　两三个小时以后,几方面的路上都有汽车,有地方还有火把。

　　我想大概是出动捉我的敌人,我就坐在硷硷搓我的腿,一会儿汽车的声音小了,我又站起来。

　　城东南方向有一座塔,我总以为是哨兵(以后听说是三兆镇的塔,是不是现在还不知道)，仿佛听见他拿着枪,背带的皮带环环碰的枪托响(这是心里作用)。以后又向东北方向走,这里还有抗日战争中挖的战壕，战壕的外壕很深,把我蹓了下去,这一下把臂膀摔的很重,行动更困难了，

　　这时打算端向东走。走十里铺以南过浐河、灞河向蓝田方向走。走到离十里铺几里路的西南方向,十里铺轰的一下照来探照灯。我就睡到地上,明的很,绝对不能起来。停一会探照灯不见了,我就想不能向东走了。

　　打算过火车路以北,这时由东来了一列火车,只带了两三节火车皮,车上好些手电灯向铁路两岸照着,可能是捉我的人。

　　我等火车过去以后,才到火车路北走了不远,又一次就就像是探照灯一样,离我很近,轰的一下明了,我以为跑不脱了。就掏出袍兜的小剪子,插到喉头管上,预备人家捕我时,我把喉头剪断(小剪是我在走以前,偷偷拿小医兵的),好在灯头向右转走了,就是越转离我越远了。

　　这时我害怕的不敢起来,爬在地上,又想这样爬到天明咋办?就向老百姓浇地的井桩子跟前爬。到跟前时,想下到井里,弄了一块砖头向下一扔,水很深又不敢下去。这时天快明了,路上吆车人的声音都听的显显的了。不敢走地里,就走到路上。又过了路,走到另一块地里,这块地里有东南西北方向挖的战壕。

　　我就睡到掩蔽部里,认为这样就可以躲藏一天,心里很高兴,又出来看一下大圆的地形。发现老百姓正在填平战壕,害怕被填死在里边。就急忙出来,向东北方向走。

　　很近就到了一个大村子,到村东的大路上,村子的人有起来的,开门声吱吱的响着。我看北斗星,才知我向正北走了。心想走到渭河岸上咋办?想向东走,恰恰就有很大车路。怪的很，走到前边,原来是老百姓的起土壕。

　　壕低土梁高,有起出的墓洞,我就向东南方向的一个墓洞钻,睡在洞中给洞口挡了几块大土块。刚挡好,老百姓打土坯的来了,推土的,拉土的也来了。往来的人很多,我在洞里一天没吃没喝没大小便。到下午四五点钟,来了一群小孩子,在起土壕里玩。我这时最害怕小孩子玩的钻到洞里来,我就不得了。不一会儿,打土坯的人和小孩子一起都回去了，这是初八一整天的事。

　　雾气下来了,听到老百姓场里有扬场声,我就向老百姓走去。场上只有一个老头,我就问他看见一对青年夫妇没有(我怕他盘查我,我先哄他)?老头说：“我忙的很,谁还顾得看他!”老头跟住说：“你问那个干啥?”我说：“相公把儿媳妇领跑了,听说向新筑镇走了,我是赶他的。”老头说：“黑夜里走到灞河滩里,叫迷糊子把你迷住,连你的老命都失塌了。”我对老头说：“我走的急,没有吃东西,我给你五百钱,你给我弄一块馍吃。”老头说：“我都没馍吃,还给你。你还是不要走了,东城门里有一家盖房子叫的有木匠,你就在木匠那吃饭,住下明天再去。”我给老头说：“那你把我介绍一下。”老头气的说：“谁给我介绍你来,你去!”我就走了。

　　东城门里头路北一家门口有几个四五十岁的女人,我就说：“相公把儿媳妇领跑了,我追赶，出来急了,没吃饭。请把馍给我买几个?”女人们心里很慈善,有一个说：“老汉绊住了(遭了事),给老汉取馍。”一下就拿出四五个馍,我一面吃一面说：“给我一碗凉水喝。”一个老婆婆说：“这么冷的天,不敢喝凉水,我给你取开水去。”

　　我跟着她就朝门里走(怕在门外围的人多了，被别人发现)，院子里一个很年轻、穿的很排场的女的,像个太太的样子。很突然的问我：“你在那里呢?”我说：“在西安。”她又问：“在西安那里?”我说：“在南大街新兴成铺子里。”她说：“我娘家也在西安。”她一边说一边把晌午吃剩的油馍给我拿了半片,老婆说：“这是连长太太。”老婆婆又对连长太太说：“老头的儿媳妇给人家领跑了。”太太说：“连长点名去了,一会儿回来我叫连长给你想办法。”我一听心中很害怕,跟住就说：“我到火烧壁去追赶去。”

　　出了大门我脑子又糊涂了,又要到看城门的那儿住,看城门的老头不让我住,说他有家小。并说：“你从这往北走,头一个村子就是光台庙,那里有饭店子,你去住去。”他并给了我一个树股让我拄上去。我到光台庙听村上人说话,我就喊：“店在那里?”有人说这里没店,我说我是办公的,叫你保长为我找个住的地方。他说判官庙住去,那是热炕,夜落后人都各回各家,我想再问也见不上人影了。

　　我就去叫庙门,一个人为我开了门让我住在腰殿。这是个空房子,砖铺地。我就找了个砖头,枕上就睡到地上。睡的冻醒来了，我就在和尚的窗子上叫门,让他们弄些火让我烤一烤。他们不给我弄火,一会儿再叫他们都不应声了。我说：“把我冻死了咋办呢?你给我开大门我走呀!”他们一个对一个说：“这个人不是个好人，天黑来的现在要走，天明叫警察把他盘查一下。”这话是有意叫我听的,我说：“只管把我冻死了，天明再说。”我又睡到腰殿的地上,这时我想翻庙墙跑了,觉得此刻不必冒险,我又扒到和尚的窗子口上叫：“老师父,老师父,我冷的受不了了(这是初八日夜)。”和尚说：“你倒是干啥的?”我说：“丢人的事,不好说,是相公把我儿媳妇领跑了,我是向新筑镇方向赶儿媳妇的。”他说：“你这又没有亲朋,有啥丢人的。你早给我说,我都给你把门开了。”他叫小和尚给我把门开开,烧锅煮稀饭,叫我烤火。

　　天明我出三千块钱,老和尚给我顾了个牵牛的人,叫我骑上到新筑镇去(这里的牛能骑是出我意料之外)。

　　新筑镇有我一个同事李觉先(从前给孙蔚如当过秘书)，他的二儿子李炳章抗日战争时在我部队的军事学校里当过学兵。觉先给我通信是新筑镇某药铺,我想：到新筑镇的药铺问李觉先，请李觉先给我想办法,掩护我。走到新筑镇西边约六七里的地方,有四五个到新筑镇看戏的人走在我头里,我就冒问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老哥,你知道李觉先么?”他说：“你还能认得李觉先?”我说：“李觉先是我的老同学。”他说：“你寻李觉先就不要到新筑镇去了,李觉先在孝义庄子住,你从这里直向东南走就到孝义庄子了。从这走只要六里路,要走新筑镇就要十几里路。”我到孝义庄子村外就让牵牛的人走了(害怕他知道李觉先的地方),恰好炳章在地里挖葱,就把我领到他家里。

　　觉先不在,我叫炳章到街上叫他父亲，并说叫他父亲给我弄五万元。炳章回来了，说他父亲有要紧事,得到天黑才回来，叫他好好招待我。觉先回来说：“街上唱戏人多的很哩,有三汽车便衣队拿的你的像片捉你哩。我等到天黑是看便衣队走不走,咱要定办法，我回来时便衣队还没走,还在街上。按这情况，咱家里你不能住,我把你送到临潼山背后我老婆的娘家去,那里比较偏僻。”我筹思了一会,说：“在那里,我只认得你的亲亲,有个什么风声我就没法办。你设法把我送到渭南塬上我老家,那里人熟地熟办法多。”

　　这时他就叫本家的叔李登瀛(卖油的人)来，我们整整商量了一夜,天将明时,他叔牵了个驴送我走。经过临潼东的代王庙,稀河沟,马额镇。

　　在马额镇东边沟里有敌人八匹马,十多个兵，几乎被那些兵把我们赶上。以后知道这是追捕我的敌人,我们上了沟,到另一个向东北方向的小路走去,才辟开这股敌人。

　　天黑经过铁炉镇北边(镇子驻有敌人)，经过邓家沟村,经过南董村南头贠曲镇的北头,到达北杨村杨万全(我的妻弟,是教书的)家,李登瀛在这里吃了饭,天未明就让他拐回去了。

　　李登瀛为送我下的苦很大,牵的母驴走着走着就卧下了,他把我抱上抱下。有敌人追赶时,他更是对我担心。李登瀛、李觉先对我的恩情很重,我感激万分，每年春节我都给他们送点礼物。

　　在杨万全家里住了三夜,转到该村我表叔杨春典(已去世,儿子是卖豆腐的)家，他把我藏到他家的柴房子,婶子把我整整待候了十六天。给我送饭倒屎倒尿。

　　我弟王步祥拉骡子把我送到郭(家)坡村东的窑里(野伙沟窑,编者注)住了几天,我弟步庆由家中送些馍馍吃了几天。这时我想整天这么担心，我想到陕北去参加革命，但不知腿是否能好,自己是个残废人,不是个健全人。于是决定等腿好了再说,又转到西边沟里一个姓杨的家里住了几天,又转到寺南村张耀生(我表弟,以前给我团当过军需)家，以后我革命他叛逃了。又到我下边村子王新贤(在旧社会他给我当过营长，我革命他叛逃被惩办了)家，又转到半坡里张拴凡(我小时的同学)家，这里树木很多，只有他一家人。

　　又转到贠曲镇南边的瓜南(牛寺挽,编者注)我表妹家(只她一家人,爱人是卖豆腐的)里。又转到芦董村下窑里李维庆(朋友的朋友)家里，这沟里只住两家人,僻背的很。以后我的腿好些了,

　　塬上我的风声也特别大了，敌人的军队捉了几回。

　　我怕敌人白天把村子围住走不脱，有几天就在王明村的沟里,芦苇子里(竽子园,编者注)钻了几天(白天钻,黑了出来在村子弄吃的)。

　　又转到县跟的北韩村(离县十里)的李子美(给我当过连长,中医)家，又转到北韩村的另一家(姓名记不清了)，又转到县西十里路良田坡刘俊杰(他连我同事多少年,给我当过团副)家,他开的饭馆子,又转到他的妻弟郭正银家，又转到郭正银的妹妹家，又转到县西仵家村张桓山(他给我当过卫兵排长)家，又转到张桓山女人的舅家、渭河岸上张家村住了几天,这几个村距刘俊杰家都不过十里。

　　在这几个村，刘俊杰每天都来看我给我送报,叫我知道大的方面的消息。

　　(三)

　　有一天刘俊杰来给我说：“县西乡有个农民在淳化做庄稼,回来收这里的麦子来了。说共产党虽然从延安退了,但还留的有人,在淳化北从老百姓那里还能问出共产党。”我就给俊杰说：“我给毛主席写封信,你给我送去能行么?”他说：“对!”

　　我就在白绸子上给毛主席、朱总司令、贺总指挥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蒋匪帮把我逼的没办法,我以万诚之心要参加革命。请给我下命令我打敌人。

　　刘俊杰把信装在草帽的帽带里走了。刘俊杰走到耀县附近,听说共产党人把耀县打开走了，他就向西赶去。

　　到铁王附近，赶上四纵王世泰司令员，把信交给王司令员。王司令员不认识刘俊杰，对有些事有怀疑，叫和他工作的一个杨俊杰(他跟我当过工兵营长)，杨对王司令员说：“刘俊杰是王劲哉跟前最亲信的人，也是我的同事,这事不会有错。”这时王司令员才叫刘俊杰等回电。等了几天，

　　到四七年五月十二日刘俊杰回来给我说：“王司令员说,上级来电报，叫王劲哉任陕西自卫军纵队司令员，并把以后联络地点写好，我就写的我家‘良田坡’。”

　　从此，我就到了党的怀抱,到了革命阵营。

　　我很高兴,认为我有了政治前途。我就搞了几十个人的游击队,活动了几个月。

　　马兰还派白益琳又名白浪涛同志(临潼人)来讲了两回话,到农历十月组织派尹省三(化名魏平)把我们七个愿回边区的人带进解放区。

　　这一段活动情况属于内部的事,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述了。

　　注：

　　1、 解放后我在渭南军分区司令部工作,郭进美由扶风给我来信,我不知他的政治面貌,没给他回信。前一两年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