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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派到长沙洽谈受降的情况
来源:《长沙抗战——文史资料专辑》   2014-06-25 10:02:52

  文/王象国

  1945年,我任99军99师政治部副主任,驻防浏阳县城。当我军正补充武器装备,准备配合战区各部队向日军发动进攻时。

  8月10日,忽然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全城军民,惊喜若狂,奔走相告,一时鞭炮齐鸣,欢声雷动,兴奋之情,难以言状。

  次日中午,军长梁汉明,接到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来电,饰告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指示:日本已无条件投降,长沙地区的日军,由九战区派军以上长官主持受降。薛岳电中,即令99军军长梁汉明负责受降事宜。梁军长接令后,即派我率参谋及翻译各一人,先到长沙了解情况并初步与日军指挥部洽谈受降事宜。携带我军致长沙日军指挥部的文件一份,内容大致是:1.长沙地区之日军由99军军长梁汉明受降;2.日军在长沙地区的部队应在原地集中待命,听候缴械;3.日军所有武器弹药军事装备及一切仓库物质交通、通讯设备等,都应负责妥善保存,不得破坏,听候点收;4.日军投降后,所有官兵及日侨的生命安全,均受我方保护;5.我国政府承认日本天皇裕仁的存在。

  我奉令后即率参谋及翻译人员,于当日下午起程和12日中午到达东山。在东山渡河时,老百姓听说日寇已无条件投降,男女老幼,无不欢欣鼓舞,纷纷奔向渡口,将我们簇拥到小街,互相道贺,欢呼抗战胜利,并鸣放鞭炮,表示热烈欢迎和庆祝。

  是日下午二时左右,我们走到临近敌我相持中间地区的道路口,遇到别动军的便衣游击队盘査阻挠。别动军是属军统局戴笠领导的,他们潜伏在敌战区外边沿地带活动,对来往行人监视检査。因为他们当时尚未接到关于日军投降的通知,不许我们去长沙。经一再交涉,证实我们确是奉派进入长沙、与日军接洽受降事宜的,才得通过。然当我们正继续向市区前进时,忽听到游击队伏击的枪声,情况很紧张,我们冒险与日军哨所取得联系后,被领到杨家山附近一家休息,等候日军汽车接送。这时,市民尚不知日军投降的消息。因此,这家居民最初尚不敢接近我们,趁日军离开时,有个中年人走来悄悄地问找:官长!你们来长沙做什么?我告以日军投降的消息和我们到长沙的任务后,他顿时喜泪盈眶地说:难怪!这儿天鬼子忽然老实多了。好呀!呀好!谢天谢地,万恶的鬼子也有今天!随后我们坐上来接的汽车,沿途只见日军调动频繁,呈极度紧张状态,虽尚有少数部队在进行操练,似故作镇静,以掩盖其失败投降。但是当我们到长沙后,抗战最后胜利的消息,便很快的就传开了。当晚七时许,车抵市内,我们被接待在省教育会坪中山纪念堂住宿。

  我们即在中山纪念堂与日军指挥部的参谋大西中佐进行了两次洽谈。第一次是12日晚十点,我递交电令文件后,并口头就文件的内容作了说明,特別强调必须妥善保存武器装备及一切物资,听候验收,并约束官兵不许乱动,如有违犯,必受严惩。大西只是点头说:嗨依。第二次洽谈,是13日晚十二时,大西中佐说:他们尚未接到上级命令,要求等候接到命令后,再行详谈受降事宜,并将此情况由长沙日军指挥部复了梁军长一封封信,由我带回。

  我们在长沙与日军洽谈时,我国空军仍飞临长沙市区盘旋侦察,有时还用机枪向日军扫射。我们于14日清晨三点离开长沙,回浏阳向军部禀报情况。15日,我们回到浏阳时,日本天皇已宣布终战诏书,无条件投降。浏阳县城各界正在筹备大规模校的庆祝活动。

  我回到浏阳后数日,军部忽奉军委会电令,改变了受降计划,长沙地区改由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接受日军的投降。99军全部调往江西德安九江一带整训。

  8月21日芷江受降后不久,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在长沙举行了长衡岳等地区日军投降的仪式,中国方面受降代表为王耀武和美军代表金德武少将;日方的投降代表为第二十军团长板西一良中将,和他的参谋长伊知川少将,受降会场设立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科学馆教室里,参加典礼的人员约有二百人。

  受降之后,从八月下旬开始,由四方面军司令部指派部队,分别接收在衡阳、长沙、常德、益阳、岳阳、咸宁等地区的日军俘虏,收缴武器装备及一切物资。据当年各验收组的册报,湖南境内的日俘,计二十四万多人。所以,日俘均由我国分期分批遣送至上海,改乘海轮送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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