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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兴初回忆从抗大直奔抗日前线的故事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18-12-28 11:03:23

  一九三七年一月,我们红军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团参谋长以上的干部三十多人,奉命到延安去学习。大家对学习的渴望得到实现,都兴奋地奔走相告:“去延安进大学,真带劲啊!”“又可以看见毛主席、朱总司令了,这多好啊!”我们到延安去学习的同志交代工作、整理行李,少不得忙碌一番。

  在我们出发前,军团司政机关召开了盛大欢送会,左权代理军团长和聂荣臻政委在会上给了我们很多指示。首长嘱咐我们努力学习,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本领,成为一个出色的指挥员。聂政委特别叮嘱我们,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大会合了,要注意团结,虚心向老大哥学习,同时要把学习和总结斗争经验结合起来。我们记住首长的嘱托和同志们的期望,背起背包,离开西安北面的三原县,向延安走去。

  从此,我们完全以一个普通士兵的姿态,开始了有趣的行军生活。我们编成三个班,由陈赓师长率领,每天走八九十里路,晓行夜宿,但大家都盼早日到达延安,总是劲头十足。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只有陈赓师长年纪较大。他在第三次反“围剿”时,左腿给敌人打进了一颗子弹,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领导上给他发了一匹马,但后来有些体弱的同志病了,他就把马让给病号骑或给病号驮行李,自己捡了一条木棍当拐杖,和我们一样步行。这时,路边和山上的树木光着枝桠还没长出新芽,微风吹来使人感到有些凉意。我们的队伍沿着公路穿过一个个村庄,又爬上一座座高山,进入一个个城镇。

  在盘山公路上,同志们的笑声不断,歌声在山谷里回荡。陈赓队长很喜欢唱红军歌,总爱举起他的手杖起个头,大家就跟着唱起来。夕阳辉映着群山,我们挎着背包,擦着汗珠唱着歌,盼望着早日到达延安。一路上,陈赓队长在路边大石壁上写上鼓动口号:“同志们快走!不远了!”“同志们,加油呀!”“同志们,别做乌龟啊!”写完就站在石头上,举起手杖大喊几声:“喂,加油!”然后才拄起拐杖“噔噔噔”地赶到前面去。有时,他一边走着,一边给同志们讲故事说笑话。大家都静静地听着,手杖有节拍地响着,忽然,同志们哈哈大笑起来。有一次,他学江西土话,把同志们肚子都笑痛了。他把手杖掖在胳肢窝里,双手捂着肚子,脸皱得像个核桃:“班当(长)崖小休(我糟了),吐鲁稀动(肚子痛),唔妹旱(不会走了)!”同志们刚笑完,他又插上一句:“班当,全班人都死(说)了,你还唔死(不说)!”说着还表演起来。

  陈赓队长在生活上处处关怀我们,是我们的领导,也是我们最活跃的鼓动家。在路上,我们还有不少有趣的插曲。我们宿营了,都是自己借禾草、门板打铺,做饭也是自己动手,不过是每个班轮流派公差罢了。我们这些人来自祖国的天南地北,做菜也各式各样,因此尝到了不少口味。有时为菜的味道评论起来,甚至引起强烈的争论,其热闹的程度极为可观。

  我们就这样走完了七百余里的行程。一个多星期,经过了耀县、铜川、宜君、洛川、郫县和甘泉镇,到达了目的地一延安。延安周围是山,延水河绕着城边流过,城东的清凉山和宝塔山上的宝塔越过城墙高插云间。延安城显得朴素而庄严。我们就在这优美圣洁的古城里,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揭开了革命斗争生活新的一页。

  我们抗大的同学一共一千二百多人,编为八个队,都住在城内东边的平房里。我当时被编一队,队长为倪志亮同志,住的是原师范学校旧址。这个学校和其他被国民党军队机关住过的地方一样,受到严重的破坏。桌椅门窗东一件西一件散离着,室内外杂草丛生,发臭的垃圾更是到处都有。我们就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学习环境,修葺校合,自制学习用具。经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内外焕然一新,房子虽然简陋,但干净亮堂,使人感到舒适。当时住的是一列长炕,每人占一尺来宽,铺上稻草,有的两人一张毯子。伙食虽然不算好,但很讲究做法,菜总是做得可口。那时物质供应还很困难,有时吃高梁米稀粥,但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优先供应,保证我们能吃饱。

  学习开始后,生活就较为紧张。一天八小时正课,有时听报告,有时上操,晚上还有两个小时自修。早上,东方才露出淡淡的白光,周围还笼罩在一片朦陇之中,同志们已经悄悄地爬起来,接着在延水河边、清凉山下,口令声此起彼伏,划破了清晨的宁静。这是同志们在练习喊口令。起床号吹过,还未等早操号吹响,同志们早就在集合地点排好队,等着值班员领队早操。队伍沐浴在晨光里,千百个人一齐动作真是一幅很美的图画。那时火油供应困难,学校规定每天发一两,一个组十个人一盏灯,熄灯后就不能再点了。同志们就用自己不多的津贴,除了买肥皂、牙膏就买几根蜡烛,熄灯后点着它做笔记、写墙报稿或缝补衣服鞋袜。熄灯后,教室里总有灯火,不少人埋头案桌,一直到十一二点才回去睡觉。我们的政治课是由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同志等首长轮流作报告。当时,中央首长很忙,但每次都准时由西山走来给我们作报告。那时的政治课有:国际国内形势、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史、列宁主义概论、世界知识等。听报告有时在课堂里,大多数在操场上或清凉山下的大草坪上。

  毛主席给我们上国内外形势课,总是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戴着一顶八角帽,站在讲台上就和我们讲起来了。那时,没有播音器,但毛主席声音洪亮,大家都听得很清楚。毛主席从国际形势谈到国内形势,分析得头头是道,听的人都聚精会神,完全被吸引住了。毛主席对我们说:张国焘想反对中央,企图分裂党,这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必须加强党的团结,加强一、二、四方面军的团结。毛主席生动具体的分析,深刻地教育了我们。我们永远忘不了毛主席的教育,更进一步认识到加强党和军队团结的重要。

  中国革命史是由朱总司令讲的。朱总司令讲课像讲故事一样,生动易懂,使人听了印象深刻。他从鸦片战争讲到北伐战争,一个故事连着一个故事,每讲完一课,总是一再问我们:“同志们,我讲得怎样,大家都听得懂吗?”总司令的谦逊态度使我们很受感动,也给我们很大启发。朱总司令经常在饭后由西山走来,和学员们一块儿打篮球。如果我们集体活动去了,他就和警卫员同志凑成队打起篮球来。总司令总是站在篮底下,不时地叫:“给我!给我!”打完球,总司令爱和同志们聊天,问问这问问那,“小鬼,学习怎样呀?有没有进步?生活习惯吗?”等等。朱总司令就像慈父般关怀着我们,教导着我们,启发鞭策着我们努力向上。

  卢沟桥事变以后,军事课进行得更为紧张,有时接连几天打野外。这时,学校成立了两个军事队,队长杨得志集中了学员中所有的军事干部。军事演习都是去城北一带起伏地进行。演习中,虽然皮肤被划破流血,衣服磨烂了,但大家的情绪异常高涨,休息了还聚集在一块热烈地讨论。大家知道就要出去打鬼子了,都想多学点东西。经过学习,我们学的知识系统得多了,为今后更好地指挥作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以后,延安遭到日本鬼子连续的疯狂轰炸。

  一九三七年八月,我们抗大决定搬到陕西的三原县去。我们两个军事队接受学校的命令,先头出发了。我们又背起行李,沿着来时的道路,向三原县进发。走了一天多路,到达甘泉北面的劳山镇后,我们接到了前方总部的电报,命令我们停止行动,立即毕业,开赴抗日前线。当知道这消息,同志们心里涌起了复杂的感情。大家都不愿离开学校,都希望学习时间长些,多学些东西,但日本帝国主义不让我们学习下去,不让我们中华民族生存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在劳山我们停了一天,吃了一顿小米饭,领到一张毕业证书和一支步枪,就分别追赶正在开赴前线的部队。

  我和陈正湘、曾国华、曾保堂、萧思明等五个同志一起,一路上轮流牵骡子,晓行夜宿,向东渡黄河的部队赶去。这样走了八九天,渡过黄河,到山西侯马镇,便赶上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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