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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梦龄:中国首位抗日殉国军长
来源:周海滨   2019-01-12 10:51:55

  在抗日疆场上,中国牺牲的第一位军长是谁?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位1937年10月16日在忻口会战中壮烈殉国的将军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然而在女儿郝慧英心中,父亲郝梦龄永远挺拔地活着。不仅因为父亲是中国第一位抗日殉国的军长,更因为他杀敌报国的勇气和刚烈不屈的性格。

  70多年后,郝慧英老人向我们讲述了关于父亲的往事。“一个人要爱国家,爱百姓,要不爱财,不怕死”,在郝慧英的记忆中,父亲这句话虽历经70余载,依然字字清晰如昨。

  看到父亲撕碎的遗书

  郝慧英说:“我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其他弟妹都还小。1930年中原大战后,父亲兼任郑州警备司令,把我们都接去了。从我记事起,此后的半年是与父亲在一起的最长时间。”但这段阖家欢乐的时光在郝慧英记忆里并没有1937年那个夏天印象深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郝梦龄正在去陆军大学学习的途中。得知消息后立即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他在报告中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经过再三上书请缨,国民政府批准他由贵阳北上。

  郝梦龄在北上抗日出发之前,已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父亲率部北上经过武汉时,回来与家人告别。那天起床后,母亲告诉我,你爸爸一夜没睡,写了撕,撕了又写,不知在写什么东西。我拉开抽屉发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留给慧英儿,二十七年(即1938年)拆’。”郝慧英说,“那时候我年纪小,才15岁,不懂事。晚上父亲一回来,我就拿着信问他,为什么要到明年看?说着就要拆信。父亲不说话,一把夺过去,我和他抢来抢去。最后那封信被他撕掉,丢进了痰盂里。”在父亲生气出去后,郝慧英把痰盂抱进厕所,捞出那些纸片用水冲洗后,拼出信上的内容:“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于慧英、慧兰、荫槐、荫楠、荫森五儿,父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这是一封遗嘱,郝慧英看后顿时泪如雨下。“全家人哭成一团,不想让他走。但父亲决心已定。”

  郝梦龄与家人告别时,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后来父亲走的时候,慧英问他能不能不去,“你一个军长,底下还有师长,何必一定要你去?”但父亲说:“我爱你们,但是我更爱我的国家,如果没有国的话根本就没有家。”所以他必须去。

  送别父亲的情景,数十年后郝慧英仍历历在目。9月17日下午,郝梦龄前往火车站。“我们家离车站很近,父亲前面走,我后面就跟着去了。”郝慧英送父亲到了火车站,那里全都是士兵,黑压压一大片。慧英看了一眼父亲,心想父亲就要走了,我要好好看看他。父亲正严肃地指挥运兵,在父亲的脸上,她没有看到一点对家的留恋和不舍,有的只是即将奔赴战场的军人所透露出的决心与气势。

  郝梦龄部先是奉命从武汉增援上海,中途又奉命增援保定。10月1日抵达石家庄时,保定已沦陷。原计划郝梦龄率第九军在石家庄阻敌南下,因山西告急,第九军拨归第二战区,编入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入山西忻口参战。

  “大将难免阵前亡”

  忻口是日军从晋北通向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守与失直接关系到太原的安危。1937年9月底,日军在平型关遭八路军一一五师伏击后全线撤退,集结在代县附近,准备拿下忻口,直取太原。

  1937年10月4日夜,郝梦龄率部抵达忻口。此时雁门关已经失守,敌人正处在忻口阵地前10多里的平地泉。郝梦龄到后即刻被任命为中央兵团前敌总指挥,辖第九、十九、三十五、六十一军,守备忻口山岭及其左侧川道。当夜,郝梦龄在布防前召集营以上军官讲话时说:“此次抗战是民族战争,胜则国存,败则国亡,所以只许胜,不许败。人人都要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之决心,与敌拼杀。军人的天职是保国卫民,现在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就是我辈军人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实感可耻。欲置国家于磐石之上,欲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必须官兵用命,奋勇战斗……现在大敌当前,我决心与全体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

  10月8日,第十九军未能守住崞县,提前撤退,致使未完全做好准备的忻口阵地暴露于强敌面前,忻口守军形势极为不利。

  10日凌晨2时半,郝部在前沿阵地与敌人接火,击退了日军的装甲车、坦克,并烧毁了日军的汽车。当天在忻口前线的郝梦龄写下阵中日记:“今日为国庆纪念日,回忆先烈缔造国家之艰难,到现在华北将沦落日人之手,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 。”

  10月11日拂晓,日军坂垣师团集中全部精锐部队,以飞机、重炮、坦克等精良武器装备,组成“立体战争”的密集火力网,连续向忻口阵地发起猛攻。守军阵地被突破,遂以炮兵协同步兵作战,肉搏冲锋,阵地失而复得。当时援助忻口的部队大部还在途中,郝梦龄即到前沿阵地亲自指挥。敌人轰炸时,他指挥部队躲入掩体,待炮火一停马上出击,狠狠打击日军。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近距离互掷手榴弹(雷)。

  郝慧英说:“坂垣师团是日军精锐,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我父亲指挥的都是临时集结的部队而且有些军队还没到,像傅作义的军队都是陆陆续续到达的。”

  10月12日,敌我双方在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高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日军进行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第九军官兵顽强阻击敌人,每天争夺战多达十几次。郝梦龄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连日昼夜炮战甚烈,五日来已伤团长一员,营长五员,连长二十员,士兵数百名。今日督战,李(仙洲)师长负伤,戴(慕真)团长负伤,官员受伤过多。往日见伤兵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在经过几天的反复冲杀后,第三二二团第一营兵员急剧减少。营长翟洪章写了请求增援的报告,郝梦龄只批了8个字,“战在何处,死在何处”。后来该团仅剩100多人,郝梦龄将其编为一个连,并对这100余人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剩下100多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责任不算完。现在我和你们一块坚守这个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也立刻枪毙他。”

  10月15日,郝梦龄仍在第一线督战。当天夜里,卫立煌增派7个旅交郝梦龄指挥,郝派兵从正面袭击,左右两侧同时出击策应,以期夹击敌人。第二天凌晨他写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次日记:“10月16日凌晨两点,对南怀化之总攻打响。”

  16日凌晨,我军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担任反攻指挥任务的郝梦龄和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亲自到前线督战。时任郝梦龄参谋处长的李文沼回忆,这时敌军已发现我军动向,机枪小炮一齐射来,我请他(郝梦龄)进指挥所休息。郝军长说,我在前线督战是自己的任务、自己的本分,岂能畏缩不前?官兵们再三劝阻,郝梦龄只是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

  凌晨5时,他和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五旅旅长郑廷珍等将领继续带兵前冲。日军以猛烈火力掩护撤退。此时郝梦龄等将领距敌人残部只有200米。在通过一段狭隘道路时不幸遭到日寇机枪扫射,郝梦龄腰部连中二弹倒下。年仅39岁的郝梦龄生命就此定格,同行的师长刘家麒、旅长郑廷珍也同时殉国。郝梦龄殉国后,士兵在其衣袋里发现一封尚未发出的致友人信。信中言:“余受命北上抗敌,国既付以重任,视我实不薄,故余亦决不惜一死以殉国,以求民族生存。此次抗战,誓当以沙场为归宿。”

  父亲殉国的消息传到武汉时,郝慧英正在学校上课。“教导主任说,你还来上学干嘛,赶快回去,你父亲已经牺牲了。我们现在放你回家里看看,如果回家以后,你的母亲跟老人都没有事,你不能在家里哭,就赶快回学校来。如果你家里人都知道了,你才可以哭。”郝慧英刚走到家门口,就听见屋里哭声一片,“我母亲哭得很伤心”。

  10月24日,郝梦龄、刘家麒的灵柩由太原运至武汉,武汉各界4000余人前往车站迎灵。11月16日武汉各界举行公祭,后以国葬仪式将郝梦龄安葬在武昌卓刀泉伏虎山,1万多人参加了葬礼。

  随同灵柩一同抵达武汉的还有郝梦龄写的第二封遗书《与妻书》,这封装在小箱子里的遗书写于忻口战役打响这一天。郝梦龄在遗书中对夫人剧纫秋说:“余自武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倘吾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拂。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对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双十节于忻口。”

  12月6日,国民政府追认郝梦龄为陆军上将。蒋介石为郝梦龄、刘家麒、郑廷珍3人写下祭文:“矫矫郝君,一军独领,身先士卒,纵横驰骋……神皋禹甸,寸土寸金,有寇无我,人同此心。仗兹精诚,虏入吾掌,一尊妥殓,尚其来享。”汉口《大公报》报道说,民国以来,军长之因督战而在沙场殉职者,实以郝将军为第一人。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总理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的演说词》中对郝梦龄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八个月来,陆空两面都作了英勇的奋战……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麒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郝梦龄将军的热血是不会白流的。”

  1941年郝梦龄殉国4周年纪念日,冯玉祥著文称赞他为“国民的模范、军人的模范、革命党员的模范”,音乐家冼星海也专门作《郝梦龄将军悼歌》。

  父亲牺牲后家庭陷入困顿

  1939年夏,重庆歌乐山冯玉祥住处外,一阵男童清脆的叫卖声吸引了冯玉祥的注意。他举目望去,两个衣衫破旧的男孩正提着壶在街上叫卖茶水。冯玉祥走过去与他们聊了起来,这才知道这两个孩子就是抗战中牺牲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的儿子,他们卖茶是为了攒钱交学费。

  无意间的这次谈话让冯玉祥大吃一惊,他决定去郝家看看。郝慧英目睹了冯玉祥的这次造访,“冯将军带着一个秘书到我们家里看了看,一进门就是一张桌子,上面挂着我父亲相片,两边两把椅子,再往里头看就是一张床,一个小写字台,这边屋里看看也是。看了家里的情况后,冯将军就叫秘书写了个报告,我母亲盖章后,由他带去找蒋介石。蒋介石后来给我们批了两万元钱。当时重庆患疟疾的人特别多,在别人指点下,我们把这些钱全部买成治这个病的药,靠卖药赚钱维持家用。”

  哀荣等身的郝梦龄家人为何落到如此境地呢?原来,1938年武汉沦陷后,郝慧英与母亲辗转到了重庆。失去父亲后,郝慧英全家的生活陷入困顿。父亲遗书上说的遗族学校郝慧英姐弟并没有上成,而是进了重庆一家私立中学。由于战事纷扰,生活处处没着落,走投无路的一家人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暑假时,我们就出去赚学费,茶水、西瓜都卖过。”

  所幸,冯玉祥还找国民政府批了个条子,“我们每学期开学后,可以拿交学费的收据去向国民政府报销。就这样,我们的念书问题得到了解决,姐弟4人后来都读了大学”。对郝慧英来说,这也是完成了父亲的遗愿,“父亲辍学早,但他非常喜欢读书,家中购有大量的古籍珍本,其中有半堵墙高的二十四史,有各种军事兵法,有影印的藏经碑铭,有《康熙字典》《辞源》等工具书籍。所以在他的两份遗书中都提到我们的读书问题。”

  郝梦龄殉国后,忻口会战依然胶着,直到11月2日,忻口被日军占领,中国守军被迫退守太原。11月8日太原失守,忻口一役以中方战败而告终。

  在女儿郝慧英心中,关于父亲的记忆永远停留在了1937年9月17日下午,那个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指挥运兵的身影里。

  在重庆的郝慧英一家,经历了长达7年的痛苦流亡生活后,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等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郝慧英回忆说:“听到消息后,我高兴得不得了,跑进了城,心里想可以回家啦。但是仔细一想,回哪去?没有家可回。”

  新中国成立后,为国捐躯的父亲并没有给几个孩子带来令人羡慕的美好生活。郝慧英过着没有工作的生活,只能靠亲人接济度日。

  在郝慧英家人心中有个伤痕,那就是父亲之墓惨遭铲平。“父亲被安葬在辛亥革命烈士墓园,1966年‘文革’时,父亲的墓被铲平。直到1969年,我和妹妹一起去给父亲上坟,发现父亲的墓已经不在了,坟边养花的老人告诉我们父亲的坟墓已经被铲平了。我们只好对着坑给父亲上坟,回去后我没敢告诉母亲这件事。”辛亥革命70周年时,郝慧英发现所有的坟都被修成辛亥革命烈士的。“我们去上坟发现父亲的墓坑变成了1911年病逝狱中的辛亥先驱刘静庵的墓了。经过三番五次找民政部门,才把刘静庵的墓碑换成了我父亲的。”

  后来有一天,在郝慧英家楼下,一个小朋友突然对她说起在历史教科书上学到了关于郝梦龄的故事。郝慧英听后,既欣慰又惊讶。之后,一所学校还邀请她去给学生们讲述父亲的抗战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83年,民政部追认郝梦龄为革命烈士。此后,政府每年在建军节和春节的时候都会前来慰问,全国各地的媒体也不断来采访,郝梦龄的事迹渐渐被人们关注。

  若干年后的1991年,郝慧英和妹妹郝慧兰去凭吊父亲的殉国之地忻口,仍能感受到那次大战的惨烈:“我们去的那一年,山沟里头翻地还能翻出来骷髅、骨头,当年死的人把坑都填满了。村里的老年人听说郝梦龄的女儿来了,都围着我们,一位老人告诉我,他还给我父亲送过信。”

  “忻口开火数月整,娘子关再顶住,南怀化死个够。”这悲壮的民谣记录下了忻口会战的惨烈,也让我们记住了在这场战役中阵亡的中国军长郝梦龄。

  [本文整理者周海滨系口述历史学人,编著有《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我的父亲韩复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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