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兑泽中学
来源：网络摘编   2014-03-19 14:55:49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先看电视，后才看书，对国立三闾大学，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许是因为津市曾有过的兑泽中学吧？

　　和三闾大学一样，省立兑泽中学抗战时期内迁到了津市新洲，距今天正好整整七十年。兑泽中学之所以迁到津市，是因为她与津澧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光绪三十一年，在长沙的湘西人深感国势衰败，非兴学不足以图存；又虑湘西地处边陲、青年求学无门，于是创办公学一所，取名湖南西路公学(湘西公学)。1912年，改名湖南第一公学。1914年，并入湖南省立一中。湘西教育界人士以私立学校为法令所许，随即在原址继续办学，更名湖南私立兑泽中学。1925年，由校董会增聘国民政府第一任总理熊希龄为董事长。澧县人向郁阶亦为董事。1927年12月，湘西教育界人士集议，除原有校董外，又于辰、沅、永、靖、常、澧六府及永、乾、凤三厅各推一人为校董，辛亥革命元老、澧县人黄贞元被选为校董，并推为校长。而从1930——1950年，澧县人彭锦云先生在兑泽连任20校长，兑泽中学师生所创作的《九澧船夫曲》就充分说明了兑泽中学与津澧的不解之缘。

　　1937年七七事变后，省立兑泽中学奉命疏散，彭锦云先生与学校同仁商量后，决定将学校迁到津市附近的新洲，一则这里离津市仅7公里，交通方便，便于沅澧学子求学，二来此处山清水秀，又是车胤故里，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1938年春天先迁初中三个班到新洲，冬天又迁高中部至鲁家坪。

　　新洲为澧州古城，东濒洞庭，北接澧水，有孟姜女祠，车渚书院、天子岗、过街树缆、白龙井等古贤遗迹。

　　鲁家坪北倚嘉山，南望梁药，茂林修竹，池水清清，这里有孟姜古宅，有囊萤台，有唐朝的车渚书院，元代的学殖书院，清末的彭山学堂。村中鲁家、毛家为澧州望族，也是书香门第，自古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

　　先生和学生们乘舟东来，于新洲登岸，在祠堂住了下来。一个凄美哀怨的传说，一个囊萤读书的故事，一所翰墨飘香的书院，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很快就吸引了那些惊恐不安的学子。

　　高中部的教室设在村中的祠堂里，祠堂三进，每进柱上的楹联都是著名学者吴恭亨撰写的：

　　“拜欧揖苏，成杀青书，列祖列宗，神所歆也；洗爵奠斝，比焚黄祭，于堂于著，礼亦宜之。”

　　“为告万子孙，国家共和，本来世异秦世；各自一昭穆，牲酒时祀，莫道春非我春。”

　　“宁蹈海不帝秦，幸也国已称民，嬗世守高曾矩矱；将营室先立庙，悲哉秋之为气，妥灵揽左右湖山。”

　　鲁家坪人才辈出，改革开放后，联合国秘书处官员鲁儒林曾三次回乡探亲，旅台人士万邦一本怀乡的诗集《寸草琴心诗词汇辑》，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谕先生亲题书名。

　　我说兑泽中学与三闾大学相似，并非学校的老师和方渐鸿一样，文凭有水分。而恰恰相反，在新洲期间，兑泽中学的教师是群星灿烂，一批国内著名学者担任教师，如教育家舒新城（上海政协副主席）先生、历史学家张舜徽先生、湖大校长曹典球先生、著名画家孙世灏先生、刘寄踪、唐宋诗词专家刘家传、数学教育专家杨少岩、著名教师黎赞唐等，校董张谷荪先生曾是毛主席的国文老师，很难想象这仅仅是一所中学，我怀疑钱先生在《围城》中说了假话。我很羡慕那时的学生，他们在中学、甚至小学就遇到如此出色的教师，有幸聆听名师的教诲，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名师出高徒，一点不假，那段时间在兑泽读书的学生中，据我所知，有后来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祖洽、戴元本，化学家彭司勋、我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刘传炎、省政协副秘书长杜迈之、书法家王超尘、第一批女飞行员教练、澧州镇守使王正雅的孙子王赐九、人大教授钟宇人、省轻工研究所所长谷澧生、常德师专第一任校长徐福来等。

　　师生在温饱不保的战乱环境中发愤工作、努力学习，课余时间，组成宣传队，到津市、澧县街头演出，宣传抗日救亡的民族精神，到古大同寺的军医院慰问伤病员。不少学生在“百万从军”的活动中投笔从戎，奔向了抗日斗争的第一线。

　　1939年下半年，中国军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攻势，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日军不甘失败，便派汉奸对我军后方洞庭湖区进行侵扰，津市首当其冲，学校也未能幸免遇难。10月下旬，兑泽中学高中、初中校舍先后三次被汉奸纵火焚毁，衣物在内，化为灰烬，“那场火真大，烧了一夜。”当年兑泽的学生对此至今仍记忆犹新。除留下高初中三个毕业班勉强维持上课外，其余学生只得回家等待复课通知。遭此横祸，学校何辜，学子何辜，汉奸当诛。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曾来过鲁家坪，这里早已无迹可寻。

　　1940年春，学校迁到了临澧县梅溪桥蒋家大屋复课，蒋家是湖南首屈一指的巨富。蒋家在清朝共授、封一至七品官职的约有150人，鼎盛时期拥有田地60余万亩，并在各地商埠开设48家典当、72家钱庄,发行银票流通汇兑。与陕西霍家、山东尉迟家、湖北黄家并称为全国三个半财主之一。

　　蒋家大院为典型的明清建筑，大院共八进，二百多间房屋，设东南西北四门。刘毓吾先生回忆说：“广厦千间，水绕四门；堰水贯于中部，浮桥过于两端；亭台楼阁，布满园内；画舟小艇，漂荡池中；四季花卉，件件俱全；百色果实，历历可数。麒麟狮象之肖像，虎豹豺狼之写真。大有登东山而小临澧、临池沼以昭日月之慨。其布置之雅观，真不亚于北京紫苑；而风景之宜人，且远过长沙朱园”。

　　我小时候到过清水堰的蒋家大院，印象最深的当属院中的方竹，大院的规模与雅致远在乔家大院之上，可惜临澧蒋家六处花园都毁了，无一幸存。

　　据说蒋家是李自成的后裔，家中收藏着众多的明代宫廷器物。著名文学家丁铃就是在这里出生的，自称是李自成第21代孙。学生们在战乱时期，能来这里读书，也是前世修得的缘分。

　　临澧人、国立编译馆馆长辛树帜先生先生“因事还乡里，来校参观，小作勾留”。与张舜徽先生“上下议论，连昼夜不辍”。

　　津澧地处湘北边睡，日军侵占长江以北鄂西地区后，津澧吃紧，成了日军南下最先进攻的地方。敌机空袭越来越频繁，师生惊魂未定，人心浮动，无法维系一个正常的学习环境。同年7月学校再一次决定西迁，溯澧水而上，止于大庸，校舍为西溪坪田家老院子。

　　老院子位于张家界市城区永定大道彭家巷地段、鸳鸳湾大桥东端，始建于清朝雍正初年，属典型的封火墙庭院式建筑，为原大湘西名门大户田氏族人五大槽门之一，共有大小居室三十一间，深庭重院、布局严谨，室内陈设，不改旧貌，所藏珍品，多为稀罕之物。曾是“紫荆书院”和“白鹿武馆”所在地。

　　田家历代严格遵循“诗书留后、孝悌传家”的祖训，奉儒学为经典，视“崇文、重教、载道”为家庭经营理念，门风沿袭、家道传承，自清雍正至民国，有文武秀才十三人、举人一名、翰林院大学士九人、四品京官二人、四品以下官员十人，北伐将领二人，田家后裔田奇隽是新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

　　一面教学，一面修校舍。并租水田数亩，开辟农场。学生的课桌是用木板和支架钉成，因陋就简。不久，修建了一栋楼房，作为仪器室和图书室。

　　学校于9月10日勉强开学。时虽生活最为艰苦，又接连三次水转陆运，图书、仪器损失不小，所幸学校精华得以保存，师生终于有了一个较为理想的安身之所。据说总理朱镕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随避乱西迁的长沙兑泽中学在老院子就读过。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学校回迁长沙，1950年改组董事会，选陈明仁为董事长，1952年10月，更名为湖南省长沙市第六中学。

　　兑泽中学建校百年，名师云集，俊才辈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元老林伯渠同志一九0六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在当时的西路公学（即兑泽中学）任教，此外在兑泽任教的还有经学家陈天倪、省音协名誉主席刘己明、数学教育专家张有晋等著名教师。革命烈士蹇先为、田波扬、陈佑魁、彭济文、覃苏、毛觉民、肖干卿、段潇、赵绪一、周锡龄、龚际飞都是当时兑泽中学的学生。在此求学的革命前辈还有电视剧《井冈山》中的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湖南五四运动的学生会领袖、轻工部副部长邓鹤皋。蹇先任同志也是马日事变时从兑泽中学逃到津市九澧平民工厂的。

　　学生中亦有中科院院士向达、戴元本，工程院院士彭司勋、黄祖洽、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辞海主编舒新城、。

　　津澧除黄贞元、彭锦云两位校长外，还有著名画家孙世灏、历史学家张帜范、中南财经大学副校长谭寿清先生、我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刘传炎、水稻专家裴新厨、作家贺家春、书法家王超尘等也曾先后在该校工作或学习过。

　　兑泽毕业的陈明仁、黄鹤、向敏思、贺迪光、曾布起等将军都是黄埔学员，先后在解放战争中起义，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国民党中将田君健、姚祖隆也是兑泽中学的学生，一个在解放战争中战死，一个去了台湾。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被枪毙的前湖南警察局长文重孚也毕业于兑泽中学，而日本炮兵学校毕业的少将周烈在解放前夕起义时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还有一个学生，师生都羞于提他，这就是周佛海。1916年，19岁的周佛海进入了兑泽中学学习，5年后，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38年随汪精卫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1948年病死于狱中。

　　兑泽中学在津三年，事隔七十年，当年的青年学子已经是年近九旬的耋耄老人了，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但在津市居民家中，至今仍有省立兑泽中学留下的家具，以独特的语言清晰地向世人叙述这段尘封了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