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
来源：转载   2014-06-23 10:48:01

　　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挟其优势迅速陷我大片河山，给我国本不发达的高等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9年统计，战前我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但是抗战军兴后，日军——这一"文化刽子手"以破坏，摧残我国文化教育机关为其整个侵华计划之一部分，蓄意轰炸炮击，强占掳掠，致使我国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教育机关，亦即所谓专科以上学校"蒙受损失最大"，如南开大学被完全炸毁，其他学校也蒙受了程度不等的损失。"自二十六年(1937)七月七日起，至本年八月底止，此一百零八校中受敌人破坏者，共九十一校，其中全部受敌人破坏者计十校。"造成这种浩劫的另一个原因，也在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造成的经济文化中心偏重于东部大城市的畸型布局，而国民政府执掌政柄以来，又没有对合理调整高校布局有所作为，因此"七·七"事变及"八·一三"战事骤起，大多数高等院校均暴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之下。在惨痛的损失面前，为了减少日寇的破坏与蹂躏，保存我民族教育之国脉，一段时间，面临战火威胁的国立、省立和私立的大专、大学及学院纷纷仓促内迁。其中绝大多数都迁往西南大后方，坚持办学，继续培育中华民族之高等人才，这就演出了抗战史和中国教育史上波澜壮阔的一幕。

　　这次高等院校大规模地内迁大西南，系以"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1937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西迁重庆为肇始，而以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私立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内迁四川泸县复校为尾声，内迁院校共计61所。

　　追溯当时高校内迁大西南后方的经过，若以各校迁入的最初位置为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自1937年至1939年，全部或部分的内迁的院校计有50所。"七·七"事变发生不久，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国立牙医专科学校及金陵大学率先西迁入川，分别安顿于重庆和成都，随后，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内迁四川万县，后因师生人数太少，并入中央大学。同一时期，广东省立文理学院迁至广西梧州。在1938年至1939年内，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所办的中央政治学校及蒙藏学校外，还先后有复旦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迁四川重庆；而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私立上海光华大学、私立山东齐鲁大学、私立北京朝阳学院、国立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等迁往成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法大学、中正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中央国术体育专科学校迁往昆明；上海大夏大学、湖南湘雅医学院、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江苏南通学院医科迁到贵阳。另有武昌华中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迁到广西桂林。此外还有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中央工业职业专科学校、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迁四川万县。国立武汉大学、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迁四川乐山。国立东北大学迁四川三台县。浙江大学迁贵州遵义。广东省立法商学院迁广西融县。山西铭贤学校迁四川金堂。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迁到四川省江津县。等等。　　

　　第二时期，自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春，又有10所高等院校内迁进入西南。随着日寇加紧准备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扩大侵略战争，从1940年夏季起，上海租界的形势日趋恶化。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终于发生，东南、华南地区亦岌岌可危，于是原来迁入上海租界及东南各省的高等院校又不得已相继内迁西南。原在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沪江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辗转迁到四川重庆。原迁皖南的私立上海法学院则搬到了四川万县。北京的燕京大学因系美国教会所办，珍珠港事件后遂被日军强行解散，离散的师生千里迢迢来到四川成都，借陕西街华美女中及华西大学校舍授课。浙江杭州之江文理学院也迁到贵州贵阳。香港华侨工商学院迁到广西梧州。同期，内迁西南的高校师生还在重庆壁山、重庆巴县歇马场及江津白沙镇分别创办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乡村建设学院和国立女子师范学校　第三时期，自1944年夏季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内迁院校甚少，仅有私立东亚体育专科学校于抗战胜利前夕，自皖南辗转来到四川，在泸县复校。

　　总的说来，内迁后不再移动的院校只是极少部份，计有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光华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国立牙医专科学校、蒙藏学校、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等不到20所，不及内迁院校总数的三分之一。大部分内迁院校则因为国民政府对整个高校的迁移工作既少指导，更乏切实的支持。往往经过几度搬迁，而难以安身。每至一处，喘息未定，便又因战事逼近而被迫流亡。其中如国立同济大学，就先后迁往上海公共租界、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吉安、历尽磨难方于1938年7月，迁入广西八步，随后，又迁到云南昆明、四川南溪等地。前后竟经历了七次大搬家，沿途的损失与坎坷，可想而知。再如广州中山大学，亦先迁广东罗定，后迁广西龙州、云南澄江、粤北坪石。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由南京出发，经历了长沙、重庆、川南江安、重庆四次迁移。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及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亦先后经历了湖南湘潭、湘乡、桂林，最后转到贵州平越和重庆壁山。就连著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至少也经历了湖南长沙、云南昆明两次大搬家。各校由于辗转搬迁，教职员和学生不断流失减少，据国民政府教育部报告，抗战前，全国大学及专门学校学生约四万余人，教职员约七千人，……到民国27年(1938年)，人数最低时，学生少二万，教职员少二千，即学生几减百分之五十，教职员也减少百分之三十。其中又以山东大学所受影响最大，该校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千里迁川，师生沿途几乎散失殆尽，不得不在渝宣布停办。再者，图书仪器及其他设备等财产损失也甚为严重，所受损失总计966023000美元。如中山大学，由于搬迁仓促，工具缺乏，损失巨大。据不完全统计，仅理、工、农、研各院、两广地质所、广东通志馆未能迁移而丢失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即达604箱，图书馆图书杂志20多万册，其他设备、家具等损失无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情况也是如此，由它们合组的西南联大(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到云南昆明后组建而成。)的学生们一再抱怨"阅览室的书架上，老是躺着那几份旧杂志，和破得不像话的报纸，……"。当然内迁各校中也有少数例外。在这次大迁移中唯一的"得意之笔"就是国民党特别垂青的中央大学。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提早准备，故学校在设备的数量和质量上丝毫没有降低，图书、仪器较为完整，甚至畜牧场饲养的马、牛、羊、鸡、犬等也辗转万里，迅速迁至重庆沙坪坝。因此，饱受战火摧残和尝尽流离之苦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感叹地说："抗战开始后，中央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是鸡犬不留。"其忿忿不平之意溢于言表。

　　内迁大后方的高等院校基本上都是留在大西南坚持办学，直至到抗战胜利后，才陆续复员重回原址。当然，也有若干学校如中山大学、中正医学院、广东省立法商学院、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在大西南短暂停留后，中途又分别迁回粤、赣两省。还有一些学校如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乡村建设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校为内迁师生在内地新办。而朝阳学院、燕京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东亚体育专科学校、上海法学院等校都只有少数师生内迁，几乎完全是在后方另起炉灶复校授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