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
来源：转载   2014-06-25 16:31:55

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

黄埔三期子弟 谷裕 整理

　　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之后，中国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决定在湖南南岳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这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发展统一战线的一个创举。

　　一、筹备经过

　　此举酝酿已久。早在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即将失守前夕，朱德到武汉与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时就提出国共合作办游干班的建议。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周恩来、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再次向蒋提出这个问题。蒋介石在会上说：“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决定办游干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战法。会后，周、叶就有关办班的具体问题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研究这一问题时说：“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随即，中共中央确定，派叶剑英带一批得力干部去南岳参加主办游干班。于是，叶剑英在衡阳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反复商量，决定抽调李涛、边章伍、薛子正、吴奚如、李崇等去担任教官，以及刘澄清、徐天宝、陈宛文、李蕴玉等参加工作，配备一个武装班，立即着手从组织上、教学上进行准备工作。这期间，中共中央正酝酿对党在南方国统区的组织领导机构进行新的调整。1938年冬，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工作。南方局的成员有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1939年1月13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南方局：以周、博、凯、吴、叶、董等6人为常委。南方局遵照党中央指示讨论了组织分工问题，叶剑英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成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被聘为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接到通知后，率领中共方面参加办班的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30余人前往南岳报到。1939年2月15日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

　　第一期学员共招收了1046人，编为8个大队。第一、二、三队为各战区送来的军官，第四队为汤恩伯部第三十一集团军教导团的一个队，并有少数战区送来的军官。第五队为军委会政治部及红十字会等各单位送来的青年学生。第六队为西南行营派送的军官与学生及八战区迟到军官，并有上海纱厂女工抗日宣传队50余人。第七队主要为曾被国民党衡山县党部解散的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第八队为国民党中央军校调来的一队工兵学生。各战区送来的军官大部分具有黄埔军校、南京军校以及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学历。这些人当中少部分是上校、中校军衔，大多数为少校军衔。各队均不分学员职级与水平，采用混合编制。训练班有教官和科室管理人员95人（中、少将11人）、8个大队的长官52人（少将4人）。学制定为3个月。训练内容包括：军事教育，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战政治工作为主。军、政教育课程比例各队有别，大致占受训时间的55％和45％。

　　训练班本部设在南岳圣经学校。叶剑英和中共方面人员集体住在山脚下一处名为“桔盈圃”庄园内，并配有电台一部，救护车一辆。

　　在主办训练班过程中，叶剑英力争采用红军军事教育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努力实行民主管理，坚持启发式教学，同教职学员打成一片，大力开展学习竞赛和实践活动，加强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叶剑英经过认真思索，向汤恩伯提出了在训练班实行“自觉纪律”，强调学员自动、自觉、自愿地参加学习和遵守规章，官长起带头作用，坚决反对粗暴作风。这是国民党军队中从未听说过的新鲜事，实行以后受到了学员的普遍拥护，各队队长也多表赞成。凡是有关教育训练方面的事情，汤恩伯都请叶剑英主持。有些学员开始瞧不起“土八路”，认为游击战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后来一听讲课，觉得很有道理，就逐渐佩服起来了。

　　据薛子正、吴奚如、刘澄清等回忆，叶剑英借鉴红军学校办学的成功经验，强调教育训练要从抗战的实际出发，严格要求。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讲义教材，都由他直接审定。他还注意言传身教，鼓励和指点初次任教的薛子正、吴奚如、李崇等八路军教官说，不要慌，充分准备好教材，拟个提纲去讲，千万不要死背。上课时要面向学员，不要光盯着讲义，要自然。还说：“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讲课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并告诫全体工作人员：“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人都是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给党丢脸。”他还亲自制定“工作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并书写张贴在八路军教官集体办公的第一教官室的墙壁上，用以自励和互勉。

　　在备课试讲和课终讲评时，叶剑英还特意邀请其他各主要教职员来参加讨论。对此，汤恩伯很赏识，他几次在会议上表扬第一教官室的工作方式与作风。

　　训练班开课后，经过一段实践，叶剑英于4月23日写了《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情形报告》，派人送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并报中央。这个报告对训练班的准备工作及具体组织情形作了详尽的汇报。首先，他概括了教学生活方面的九个优点：（一）较广泛地实行民主。建立了“学员自治会”，学员代表参加学校各种会议。（二）教授法部分地采用了启发式。（三）教员学员均实行集体研究、集体创作。（四）实行“教”、“学”、“做”三合一。（五）教职员与学员生活打成一片，均参加朝会、早操、集体就餐等。（六）区队长由学员选充，提倡自觉纪律。（七）建立学员小组会议（党的、学习与生活的）。（八）建立课外工作，各队出壁报。（九）以南岳附近三个区为实习区，每星期日集体到那里做实际的民众工作，各队订立竞赛条约。

　　报告的最后部分对训练班的作用、前景作了充分估计，写道：“根据我们现在已有的材料看来，的确证明（国民党方面）开办游训班的动机是包含着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真正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目的，这是为着抗战利益的好的动机；另方面则包含着控制敌后游击战以限制我党所领导之敌后游击战的企图。在这一企图下，渗入了不少以“混资格”为目的的分子。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是：学员中好的多，坏的少，控制游击战的企图则是越上级越明显，而属中央军派来的学员又较其他派系的为明显。少数顽固分子的阴谋是存在的。根据上列分析，我们认为在统一战线的前途上，这次的工作是有不少作用的。我们相信在游击战方面，首先使他们认识了游击战的重要性与非神秘性，实际的体验了游击战中‘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的真理（我们的教材，也着重解释这两个口号）。这就使那些为抗战利益的进步学员，找到一条光明大道，而更接近于我们。同时也给那些少数顽固分子从事实上证明了中共对友党的诚恳态度，与对国家民族的无限忠诚，使他们那种不敢公开的企图，受到了群众的监督，良心的谴责，而有所顾虑，可能使其中一些成见较浅的分子有所觉悟。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这次参加游训班的工作，由于我们有坚定的立场，诚恳的态度，一般的说是有收获的，对统一战线是有利的。”

　　二、备受欢迎的“游击战争战略家”

　　在训练班，叶剑英不仅负责筹划全盘教育工作，而且亲自讲授“游击战争概论”这门主课。其他的几位教官负责讲授游击战术和游击战中的政治工作。

　　叶剑英每星期讲课两次，听众很多，有时达二三千人。连国民党第九战区的一些军官也慕名从长沙、衡山赶来听课。当然，来听课的人动机并不相同。据沈醉回忆，戴笠听说叶剑英等在南岳讲课，很想把中共打游击的一套办法学过来，便设法派军统临澧特别班的两个副大队长到训练班工作、听课。

　　当时来听课的，甚至还有南岳各寺庙的和尚。课堂容纳不下时，就在外面广场讲大课。叶剑英上课时通常身穿一套褪了色的军装，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那精辟的见解，出色的口才，儒雅的风度，深深吸引住了所有在场的听众。

　　当时国际新闻社的一位战地记者高咏，听了叶剑英的讲课后大为赞扬。

　　他在一篇通讯中，用一大段文字描绘了叶剑英在讲授“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时受到学员热烈欢迎的情景：“在课堂上，游击战争战略家叶剑英先生的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最为学员们所爱好。这一门课，在课表上规定是二十小时，占全班军事学科七分之一，每次上课两小时，总要发生学生提延长时间的要求。每一次上课，都是肃穆的空气统治着课堂，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游击队产生的客观条件，游击战的运用，??每一个单字，都在每一个听众的脑子里爬过，也部在每一个听众的笔记簿上爬过。下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意走，‘再讲五分钟好不好？’，这个问题常常发出来，这话语里充满了迫切的求知心与战士的要求。”叶剑英不仅讲游击战，而且讲军民团结，讲坚持抗战的道理。有一次，他讲到军民关系，用鱼和水的关系说明进行游击战争必须要紧紧依靠群众，在敌后作战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群众。汤恩伯在旁听了，用手指着叶剑英对学员们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打不过他们呢？因为他们同群众是鱼水关系。

　　叶剑英非常注重实践，为了锻炼学员在游击战争中开展政治工作和民运工作的能力，他倡议各队利用节假日到乡间去，并且常常亲自带队前往，训练学员掌握实地宣传组织民众的方法，学习八路军的作风，密切与当地群众的联系。

　　但是，训练班内也不是风平浪静的。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诱降下，酝酿着反共分裂阴谋。汤恩伯的态度也有所变化。

　　训练班中的顽固分子借机寻衅，散布流言，制造磨擦，暗中监视中共人员。

　　他们不准学员个别接近中共人员，害怕被“赤化”。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领导代表团全体成员对训练班里的国民党顽固分子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团结更多的抗日爱国军官学员，扩大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在圣经学校礼堂的学员大会上，在例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叶剑英和其他国民党官员经常发表各自的抗战主张，有时观点相左，甚至发生争执。一次，汤恩伯在学员“朝会”上公开说：“蒋委员长对打败日本是完全有把握的，但各种迹象表明，共产党今后是否能眼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令人产生怀疑。”叶剑英立即上台发言：“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诺言是忠实履行的，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张也是矢志不渝的，不像有些人早上恭读总理遗嘱，晚上恭读总理遗嘱，天天阿弥陀佛，却不去真正进行实践，这样究竟对国家、民挨有什么用？！”说完拂袖而去。

　　叶剑英驳斥汤恩伯的事，轰动了整个训练班，造成了很大影响。兼任训练班副主任的陈诚急忙赶来训话。他貌似公正地说：“教育长与副教育长闹意见，是怎么一回事？古人说君子与君子无争，何以故？以能互让故也。他们二人都不能互让，所以争起来了。由此观之，两个都不对。”

　　面对训练班内时时泛起的恶流浊波，叶剑英大义凛然，明辨是非，处处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与多数的国民党官员合作处事。他与后来担任教育长的李默庵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李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十分尊重叶剑英。时过40年之后，李从美国归来，特意看望叶剑英，还恭敬地称他为“老师”。李回忆这段往事，感慨地说：“我是他的学生，在南岳，凡是教育方面的事，都由他作主，他讲的游击战术课，改变了国民党军将领只打正规战的观念。我们也学着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这在国民党军中开创了先例，对推动抗日战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训练班第一期任政治部主任的陈烈，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大革命后期脱党，但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方面表现积极。叶剑英就不咎既往，注意团结，使他在训练班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由于叶剑英等始终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宣传抗日主张，争取团结训练班中一切可以团结的国民党人员，尽管蒋介石密令汤恩伯“谨防共党”，然而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仍然越来越高。许多学员自动到南岳书店购买、阅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刊。训练班中共产党方面人员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晚会，许多国民党军官偷着来参加。

　　三、“我来唱一个”

　　中共代表团在南岳，生活节奏很紧张，食宿条件比较差。叶剑英和大家一样，艰苦朴素，坚强乐观，朝气蓬勃地进行工作。叶剑英襟怀坦白，对身边的国民党同事以诚相待。这对国民党人员是极好的教育，使他们从共产党人的工作和生活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心向往之。有些人主动靠拢八路军教官，谈心交友，深感10年内战导致国难家破、外寇入侵，盼望着从此携手重建新国家！学员吴众等拜访叶剑英，表示结业后要效力战场，同共产党游击队并肩作战。叶剑英热情地表示欢迎和支持。吴众深受教益，更加追求进步，后来和石坚、吴澎、邝定家等毅然参加了新四军一支队。吴众回忆说：“我曾两次前往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第一次去访问，正好是午睡的时候，叶副教育长亲切接待我们。我们告诉他，将来到了前方，希望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他表示欢迎。我毕业后想到广州去，那里有八路军的游击队，希望介绍与游击队取得联系，他也同意了。第二次我们去拿介绍信，那天他不在，正好代表团全体人员会餐，他们留我们三人吃了饭。由吴奚如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广东曲江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主任云广英。”

　　训练班住在山区，生活十分枯燥、单调。叶剑英带头活跃文化生活，通过开展歌咏演出、读书等文娱活动，提高了大家的文化情趣，并十分注重借此搞好同友军的关系，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训练班成立后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抗敌演出队第八队到南岳演出。演出队到南岳的第二天，训练班在南岳镇上唯一的“大饭店”南濠酒家举行欢迎宴会。队员们见了叶剑英，都把他围起来，问这问那，争着和他在一桌吃饭，边吃边谈。宴会快结束时，国民党的几个官员突然起哄，要演出队的女队员唱歌。由于他们态度不严肃，八队的队员产生了反感，会场上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这时，叶剑英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说：“我来唱一个。”说着，他清了清嗓子，把一只脚踩在桌边的一条小凳子上，声音宏亮地唱起了陕北小调《开荒》：“开荒呀！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织布呀！织布！前方的战士要衣服。大嫂嫂，老爹爹，丈夫娃娃不要惦记他。我们努力耕织，不少他们穿吃，打败鬼子好回家！”一曲终了，大家非常高兴，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叶剑英提议：“八队同志也唱一个！”八队照例由女队员站在前排，先后齐唱了《红樱枪》、《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宴会最后在活跃、友好的气氛中结束。叶剑英在南岳，一直与八队保持着联系，看他们的演出，给以亲切的关怀。

　　四、动员南岳佛道教界

　　抗日救国周恩来虽然离开了湖南，仍十分关心训练班的工作。4月中旬，他特地赶到南岳，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检查游干班的工作，并应大家的请求给学员们作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长篇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周恩来、叶剑英在南岳还广泛接触各界爱国人士，引导和支持他们采取各自的方式参加抗日救亡。叶剑英到半山亭寺庙进行宣传讲话，题写了抗日诗词，还陪同周恩来一道会见了祝圣寺法师暮笳、演文、巨赞等人，和他们讨论抗日救亡工作。周恩来在暮笳的纪念册上亲笔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强烈地触动了南岳宗教界。后来，巨赞法师在田汉引领下来会见叶剑英，洽谈甚欢。叶剑英联系佛教哲理，宣传团结抗战的道理，使巨赞甚为感动。巨赞同暮笳法师率南岳僧侣200多人，发起“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叶剑英知道后建议改称“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以体现“佛教救苦救难”宗旨，团结更多的和尚、尼姑和道教徒一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5月7日，在该协会成立大会上，叶剑英作了题为《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演。他说，当我国家民族危难之时，奉劝各位爱国僧侣不要再独坐禅房祈祷、祝福，逃避艰苦的现实而想象将来，那是空洞的无内容的幻想。在亡国灭种的大祸已临到我们的头上时，要行动起来，走出禅房，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团结全国佛道教徒成为全民族的抗战的一部分。讲话结束时，他引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一句名言：“站在革命的火焰面前，要自己首先跳进去，才能显现出伟大灵魂的光辉。”宗教界许多爱国人士听了演讲，备受鼓舞，欣然表示要奋身救国。巨赞、暮笳法师组织了一批青年和尚，成立流动工作团和宣传队、救护队，在湘潭、衡山、衡阳等地积极宣传抗日，抢救被敌机炸伤的难民。《救亡日报》刊登了叶剑英的这篇讲演，并发表专文，声援和支持宗教界组织起来抗日救亡。巨赞法师还创办了名为《狮子吼》的月刊，宣传抗战。

　　五、“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

　　第一期学员毕业之前，叶剑英组织指挥了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中，学员七队充当“假设敌”。这次演习，由于准备充分，动作逼真，接近实战，学员们一致感到收获很大。国民党的一些官员也对演习作了肯定的评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专员程兆熊在对游干班的《视察报告书》中写道：“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切实，当可想见。”

　　5月15日，南岳游干班第一期学员举行盛大毕业典礼。当叶剑英讲完话带头高呼“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的口号时，会场上群起呼应，激昂的呐喊声震撼着南岳群山，激励着抗日将士的斗志。许多人依依不舍，拿着自己的笔记本、纪念册，纷纷请求叶副教育长题词留念。叶剑英根据不同对象，分别在他们的笔记本、纪念册上题写了“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路是人走出来的”，“要作大事，不作大官”等寓意深刻的语句，并签上自己的姓名，以资勉励。学员程鲁后晋升为白崇禧部下的少将纵队司令，1948年感念当年叶剑英的教诲，毅然弃旧图新，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衡阳市政协委员。回首当年，他感慨地说：那时时副教育长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八个字：“要作大事，不做大官”，落款“恭录总理遗言，以赠程鲁同学”。当时我还不大理解，以为只有作大官才能作大事，后来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大官也做不成，又想起叶的题词，感到“反戈一击”才叫大事。国民党汕头驻军某部少校营长李平，学习期间，成为八路军教官的“一个真挚的朋友”。他临毕业向叶剑英等人辞行时，坚定地说：“我一定把这儿所学到的知识，全部运用到实际的战争里！我将用新的战术，与敌人决一雌雄！”这位黄埔出身的青年军官，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下，成为“一个少壮、勇猛而且进步的军人”，不久，在汕头与日寇血战中以身殉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叶剑英率领共产党人员参加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取得了很大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中央军最重要，但最难接近，最难工作。”“南岳训练班较珞珈山（训练班）更有成绩。这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只可惜人去少了。因为人去的多，不仅可以扩大我们影响，而且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知名干部。”事实的确如此。通过办班，不仅接近了大批国民党军的中高级军官，而且向他们宣传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和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使学员认识了游击战的重大意义，并且实际演练了游击战的战法，增加了持久抗战的必胜信心。不少学员毕业以后，运用游击战术，活跃在各地抗日战场上，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打了不少胜仗。更有些人效法共产党的办法，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敌后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在蒋介石的反共高潮中，有些人写信或想办法派人与“游干班”的中共教官联系，有的还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寻找曾在“南岳游干班”当过教官的同志，送信送地图。后来，由于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他们不能直接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就把地图、情报包好，写上名字，寄送《新华日报》门市部。日寇投降后，重庆《新华日报》社经常收到这批学员的来信或寄来的东西。

　　六、团结桂系抗战

　　叶剑英作为南方局的领导成员之一，在主持南岳游干班期间，十分关心湖南地下党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他乘坐一辆由爱国人士胡文虎、胡文豹兄弟赠送的有永安堂万金油商标的特制汽车，时常来往于南岳、衡阳之间，兼顾地方党的工作，积极开展统战活动。他和秦邦宪去邵阳八路军办事处机关，参加了中共湖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做好党的地下工作作了指示。叶剑英利用他的公开合法身份，把衡山县地下党介绍的一批青年学生吸收到游干班第七队学习，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革命军人和优秀的党的干部。他还多次接见南岳地区的抗日报刊记者，谈抗战问题，宣传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强调游击战是弱国战胜强国的正确途径。当田汉率领抗敌救亡京剧团巡回演出到南岳时，叶剑英亲自带他们在衡山师古桥向民众演出，激发乡民和士兵抗日保国的民族气概。演出之后，叶剑英登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并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动员群众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观众听了叶剑英的讲话，群情振奋。演出后，叶剑英和田汉去师古桥一所小学校访问，同学校一位姓邝的女教师亲切交谈，了解她在工作上的困难与要求，高度评价了教师们在全民抗战中的作用。这位女教师深为感动，拿出纪念册，请叶剑英题词。叶剑英示意她请作家田汉题诗，田汉想到德国著名军事家赫尔穆斯?卡尔?毛奇的事，挥笔写下了一首七绝：“风云叱咤老毛奇，却把奇功属教师，师古桥边嘶战马，将军亲作教师时。”这首诗既肯定了教师的作用，又描绘了屡建“奇功”的叶剑英将军的高大形象。它不腔而走，很快在群众中流传开来。

　　这期间，衡阳八路军办事处举办党训班，叶剑英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并从南岳训练班派出八路军教官给湖南、两广来的50多名党员干部讲课。叶剑英不论白天黑夜，对于凡是来访的人，都热情接待，尤其对地下党的同志，他更是亲切交谈，具体指点。地下党员们都感到很受教育。

　　叶剑英在南岳训练班期间，还利用各种机会来往于桂林、重庆之间，进行统战工作。

　　当时的广西，已成为中国西南抗日大后方。桂林是国民党桂系集团势力的中心，又是共产党与内地及海外联络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因此，团结桂系坚持抗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沈毅然、何启君等回忆，叶剑英在党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以公开的身份，多次到桂林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他到桂林时，经常住在黄琪翔为他提供的一处住处。这里实际上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他与李克农等一起研究具体工作部署，领导办事处人员着重做好桂系的统战工作和广大后方军民的抗日宣传工作。

　　1939年5月28日，在桂林各界团体联合举办的第18次时事讲座大会上，叶剑英发表了《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说。听众非常踊跃，到会有1000多人。

　　叶剑英在演讲中，精辟地分析了抗战进入第二期以后的时局，指出我们虽然在战略方面还是以持久来对付速决，可是在战术上则可运用“用全力求小胜”、“以大力打小仗”的办法，消耗敌人的力量，增加自己准备反攻的力量。一定不要忽视小胜，而要争取小胜，“积小胜为大胜”。他说，我们在战略上的防御和战术上的运用，一切都是为着进攻，争取最后胜利的到来。

　　这个时期，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扫荡报》，及在桂林发行的《新华日报》上，曾先后发表了叶剑英的《二期抗战与游击战》、《正规军当前的任务》、《在敌后的两年》、《游击战线上目前军事问题》等演讲和文章，为扫清在国统区曾流行的“亡国论”，坚持团结抗战，坚持持久战，增强抗战最后必胜的信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团结桂系坚持抗战，反击国民党顽固势力阴谋反共投降的逆流，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对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及桂系内民主人士，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他还先后应邀到广西学生军第二团、国民党集团军军官团向官兵们作了《现阶段的游击战与正规战》、《国际形势与抗战形势》的演讲，受到欢迎。5月21日，叶剑英应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和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杨东药的邀请，在白崇禧的陪同下，骑马到桂林东郊学校，向全校师生作了题为《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说。他还接受进步教授等的邀请，为广西大学全体师生作过形势报告。

　　当时在桂林，国民党当局也曾酝酿与共产党人合作举办南岳式的游击干部训练班。《新华日报》记者以《游击干部的“熔炉”》为题报道说：“游击干部训练班在中国抗战史上是新的一页。在桂林计划如何开办的时候，只要有叶剑英先生来当副教育长，那就好办。他是内行。”叶剑英在南岳和桂林期间，还同后来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的胡志明有过一段亲密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胡志明从延安到重庆，又到桂林，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救亡室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尔后曾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讯班长”的身份到南岳训练班学习和工作。叶剑英回忆说：“我在南岳训练班时，胡志明就在我那里，当挂名的秘书，大家叫他胡光，后来回国了。建国后有一年，他来中国，同毛主席、周总理谈话，说：‘我们今年国庆，想请叶剑英同志全家去。他是我的上司’。毛主席说：‘志明同志，您今天还讲这个话，您已经做越南的领袖了。好，就让他们全家去吧！’后来，我全家到越南去了一趟。”1939年上半年，叶剑英从桂林去贵阳，带领贵阳交通站负责人之一袁超俊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找其书记黄宇人交涉营救1938年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中共贵州省工委黄大陆、李策、王轼、严金生等同志。

　　1939年6月初，中共中央调叶剑英去重庆，协助周恩来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南岳训练班的有关工作由李涛负责。由于蒋介石在抗战中蓄谋掀起反共高潮，训练班办到第三期时，中共方面的教官和工作人员便全部撤出了。

　　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尽管时间不长，但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史上，却写下了十分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