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茶峒师范学校是民国时期在湖南永绥的一所师范性质的学校。
湘西即为边地,茶峒便是边地中的边地。而边地的内涵之一,就是文化教育的落后。五四以前,湘西各地的教育自然是私塾。五四以后,新式学堂兴起,但在湘西,仍然是以小学堂为主,要读中学,至少要去沅陵和常德。
抗战初期,东部地区迅速陷落,大批难民西撤,因为湘西处于湖南去重庆的咽喉,湘西,以及湘西的茶峒,竟成了中华文化的避难地之一。1938年,为收留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难民学子,国民政府决定在后方成立20所战时国立中学,用来收容沦陷区的学生。这些学校统一按建立的先后秩序命名,称为国立第一、第二、第三……等中学。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在湘西的国立第八中学,简称“国立八中”。而国立八中的核心高二部和初二部,就在花垣(当时叫永绥)。
为使从沦陷区内迁的青少年得以入学和教职人员得到安置,1941年教育部委派苏家祥曾到湘川黔三省边区筹建一所中等师范。在选择校址过程中,苏稼祥到湘西永绥(今花垣)县调查。当地人士侯丹州、刘仲席、杨勋成等极力建议在茶洞建立国立师范学校,并表示在建校物资上可以提供帮助。出于对发展湘西少数民族教育的需要以及当时形势的需要,当时的湖南省教育厅于当年暑假批准组建国立茶峒师范学校。1942年,国立茶洞师范学校设立。第一任校长是八中永绥分部校长苏稼祥先生。按照成立先后计算,这所学校的编制是国立第九师范学校,地址就在永绥县茶峒镇的清水江边。学校占地47亩,周围山地200余亩划为学校农场。除将原有的祠庵宫舍改造成校舍外,还新建房屋200余间,“均系半新式建筑,砖砌墙壁,工程坚实”。所需教室、图书馆、寝室、办公室、宿舍、厨房、厕所、运动场等无不备齐。修筑的砖木结构的学校礼堂,可容纳700余人。学校经费由教育部拨付,比较充裕。教师教学水平高,学生学习风气好,学校规模不断扩大。从1941年到1946年,共招收高师17个班559人,简师5个班168人,全校学生共727人。其中,高师毕业10个班301人,简师毕业1个班16人,共计毕业学生317人。另外,1945年前,从军的学生有36人。
茶峒镇,如今已更名为边城镇。这个小镇是湘西四大古镇之一。旧社会时陆路交通不发达,而这个小镇的水路交通很好,西接四川、贵州,东连沅江长江以至全国各地,是川、黔两省的东大门,号称“小南京”,由这一称号可以想象当年的繁荣。它不但是三省边界的物资集散地,也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塞,明清都有驻军防守。就是后来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也是从这里过去的。
沈从文先生的中篇小说《边城》,写的就是发生在这个小镇里的凄惋的爱情故事。
那时不存在义务教育。但是当时学生上学是不用交钱的。不但不用交钱,还有贷金可领。所谓贷金,就是由政府发给学生的生活经费。虽说是由政府贷给学生的,但是后来的学生们也不用还给国家。这些贷金,基本上够学生用度。
国立茶师的师资国量相当雄厚,当时任教的都是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有的还是相当有名的教育家,如苏稼祥先生等。学校办的非常红火,招收的学生以当地青年为主,后来,这些青年大多活跃在山区的教育战线上,为当地培养了大量的新一代教育人才,他们是湘西地区新式教育的奠基人。
抗战胜利后,更名为“湖南省立茶峒师范学校”。1953年学校改名为“湘西第二民族师范学校”。1962年师范撤并后交由花垣县管理,花垣县人民政府在“湘西第二民族师范学校”旧址上建立了花垣县第三中学。国立茶师造就和培养过原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杨正午、原省人大副主任吴运昌、原省民委主任石昌禄,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宋克湘等一大批经世济国之才,还为振兴边区教育事业培育了许许多多教育专家学者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至今还有当年的建筑,这些建筑现在已是珍贵的文物了。
这口大钟是有来头的。当年日本鬼子没有能够攻入湘西,但这口钟却是用鬼子炮弹做的,意思就是不忘国耻警钟长鸣,我等后辈当努力学习以图自强。
当年的音乐室,现在还保存的非常完好。
还有大礼堂,是后来建的苏式建筑。
还有其他的一些保存较为完好的建筑。
历史是不可以重新来过的,但是,历史也是不能遗忘的。当地的文化部门正在着手对这些述说着历史的遗产进行保护。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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