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礼中学在沅陵
来源：网络摘编   2014-08-28 16:04:56

　　1906年11月16日，美国耶鲁大学民间团体雅礼协会远涉重洋来到长沙，,在长沙西牌楼创办了“雅礼大学堂”。一百年间，雅礼中学先后历经长沙私立雅礼中学、湖南私立雅礼中学、解放中学、长沙市第五中学等阶段，校名几易，1985年8月经湖南省委省政府同意复名为“长沙市雅礼中学”。

　　一百年来，雅礼中学共培育出八万多名人才，优秀学子可谓灿若星河。其中有金岳霖、李星学、张友尚、陈能宽、曾昭抡、邓起东、邹承鲁、黄子卿、盛彤生、程镕时、俞汝勤、萧健、赵煦、魏曦、陈文贵等15位两院院士，有厉以宁、梅可望等为代表的学界巨子，以柳直荀为代表的革命志士，以“中国辛德勒”——何凤山为代表的著名外交活动家。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南京相继失陷，不久武汉吃紧，长沙也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雅礼中学为了做好转移的准备，于1937年就派了王光鼎和谭安琪两位老师到沅陵筹办雅礼沅陵分校。

　　沅陵地处湘西，崇山峻岭四周环绕，风景十分清幽。王、谭两位到沅陵后不久，便向当地遵道会借到了三栋质量很好的房屋，作为分校，并立即筹划开办。寒假期间先后举办了两次招生考试，由于采取宁缺毋滥的方针，两次一共才录取了十来个学生。人数虽然不多，但寒假一过，1938年春天分校便如期开学了。当时的分校仅设有两个班，课程方面文科由王光鼎老师负责讲课，理科则由谭安琪老师负责讲课，英文课是从遵道会请来的富兰克夫人（Mrs.Frank）担任。

　　由于前线国民党军队的节节失利，长沙处境日益紧张。1938年暑假，学校便作全校迁往沅陵的计划，又派盛群铎老师先行支沅陵搭建木质校舍。到下学期开学时，学校奉命紧急疏散，全校随即全部迁到沅陵。由于先有了分校这个基础，搬迁工作得到了很大便利，师生们在新环境中很快就都安定下来。学校刚迁沅陵时，木屋尚未竣工，于是，便借用交通银行白田头行署房屋开办初中部，由谭安琪老师负责，教职员和家属也大都住在那里。

    1938年“文夕”大火后，雅礼中学迁至沅陵，图为该校在沅陵的校舍（图/星辰资料库）

　　雅礼中学迁沅后面临重重困难。当时物价飞涨，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日寇的飞机还时常轰炸沅陵。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学校仍坚持办学，教学质量保持不衰，为社会所称道。为了防范日军空袭，学校自己修建了防空洞。有空袭警报时，防空洞前仍然书声琅琅，当闻隆隆飞机声，师生们才进入防空洞中。

　　在当时，雅礼中学不仅非常注重教学工作，而且在学生中还开展了各项健康有益的活动，如实验竞赛活动，英语演讲比赛，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特别是学校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开展得很活跃，同学们纷纷组织进来，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冰社”多次在沅陵街头公演抗日题材的话剧，大大激励了群众和同学们同仇敌汽之心，许多雅礼人就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感染下，投笔从戎，走上抗日的前线。

　　1944年，日寇大举南侵，占领了长沙、衡阳之后，又下桂林、柳州，北折侵犯独山，形成一条弧形曲线，沅陵被困在核心，三面受敌。一时人心恐慌，社会不安，雅礼中学进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一部分家在沦陷区的学生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生活来源也没有着落。当时政府对“流亡学生”临时救济微乎其微，不足以维持生活。劳启祥校长、应开识主任、盛群铎主任和许多老师四外奔走，向社会呼吁援助。学校又进一步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如可以延期交纳学费；开展半工半读。帮助同学们寻找在后方的亲友，建立联系，请求予以帮助。学校还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将一台精度较高的天平卖了，以弥补开支。经过多方努力，学校教学工作照常进行，家在沦陷区的同学得以维持学习，直到抗战胜利。

   1939年5月，雅礼中学第14班同学毕业时与学校老师、校长合影留念，摄于沅陵城外的学校前面。前排右起第二人为卢惠霖，第七人为劳启祥，第八人为钱无咎。（图/星辰资料库）

　　附：

张伯龄抗日年代的回忆（节选）

　　来源：网易博客“丹柯的心” 2011-06-17

　　雅礼中学迁校沅陵

　　照道理，我抗日时期的战时生活应该从1937年说起。但是，抗战的第一年，战争远离长沙，生活上影响甚微，与平时生活没有明显的差异，甚至通货膨胀之初，市面还出现虚假繁荣。

　　1938年秋，敌人侵占武汉，沿粤汉线进驻岳阳。长沙接近前线，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离开了长沙，开始了湘西六年的战时生活。

　　雅礼中学在抗日开始时，就派了老师去沅陵，借基督教遵道会的房屋办了一个初中班，作学校搬迁的准备，为1938年秋的搬迁减少了许多困难。

　　那时汽车一天开不到沅陵。第一天晚上在常德歇宿，学校派了人驻车站附近旅馆照料。第二天驶向沅陵，那是我第一次山区行车。汽车盘旋上山，路不宽。汽车傍公路外侧向上爬。车中望去全是深深的山谷，不免有些心惊。如此走了几个钟头，然后盘旋下山，到了沅陵。

　　沅凌原来称辰州府，历来是湘西政治中心，也是商业重镇。湘西交通不便，山岭纵横，生产落后，各方面都比不上湘南，历来是湖南闭塞落后的地区。往往强悍之徒或有势力地主，聚众霸占一方，当土皇帝。小股匪众投靠大股匪首或被大股合并，势力则更膨大。政府军进剿，往往铩羽而归。最后只好收编，视人枪多少，给一个番号，给一个官衔。这样，匪就变成了官。亦官亦匪，做起名正言顺的土皇帝来。这种聚众为匪，叫做“顿杆子”。从顿杆子到收编当官，便为一些有财势的地主或狡黠之徒视为唯一出路。广大湘西地区，特别是沅陵以上各县，大致就由各种大大小小的半匪半官的武装统治着。其中最大的头子叫陈渠珍。当时有个大土匪头子人称“彭叫驴子”的，也是威震湘西的一霸。在何键时代，中央政府不能控制湖南；而在湖南境内，何键又不能控制湘西。湘西的土匪的统治根深蒂固。直到五十年代初发动的大规模湘西剿匪行动，才彻底摧毁了湘西的土匪统治。抗日时期，三两个政府军军人如果在乡下行走，土匪都敢伏击，劫抢他们的枪支。

　　从汽车站渡过沅江，进入沅陵城。古老的城墙围着山城。由于山丘逼江太近，沿江只有狭长的一线平地。因此沅陵城也就只有沿江长长的一条街。这条街已从两端城门向外延长出去很远了。雅礼搬迁到位于这条长街北端街尾的遵道会。遵道会在街对面办了一个小学，叫虎谿小学。小学里有个操坪可以打篮球、排球，就成了我们上军训课的操场。教会的礼拜堂成了雅礼的礼堂。学校建在山坡上三个狭窄的平台上。除了原有的四栋房子，学校添盖了两座木楼作教室和寝室。这里只容纳高中学生；初中部则搬迁到五里外乡下新建的木屋里去了。

　　雅礼面临沅江与酉水的汇和处，常常可听到船夫摇橹的号子。水浅流急的时候，纤夫的号子声，一声高，一声低，使人感到他们是在呻吟他们的艰辛。离学校不远处，有个酉水的渡口，对面是夹在酉水和沅江间一块很大的平地。当雅礼迁来时，湖南省政府也迁来了，曾在酉水上搭桥（后涨水被冲走了），不知是否曾打算利用那块平地建省政府。不过很快就离开沅陵，迁到耒阳县去了。

　　同时由长沙迁移到沅陵来的，有湘雅医院和它的护士学校、基督教青年会和福湘女中。福湘女中是所教会学校，父亲曾任过校董。桂芬妹在那里读初中。我记不清是不是同她一起到沅陵来的。似乎她是由学校组织，分批来沅陵的。

　　福湘女中迁移到沅陵城东门旁的中华基督教会里。那里本来有一所教会办的女子初级中学。所以比雅礼高中部宽敝得多。还有岳阳迁来的湖滨中学也在附近。附近还有一个朝阳中学和一家洪恩医院，都是中华基督教会办的。出了东门，有一块大坪，那里可以开各界民众大会，还开过运动会。雅礼高中学生踢足球也要到这里来。那个地方是沅陵城山丘上的一块平地。

　　刚到沅陵时，学校里木屋没盖好，睡在青年会租的民房地板上。记得墙上贴有两句话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都是家。”这该给想家的同学一点慰籍。我已有小学毕业后远离家到衡阳读书的经历，所以不是那么患思家病了。后来又挤睡在一间很脏的民宅地板上。晚上可以听见老鼠在地板上吱吱地叫。伙食也比长沙差多了。对这些，谁也没有怨言。抗日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头等大事，在这头等大事下，每个人都应该作出贡献，我们不但没有上前线打仗，还可继续读书，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不到一个月时间，木楼盖好了，恢复了正规的学校生活。不同于长沙的是校园没有长沙校园一个角落大。寝室是密密的两层床。课桌是木柱支起的上下两块板子，坐椅改成了凳子。吃饭挤着站着吃。浴室只是一个小棚子。课外体育活动没有了，只有有时到邻近的那个小学的排球坪里去活动下，我就在这样环境下读完了三年高中。

　　艰苦生活和日军轰炸

　　战时生活，除了住和活动环境的条件变差之外，感受最深的是伙食的变差了：五六个菜变成了两个白铁盆子；足够的营养变成长时间的素食，鱼肉成了珍稀物。曾经一次买不到米，改吃玉米饭。一连吃了好几天。那满口渣滓难以下咽的味道，吃过一次，谁也也不想吃第二次。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了七年。日军投降后，大家都盼生活的改善。但是，接着的内战，直到我大学毕业，生活都没有明显的改善。

　　随着沿海地区的沦陷和日军的封锁，一方面主要工业生产地区丧失，同时国际贸易也陷入停顿状态，民生日用品变得越来越匮乏。到我读高中时，有些学生不得不用手工织的土布来做衣服。我就做过一套土布中山装。不过困难当头的形势下，大学学生间也没有比穿、比吃、比阔气的风气，大家盼着的是抗日的胜利，而不是计较眼前困难。湖大化学系还用桐油和土碱制成黑黑的膏状肥皂，以解决肥皂缺乏的问题。

　　在沅陵雅礼读高中的三年中，经常受到敌军威胁和敌人的空袭。敌人的飞机一进入沅陵的大警报圈时，沅陵就拉响空袭警报，学生都得停课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去躲避空袭——学校在山坡开凿了一个大U字形的大防空洞。如果敌机进入离沅陵更近的防空圈时，就会响起紧急警报。这时人们就得进入防空洞或守候在洞口，一听见飞机声就入洞。实际上警报频繁，绝大多数的的警报，都是日军轰炸警报区内的其他地方，有时只是一架敌机作侦察飞行。人们不知道来袭敌机的具体情况，当然也不知道敌机的意图，还得照样躲警报。躲警报就成了人们日常生产中的一件大事。有时一天拉几次警报，造成工作和学习不成，社会处于半瘫痪状态。那是将这种状态叫“疲劳轰炸”。好得我们学校后面就是荒芜的山丘，用不着走很远去躲避，但是耽搁了我们多少上课的时间，无法计算！城里的老百姓也不用走很远，就到了城外的山丘地。因为整个城是一条狭长的街道，离开一条狭长地区是容易的。

　　记得高中一年级时，敌机轰炸了对河的汽车站。那天是假日，我去看了。小小的汽车站无恙，附近几栋民房被烧掉了。在一栋木房的余尽中，我看见两具烧黑了扭曲的尸体，样子很可怕。每次空袭，人们藏在心头的是对日本侵略的仇恨。这种对日本侵略的仇恨，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但是现在这一代青年人都热衷于去日本打工，甚至前去出卖色相。这不能责备这一代人忘了日本的侵略中国。根本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不到我们国家来打工？战败后的日本，比我们1944年的经济情况好不了多少。他们退出中国时，其中许多人怕回去后养不活孩子，忍痛将成千的孩子遗弃在中国，成为中国的“日本孤儿”。日本的人口密度也不比中国小，他们拥有的资源更无法与我们比。但是，五十年后，中国人以到日本去打工作为致富捷径，这种局面是谁造成的？是怎么造成的？

　　参加兵役宣传队

　　1939年暑假开始前，看见学校张贴的一份通知单，这份通知单是沅陵学生联合会发给各校的。上面说，将组织一个沅陵学生暑期兵役宣传队，各校学生都可报名参加，宣传队供给膳宿。我当时就觉得参加这个宣传队是值得的。首先他是一件抗日工作，并且它是在暑假闲空的时候，参加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比闲着住在学校里有意义得多。我毫不犹豫地立刻报了名。不两天就叫我们报了名的学生到国民党沅陵县党部去集合，先受两个星期的训练，再下乡宣传兵役。

　　参加这个宣传队的有各校来的三十个中学生，其中有六、七个女学生。雅礼中学有我和我的两个班友，还有三个低班同学。沅陵国民党县党部有一栋很大的房子，但是除开书记长吴作尧外，只有三、四个干事之类的人和一个工人。可以想见那里平日是冷冷清清的。学生联合主席是个初中生，本地人，看样子年龄比我大许多，当然他是书记长选定的人。宣传队的一切事情都由书记长作主，他只不过听命办事罢了。书记长吴作尧也是本地人，想必他有一股地方势力作后盾。他有个兄弟，叫什么名字现在记不起了，办中学教育在国内有点名气。这个吴作尧在五十年代初大“镇反”时，《新湖南报》上曾登过报，说他通匪被枪毙了。

　　两个星期训练的课程表出来了，无非在是三民主义之类的东西，还有孔子的《大学》、《中庸》，讲些什么我全无印象，只对音乐和戏剧课感兴趣些，因为宣传时必得要用它们。两个星期的受训后，宣传队分成两个组下乡。我和其他五个雅礼同学分在书记长带领的这一组，任务是到五、六个乡政府所在地搞一次兵役宣传。那时一个乡的辖区有现在三四个乡那么大，甚至还不止。全部路程都是步行。我们除做了演街头剧，唱抗日歌曲，演讲之类兵役宣传活动外，也了解些湘西农村的特殊情况：首先是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农民贫苦。情况一如湘南，如祁阳农村：闭塞，落后，穷苦；但湘西农村更落后些。如两个乡政府之间羊肠小道，很多地方连当时称之为大路的石板路也没有。很少看见学校。农民家里肮、黑，除几张凳桌外，几乎是四壁萧然，床上只见干稻草、草垫，一床破旧不象样的被子。同时也可见到湘西土皇帝乡长的威风。有个乡政府建在一个山阜上，俨然就是一座坚固的堡垒。乡长骑着马，马后跟着六、七个荷枪的乡丁随从，这种景象别处我没见过。

　　我们这宣传组在乡下转来转去，转到了一个傍沅江的乡政府。这里离城比较近了。还剩下一个乡政府没去。那个乡政府离城更近。只要把那里的工作完成，我们便可以回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