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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湖南大学 |潘天青:湖南大学党支部在辰溪
来源:湖南大学EMBA微信公众号   2016-08-29 14:54:55

讲述人:潘天青

潘天青,又名潘独青、蔡蜀生,湖南醴陵人。1917年3月出生。1943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矿冶工程学系,获工学士学位。

1938年8月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共辰溪县委青工部长、宣传部长,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45年9月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解放前曾任航委会第四、第一,第二飞机制造厂技术员,中国劳动协会《中国工人周刊》编辑,津浦铁路浦镇机厂技术员,湖南省公路局工程师、《湖南公路周刊》社长兼总编辑。1949年9月参加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大学教育科编辑科副科长、《人民湖大》校刊总编辑,兼任湖大教职员大课班副主任,讲授“社会发展史”及唯物辩证法。后响应党的支边号召,率湖南中青年知识分子分赴新疆工作,曾任新疆八一农学院(今新疆农业大学)院务委员、农机系教授,1985年离休。

在长沙

湖南大学是1938年长沙大火之前,从长沙迁到辰溪的。

湖南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是1938年暑假以前在长沙正式成立的。党支部的成员有张端元、黄翼德、施俊、陶家淦、丁务淳、江亚菁、向光涟等(李颖生、李静已毕业,她们与上级直接联系,借读生王亚文是长沙市委员会委员,他们都不参加支部组织)。支部书记丁务淳,后为陶家淦。他们组织了读书会、明日社、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汤德铭任队长,张端元、程博能、汤德铭负责明日社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参加明日社的,除了党员、民先队员外,尚有杨肇威、杨克球、何文龙、文树科、朱壮楣、周琦等四十多个进步同学。明日社的成员也都是读书会的成员。读书会的人更多,由明日社领导,明日社和民先则由党支部领导。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民先队员。

党支部在充分发挥外围组织的作用,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组织党员学习马列主义,与校内投降主义派作斗争,击败他们的抗战悲观论调,对那些受反动顽固派蒙蔽的同学作思想政治工作,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等方面作了不少工作。

1938年暑假,我结束了六个月的民众训练工作,从茶陵回到湖南大学复学后,很快就结论了王亚文、陶家淦、汤德铭、丁务淳等借读的同学,他们了解我在茶陵办民训的表现后,由王亚文等人介绍我在长沙城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参加湖南大学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因支部书记陶家淦申请去延安学习,要离开湖大,由施俊担任支部书记。

不久,我参加了明日社和民先,写了长达八千多字的报告文学《六个月民训的回顾》,诉说当地农民生活的艰苦及他们热情拥护抗日救亡的情况,揭穿当地一部分地方顽固反动势力压榨农民并阴谋阻挠民训的罪行。由明日社介绍,连续发表在湖南《力报》副刊上,获得社会舆论的好评与支持。

迁辰溪

1938年10月,湖大的教师、学生、职工陆续迁到了辰溪县龙头垴。

学校迁辰溪后,先是黄翼德担任党支部书记(因王亚文、张端元、施俊等已毕业,未来辰溪),但由于黄体弱多病,且不善于社交,因此大家推选我担任支部书记,江亚菁负责组织工作,向光涟负责宣传工作。其间,先后吸收了吴子炉、王启清、陆承鞠、李泽寰、朱壮楣、周琦等同志入党。

这时的湖大党支部是在中共湘西工委和辰溪县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1938年12月,我参加了新成立的辰溪县委,任青工部长;1939年县委成员作了调整,我任县委宣传部长,江亚菁任妇女部长。湘西工委和辰溪县委经常给我们传达省委、中央的指示,上级也常派同志直接来学校视察工作和下达指示,梁春阳、聂洪钧、丁务淳(此时已调湘西工委任组织部长)、李英华、白云经常送《新华日报》来。湖南大学党支部也经常向辰溪县委及上级汇报、请示工作。

县委曾派我到沅陵参加过一次湘西工委召开的学生工作会议。会议由省工委于刚同志主持,主要精神是加强统一战线,团结进步同学,尽量争取参加合法组织,作合法的斗争,作模范遵守校规、努力读书的好学生,以便在教师、同学中产生良好的影响,广交朋友,提高我党的威信,充分利用和发挥学生自治会的作用。我回校后,一一作了传达,还订了一些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的措施和办法。

在辰溪

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湖大党支部在辰溪作了不少工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成立女同学会

湖大党员中女同学占大多数,党支部利用这个特点,成立了女同学会,并通过女同学会由向光涟负责定期出墙报。第一篇就是《中国妇女向何处去》。文章的大意是批判了国内外轻视妇女、束缚妇女的反动论调,号召中国妇女从封建束缚中、从大男子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到社会中去,到广阔的世界中去,到凡是男子能去的地方去。进步同学看了这篇文章都拍手赞成,但湖大的CC分子和复兴社分子却很不满意,说这是反对政府的言论,是混淆了男女的差别等等。除出墙报外,还成立了女同学阅览室,组织女同学开座谈会,捐款救济附近贫苦农民。

打入学生自治会

学生自治会是湖南大学公开的合法的学生组织,为了利用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及进步活动,党支部设法派人打进去,每次选举都有我们一两个同志当选。这个自治会的重要部门虽然都被CC分子和复兴社分子所把持,我们的同志只能负责体育和卫生方面的工作,但他们也能利用这个合法的身份,积极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开展读书活动

由明日社组织读书会,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及鲁迅、邹韬奋、高尔基、郭沫若等人的一些著作。

读了《大众哲学》,使同学们感到这门学科并不神秘,哲学是有用的;明白了哲学界有唯心论和唯物论两大阵营,作为一个革命者,应该是辩证唯物论者;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更明白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读了《论持久战》,知道“亡国论”是错误的,“速胜论”也是错误的,只有坚持抗战到底,才能转败为胜,取得最后胜利,“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也不是叫人去盲目乐观,是有根据的,是对敌、我、友三方的各种情况作了比较、研究、分析而得出的正确的结论。这样,便提高了同学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击退了反动派散布的悲观论调的进攻;认识了人生的意义,生活的准则;认识了封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毒害,敢于起来反抗;端正了人生观、世界观,不少同学由读书会转到明日社,有的参加了“民先”,还有的加入了党组织。

为各种墙报写稿

湖南大学有多种墙报,除明目张胆的反动墙报外,我们都予以支持,并积极为之写稿,扩大我们的影响。我为某墙报写了一首长两百行的诗,题为《献给普罗米修斯》。这首诗,为不少同学所称颂和传抄,也为少数反动学生所反对,诬蔑它是号召同学起来反对政府。有一个墙报叫《动向》,以分析时局为主,这个刊名是我们给取的。与此同时,我们还经常与力行社、励志社办的墙报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它们宣传法西斯主义,我们就以种种笔名撰稿予以驳斥,开展论战。

参加校内的文艺活动

陈业灿等组织歌咏队,我们就组织同学参加进去,只唱进步的和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游击队之歌》《我们在太行山上》《锄头歌》《黄河恋》《大路歌》《祖国进行曲》《大众的歌手》《红缨枪》《保卫武汉》等,坚决反对唱黄色歌曲;组织一些喜欢话剧的同学排演抗日救亡的话剧,曾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苗可秀与凤凰城》《古城怒吼》《重逢》等。演出中,我们有的人当演员,有的则帮着搞事务、联络、宣传工作。由于我们的支持,校内的文艺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有声有色。

办开路书店

这个书店主要是代销生活书店、新知书店、新路书店的书刊。

参加学校里的讲演会

学校里举行的各种讲演会,我们都设法参加,一则扩大我们的影响,二则阐明我们的主张。如吴子炉、陆承鞠等参加了化学会的学术讲演;陆承鞠还主持布置了许多会议的会场,他布置的会场总是井井有条,气氛热烈,故人们称他为“陆能干”。我曾参加过全校的讲演比赛,讲的题目是“哲学的功用”。比赛结果,我名列第一。主持讲演会的黄子通哲学教授,后来还劝我转学哲学哩!

发动拥蒋反汪大游行

党支部通过学生自治会,发动了全校“拥蒋抗日反汪”的大游行。游行队伍自学校出发到辰溪县城,开始时,CC分子只允许用“拥蒋抗日”的名义,不愿意加上“反汪”二字,我们的同志与之争辩、驳斥,使他们狼狈不堪,只好同意在后面加上了“反汪”二字。我们一路游行、一路演讲,痛斥汪精卫的罪行,还喊出“我们要打倒公开的汪精卫,也要反对暗藏的汪精卫!”他们听了,也莫可奈何。

为《抗战日报》组稿写稿

长沙大火后,《抗战日报》迁到沅陵,1938年底在沅陵复刊。在蒋介石统治区,除新华日报外,《救亡日报》与《抗战日报》对抗战救亡的宣传起的作用最大。沅陵县委宣传部长周立波先是协助廖沫沙同志主编《抗战日报》。1939年廖沫沙同志离开沅陵到桂林之后,《抗战日报》由周立波同志主编。湖南大学党支部为《抗战日报》的发行,在同学中广为宣传作了不少工作,并为之组稿和写稿。我曾用衣莎的笔名写了《湖大生活剪影》,揭发了湖大中一股小暗流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径,发表在《抗战日报》上。后来又写了《惜别树》,歌颂大多数同学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结成的团结友爱的真挚感情,不少文章是周立波约稿写成的。为了反映湖大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党支部还动员了其他进步同学为《抗战日报》写稿,有时把校内墙上的好文章介绍去发表。

做统一战线工作

发动全支部党员广交朋友,不强求观点一致,只要不反动,不和我们作对就行了。对各种学会,如化学会、矿冶学会、电机学会、机械学会、经济学会、物理学会、数学学会、中文学会、法律学会……我们都表示好感,尽量动员党员及民先队员、明日社社员……结合各自的专业积极参加,任劳任怨,为其服务;各种同乡会,我们也热情的参加进去,特别是醴陵同乡会和我们的关系最好,对我们的支持较大,响应我们的号召作用也最大。

蔡蜀生事件

一天晚上,湖大CC分子张景星等召开所谓时事座谈会,邀各方人士参加,党支部派我参加,复兴社也去了不少人。这些CC分子大放厥词,胡说甚么“抗战固然可以救国,和平又何尝不可救国?汪精卫先生是党国元老,他有他的苦衷,怎么能说他是汉奸呢?!他不是汉奸,他是秉承中央的意志行事的,只是外面的人不明白,不了解,救国有各种方式,究竟那一种方式好,我们今天开这个座谈会,大家谈谈。”

我听了这些鬼话,火冒三丈,忍不住了,便指着张景星大声说道:“我国人民正在浴血抗战,汪精卫却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出卖祖国,背叛祖国,不是汉奸是甚么?他和张邦昌、秦桧有甚么区别?他们都是汉奸,是大汉奸,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贼。你袒护他,帮他说话,为了甚么?是何用心?你是他甚么人?”这时,张景星低头不语,有的人却故意装“好人”,装和事佬,说“座谈会嘛,有话都好说嘛,何必动肝火。”

复兴社分子也起来说话,救国有各种方式,曲线救国也是一种方式,有话慢慢说。这时,张景星胆子大了,居然说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我们国家应该统一,边区应该取消,游击战是游而不击。有些CC分子和复兴社分子接着附合起来:

“共产党喊抗日,实际上是借这个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

“我们国家应该只有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

“共产党拥护蒋委员长是有条件的,拥护他抗战到底,如果他不抗战到底就不拥护他了,我们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护他,他们拥护他是假的,我们拥护他是真的,是绝对,他们只拥护毛泽东。”

经济系有一个姓吴的教授装腔作势地说:“德意是法西斯国家,希特勒、墨索尼是大独裁者,一点也不错。我看,苏联也是法西斯国家,斯大林也是一个大独裁者,只有英美是民主国家,我们应该紧紧地依靠英美……”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一一加以驳斥,毫无顾虑。我说,陕甘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甚么不好?现在有许多的沦陷区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领导当地人民起来继续抗日,一不贪污,二不腐化,三不欺压老百姓。只有打走了日本鬼子,成立民主政府,国家才真正统一了。国军是打阵地战的,丢盔弃甲,丧失了多少城市,丧失了国家多少领土,而且军纪败坏,老百姓气得说,“宁可日本人杀,不愿中央军扎”。日本人是敌人,杀我们并不奇怪,可是中央军应该是自己人,却强寻掳掠,无怕不为,比敌人熟悉情况,所到之处,老百姓也不得安宁。

游击队根据敌强我弱,打游击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何不好?难道应该让日本人安安稳稳的长期占领中国的领土吗?怎么能说是游而不击?如果游而不击,哪来这么多的根据地?如果说是游而不击,日本鬼子为甚么要对他们进行扫荡?这完全是诬蔑,怎么对得起为抗战而牺牲的许多烈士?谁抗日,人们就拥护谁,就尊谁为领袖;谁投降,人民就反对谁。

甚么叫法西斯?法西斯是在甚么制度下甚么情况下产生的,这些都必须搞清楚。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对每一个概念都要搞清楚他的定义。法西斯是一种金融寡头政治,是对外实行侵略,对内镇压人民,威胁人民为大资本家服务的政治,只有在资本主义度制下才有可能产生。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资本家,怎么会是法西斯?斯大林代表苏联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也可以说是独裁,是对阶级敌人独裁,不是对人民独裁。希特勒、墨索里尼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是对人民独裁的。独裁的现象相似,但本质极不相同,怎能混为一谈?只见那教授脸都红了,瞠目不知所对。

张景星着急了,向不少人耳语,企图动员这些人起来和我争论。有的人岿然不动。

有的人说潘独青说得对,说得好。

有的人说,争论是可以的,但要冷静。

有的人说我们国家有我们的国情,既不可学德意,也不可学苏联……

这个座谈会是CC分子主持的,眼看他们下不了台,复兴社分子一个个从会场中溜走了,会议不欢而散。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只有在对付共产党的时候,他们才临时勾结起来。CC分子失败了,复兴社分子也高兴。有一个复兴社分子散会后对着我说:“你口才真好!我佩服你。”那人又说:“你的胆量不小。”

CC分子并不甘心失败,继续在会后袒护汪精卫,诽谤共产党和军及游击队,对抗战散布悲观论调,对我进行攻击,说我中了共产党宣传的毒,胡说八道,说我不尊重老师,没有修养等等。说我是矿冶的,不懂政治。于是我便用蔡蜀生作为笔名,写信给《抗战日报》,揭发他们的反动言论,公布于社会,防止他们继续猖獗,到处流毒。

《抗战日报》的编辑写了一封回信发表出来,也驳斥了那些反动言论。那些反动家伙看见了便恼羞成怒,经过他们的侦察,知道蔡蜀生是我的笔名,便召开所谓紧急会议,说甚么学校里出了校奸,破坏了学校的名誉,校奸就是潘独青。于是他们在学校里,到处张贴反动标语:“驱逐校奸潘独青出校”、“驱逐民先队长潘独青”、“铲除共匪潘独青”。以刘元吉为首,纠集了六十几个反动学生和落后学生,列举我的罪状,要求学校当局开除我的学籍,并把我参加湘西学生工作会议的情况也公布出来了。土木系的一个反动学生陈××(名字已记不清楚了),率领十几个反动学生追打我,幸赖刘鄂藩、沈季穆、贺兆祥、吴子炉、刘树铭等同学将我保护了起来,并把我藏在一间久不用的浴室里,我才免遭他们一顿毒打;有的进步同学包括上述几个保护我的同学便去撕毁那些反动标语。

以程博能同学为首,联合了一些进步同学分别发表声明,大意是“人人都要关心国家大事,可以各抒己见,但不能仗势凌人”等,蒋介石曾发表过言论,斥责汪精卫的投降卖国谬论,和可耻的卖国行为,程博能同学从报纸上剪下来,加以红圈密点,张贴出来,使那些奴才们看了无话可说。加上醴陵同乡会,以唐似富同学为首,挺身而出,也发表声明:“欢迎争论,但反对无理取闹,如有人敢冒大不韪,进行人身攻击,潘独清是醴陵人,我们决不会坐视他被人欺压迫害,我们决不会袖手旁观,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勿谓言之不预也。”于是学校内那些嚣张的反动派,才悄然收兵,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这次事件,轰动了辰溪县,全校师生员工称之为蔡蜀生事件。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湖大的反动派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稠人广众之中,竟敢明目张胆公开袒护汪精卫,公开反共,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反动到何等程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对他们进行有力的反击,岂不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共产党员怎能明哲保身装好人?在这么一个环境中一种形势下,要搞好党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当然斗争要讲究策略,要提高警惕。我赤膊上阵,策略性和警惕性都是不够的,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我还要感激一些进步的和开明的同学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敢于出来保护我,实则是他们对我党有一些正确的认识,他们有正义感,有爱国心。

党支部把我的情况向县委汇报了,也向湘西工委汇报了,县委得到湘西工委的指示,为了保护我,不让我继续参加湖大党支部的活动,改为单线联系,联系人为丁务淳,不久,又改杨隆誉同志与我个别联系。1939年底杨隆誉同志通知我,组织上已批准送我到延安去学习。于是我随着杨隆誉同志到了邵阳,到邵阳后改变了计划,嘱我到醴陵农村去隐蔽,并说以后派同志去联系,结果没有派人来。从此,我便和党失掉了联系,只好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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