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中总述
1940-2010
国师附中全称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成立于抗日战争这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难时期。
沿革
1940年4月,国立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国师)院长廖世承呈请国民政府中央教育部,要求创立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核准后,6月成立附中筹备委员会,院长廖世承委任本院教育系教授朱有瓛为筹备委员会主任。7月,筹备告竣。
8月20至24日第一次招生;9月16至18日第二次招生。10月开学,学院聘朱有瓛为附中主任;暂借国师第一院第二舍的李园为校舍。
暂借期间用法币一千万余元在安化县蓝田(今涟源)的六亩塘购置土地30余亩,建筑永久校舍。1942年夏,校舍建筑完工。
8月,自李园搬迁至六亩塘。1944年,日寇侵湘,为避战乱,6月搬迁溆浦,借赵家村和赵氏祠堂和民房做临时校舍。
光复后,1946年8月奉命搬迁衡山县南岳大庙东廊(由湖南省立第十二中学让予),历史3年半。
1950年2月,与湖南省立第十二中学(以下简称省立十二中)合并为省立衡山中学,并搬迁至衡山县城西街两路口原省立十二中校址所在地。
至此,国师附中完成了它全部的历史任务,并相继由湖南省立衡山中学、衡山第二中学、衡山第一中学和衡东县第一中学薪火相传。 [2]
概述
国师附中创办于抗日烽火弥漫之际,有着数次搬迁的遭遇,艰苦创业的过程,不曾进入过城市,而长期处于乡村。勤俭艰苦之风,赖以养成。
朱有瓛校长对师资的选择,均要求学验俱佳,事业心和责任心强,国师附中恰好有着取之不尽的师资来源。抗战胜利后,教师薪俸甚为微薄,生活艰苦,但能以为国育才为乐。学校对学生之管理,初中按童子军之准则,要求从严。却又强调爱生,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因此能在短期内从尊师重道之境进入亲师乐道之境,形成纪律严明而又活泼生动的局面。
对于学生,重质不重量。招生考试严格,择优录取,班不超过50人,组不超过30人。国师附中创办之初就采用导师制。平时注重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将强国兴邦只希望寄托于莘莘学子,注重学生之艰苦创业的精神,强调劳动实践,以纠正以往读书人的通病。而于体育,注重普及而反对选手式的锦标主义;强调学生的仪表仪态,要求学生着装整洁,潇洒大方,彬彬有礼。
教学方面,认为教与学是双边活动,强调学生自学、独立思考、全神贯注听讲,即所谓“上学以神听”;基本技能方面,提倡多读、多写、多思考、多练习、多实践,即所谓“熟能生巧”;基础知识强调博闻强识,而用之于解决实际问题,反对以记为最后目的的死记硬背。
1947年以前,有“思潮”等学术社,1949年上期,社团如雨后春笋,出现“大众”、“浪潭”、“格致”等社,社团均有自己的刊物,一般办墙报。有的有油印刊物,少数用铅印,这些刊物,常成为社团成员对某一问题发表意见的园地。
国师附中因附属于国师,学生思想颇受国师学生之影响,感应全国青年之脉搏更为灵敏。1947年6月,南岳爆发由国师学生发起的游行,包括刘正在内的60余名附中学生参加。
国师附中自创办到合并,仅仅十年时间,却创造了辉煌和奇迹,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办学经验,成为今天衡东一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3]
岁月留踪
大事记
1940年
6月:国师呈请创办附中;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批准。
7月:院长廖世承聘朱有瓛为附中主任,同时成立招生委员会,借国师第一院第二舍(李园)为校址(今涟源市委所在地);月底,第一次招生。
9月:第二次招生。两次招生计招高中新生甲、乙各1组,初中新生1班,共89名,另战区借读生1班,计21人。
10月:1日国师附中开学,实行秋季始业。
12月:于安化蓝田(今涟源市)六亩塘购得土地30余亩,作为永久校址。
1941年
2月:于六亩塘动工新建校舍。
4月:28日,举行英语演讲挑选赛,邀请国师教授钱钟书、王西林、储安平三人任评委。
1942年
1月:呈请创办农场,得学院批准。
4月:国师及附中师生捐献飞机,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会长蒋中正(蒋介石)颁发奖状,以资鼓励。六亩塘建校舍八幢竣工。25日,奉令附中主任改称校长。
8月:自李园搬迁六亩塘新校址。遵部令,试验六年一贯制,与“六三三”制各招新生一班。
1943年
7月:第一届高三甲、乙组及初三毕业,高中毕业39人,在湖南省高中毕业会考中名列第一,升入大学者35人,占毕业人数的93%。
1944年
1月:校长朱有瓛因病辞职,19日,国师以教授张文昌代理校长。
2月:实行春秋季始业,本期招初中新生一班。
8月:奉令随国师西迁溆浦。
9月:六亩塘校舍暂与岳云中学借用。
10月:奉令停止六年一贯制试验,试班学生编入“六三三”制班。
1945年
1月:国师聘张文昌为附中校长。
8月:15日,日本投降,师生庆祝。
1946年
3月:16名学生获国际奖学金。
8月:奉令自溆浦迁南岳大庙东廊。
1947年
5月:校长张文昌因病辞职。
6月:院部聘国师教授厉鼎勋为附中校长。2日,国师学生李大信响应全国学联声援北平“五?一八”和南京“五?二〇”血案,组织国师学生于南岳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大游行。附中学生刘正(后历任湖南省长、政协主席)等60余人响应,参加游行。
7月:开除游行学生20余人。
8月:13日,国民政府国防部代电,规定学校军训团以校长兼团长。厉鼎勋即任团长。中共湖南省委派党员熊家宽(附中教师)在附中开展地下工作。校长厉鼎勋因事请假去南京,国师院长陈东原兼任附中校长。
1948年
1月:校长厉鼎勋回校赓续,陈东原不再兼任附中校长。
4月:中共国师附中党支部成立,以体育教师邓立基任支部书记。
1949年
3月:军训教官离校。
6月:撤销军训处。成立应变委员会,于24日举行追悼“五·一九”“五·二〇”被枪杀的学生。
8月:28日,白崇禧部鲁道源第十一兵团包围国师及附中,逮捕学生32人,传讯校长厉鼎勋,将厉鼎勋及陪同前往的职员丁传一、熊家宽扣押于实验小学。29日,校长厉鼎勋获释。
9月:国师行文交涉,4日,附中职员丁传一、熊家宽获释。
11月:人民解放军进驻南岳及衡阳。衡阳专员公署令全区各校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附中随即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厉鼎勋任临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2日,遵衡阳专员公署令,废除公民、党义、童军、军训课及训育制度,设政治常识课。
10日,校长厉鼎勋奉命去教育厅,校务由曾近义暂代。教育厅派督学邓轩宇驻附中指导。
12月:12日,湖南省临时政府接管国师附中,仍以厉鼎勋为校长,成立校务管理委员会,厉鼎勋任主任委员。高中部甲、乙组合并为一班。以1940年秋季所招高中甲乙两组为第1班,以1949年下期所招高中新生为第10班。
1950年
1月:奉令停止招收初中新生。
2月:4日,接湖南临时省政府令,国师附中与省立十二中合办,改称湖南省立衡山中学,以原省立十二中校址为永久校址;委任厉鼎勋代校长,程鹤轩代副校长;重新编订班次,以原省立十二中高、初中第九班,原国师附中高中第八班编为衡山中学高、初中第一班,以此类推。
纪实录
一、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
抗战时期国军节节败退,逃亡的难民络绎于途;其中大多是没有组织的民众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十分可怜。但是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有组织的队伍或人群,那就是沦陷区逃亡的政府机构,和一些不肯做亡国奴的内迁学校。内迁学校中,大学一般都有自己的雄厚力量和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照顾;唯独内迁的一些中学、大都是沦陷各省市的名牌中学,他们领导力量比较薄弱,学生年龄幼小,安置起来比较费事。
为了解决内迁中学的安置问题,国民政府曾在川、湘、黔、陕、甘等省区设立国立中学凡20余所,以收容从沦陷区逃亡内地的青年学生为主要任务,当然也招收非沦陷区的内地学生。这些学校大都以从沦陷区迁来的有名中学为基础,适当加以组合和扩充而成,由教育部发给经费并直接领导。据统计,当时几乎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大学生,是由这批国立中学输送来的。所以当时的国立中学很为一般学子所向往。
但是,这些中学由于离开了原有校址,迁往内地,住房和教学设备都比较简陋,一般多租用当地祠堂庙宇等为主要校舍,有的还分散在偏远山区的县市,校本部与各分部之间有时相距甚远,所以办学条件很是艰苦。例如由原来安徽七个省立中学联合起来所组建的国立第八中学就分设在湘西、四川等处:除校本部外,所属有十一所分校设在分布很广的山区,领导起来很不方便。
二、国立师范学院附中的建立及其优越条件
(一)抗战时期的湖南蓝田
抗战时期,湖南属中日双方通过拉锯战反复争夺的地区,在那里曾经发生过几次影响全国形势的有名的战役,如几次湘北会战、常德及衡阳保卫战等。
当时湖南的学校为逃避战火,多迁往省内中西部山区地带,如安化的蓝田(今涟源)及其周边地区,以及湘西辰溪等地,而以蓝田为当时的文化中心。这是因为当时华北和沿海许多学校已经沦陷,国民政府准备以江浙内迁的知名学者为基本队伍、于1938年组建独立的师范学院,设立在蓝田,即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校址选定在蓝田附近的光明山、李园一带。计有八个系和三个专修班,师生约五千余人,是当时国内颇有名望的独立师范学院。
此外湖南的不少有根基的中学如长郡、妙高峰、大麓、文艺、省立一中、省立一师等中学,以及湖南仅有的两所女子学校周南女子中学和明宪女子职业学校也都迁来蓝田及其邻近的桥头河、七星街、杨家滩等市镇。所以蓝田是当时国内很有名的文化中心。
(二)国师附中的建立及其有利条件
1940年,国立师范学校经上级批准,建立了“国立师范学校附属中学”,高初中同时招生以便国师的毕业生能够就近实习,也为了发展湖南的中学教育和接纳战区流离失所的子弟。
跟当时的一般国立中学相比,湖南的“国师附中”有许多的优越条件:
首先是办学条件良好:它的规模远比一般国立中学小,最盛时期学生也不超过五百人,便于管理;经费由学院统一筹划,比较充足。校舍整齐:本部设在蓝田“六亩塘”,修建有虽然简陋但却整齐划一的新校舍,并且县城还有武装警卫站岗。这与当时租用民房的许多中学相比,气魄就很不一样。一部分高中高年级的学生则在国师所在地光明山下的“李园”借用一部分房子,以便大学部的教授和讲师能够就近兼课。
当时大工业城市沦陷,教学仪器很难采购,但附中却因有大学部的支援,一般仪器如显微镜之类和做理化试验的药品,往往可以从大学部弄到。做生物等实验时,还可以用公款买来鸡、兔之类的小动物做解剖实验。
几乎全部来自沦陷区或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能够申请到“公费”,由国家供给伙食。有比较稳定家庭收入的则给予半公费。早期有特殊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某种补贴。初期还发给每班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一段“罗斯福呢”——美国支援的救济物资,得奖者可以做一件上装或一条裤子。这在物资极端困苦的抗战时期,可以算是很有吸引力的奖赏。
其次是师资力量雄厚:当时学校的常任老师,特别是英语、数学、国语、物理、化学等主要科目方面的老师,除由学院的教授讲师兼课外,都是聘请当时省内中学教员中的名角。先后曾来附中兼课的学院教师计有沈同洽、周邦式、厉鼎勋、龙季和、梁镇等教授和讲师。省内比较有名的教师有杜秉正、蒋竹如、李澹村、谢国度、张文庭、胡少□、杨笔君、周令本、端木露茜等,也大都是由附中领导从其他学校请来或是在国师的毕业生中择优留用。他们很多后来成为教授、优秀教师和知名学者。
第三是学生素质良好:办好一所学校的基本条件不外是领导、设备、师资、学生素质和学风。
有了前面几个优越条件之后,投考的人数必然众多。当时国师附中的录取名额常常是十里挑一,所录取的大多是各初中的优秀学生。并且随着学校声望的提高,愈来愈难考,报考的往往是各校的尖子。有些人认为国师附中“可望而不可及”,甚至不敢报考。记得高三班开学不久,同学们互相交谈时得知大多数人都是自己原来学校的前几名。以这样的生源,并且在良好学风的熏陶之下,所以几年后几乎都考上了大学,并终于成长为国家有用之材。
第四是有良好的领导班子。客观条件再好,如果没有良好的领导班子,也不能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把学校办好。有幸当时掌权的都是比较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是当时有名的教育家,他所选择的附中首任校长朱有瓛也是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正当壮龄的教育家,其后的继任人选也都是教授、教育学家。他们有一套办学方法:开明、着重心理因素,善于有事和师生群众商量,能够调动全体人员特别是师生的积极性。
三、教学概况和主要成就
(一)国师附中的教学情况
国师附中高初中每年署假招生一次,后来从1944年起,初中寒暑假都招生。这样到日本投降时,高中前后只招收了八个班,初中九个班。总共有学生大约不超过一千人。
学校采取小班制,每班一般不超过三十人(当时一般中学,每班往往五、六十乃至七八十人),因而师生关系密切,教学效果良好。
高中生到高二时,便分做甲、乙即文理两组,甲组是理组,乙组是文组,所教功课侧重点有所不同。
学校的主要功课,不仅讲授得扎实,而且速度超前,到高二或高三上学期时,就把高中的主要课程基本讲授完了,剩下的时间进行复习、升学指导和讲授一点微积分之类的东西。因此这些学生升大学后表现得都很突出。
国师附中教学最突出的是“英文”的教学方式。当时英语教学强调所谓“直接教学”。初高中英语老师基本使用英语讲解,到高中时英语老师几乎就不使用汉语了。个别班的《范氏大代数》也曾使用过该书的英文原本。国师附中教学注重德智美全面发展,在高一年级每周还设有一节音乐、美术课。这在抗战时期湖南各高级中学也是少见的。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学风良好。如前所述,院长和附中校长都是知名的教育专家。朱校长办学民主、开放,有事常跟学生商量,因而当碰到困难问题时,很能够上下一心,共同解决。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办学认真,尤其在招收新生上面严格无私。朱校长自己的儿女入学考试成绩不够分数线时,也照样不予录取,硬是在学校附近经过实习之后才考进来。就这样,学校的声誉一下子就传遍遐迩。
由于学校的设备和老师条件良好,生活条件有保障,因之学生对于自己的学籍和前途十分珍惜;加以学校校规谨严,校风良好。当时的校规简单得真的就是约法三章:
1.考试作弊者开除;
2.打架斗殴者开除;
3.有偷窃行为者开除。
高三班有个姓杨的同学,上午发现倔有作弊行为,下午就背起行李回家了。因此,每逢大小考试,教师有时不在场监考。
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认真读书,甚至在校外吃喝玩乐的事情,学生之间不团结乃至谩骂的事情也极少发生;而这在当时一般中学则是常有的事情。
因此,在这琅琅书声的气氛之下,学生成绩良好,德、智、体、美、群全面发展。母校优良的教学效果和严肃紧张而活泼的学校风气,给人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美好印象和永恒的思念。
当时国师附中的另外一大特点是学校在管理方面,即有严又宽:严在学习方面毫不放松,宽在生活管理上的比较开明。当时湖南社会风气比较保守,男女合校的中学极少。国师附中是男女合校,男女学生在社交和文娱活动方面比较开放,男妇学生之间有正常往来,可是从来没有越轨的事情发生。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学校虽有国民党三青团活动但是在读书和升学第一的气氛下,国民党三青团的活动甚为冷落,学校并未在“防止左倾”上大做文章,偶尔还有人偷偷看些进步书籍。而据从某国立中学转来的同学反映,在那里军训极严,早晚点名训话,听冗长的报告,有时动不动就军事管制,并且曾经不断发生“左倾分子”被捕,和因“思想问题”而勒令退学的事件。正因为如此,国师附中毕业的学生,后来在大学多成为反蒋学生运动的骨干。
(二)主要成就
由于功课学成踏实而县城进度比一般学校快,高中生有不少人在念完高二之后,就考上了大学,到毕业之后,几乎全部都考上了大学。以笔者所在的高三班为例。1945年毕业时,由于日本侵略军深入,文理两科只剩下48人,据初步统计,其中考入:
中央大学十四人。在央大学在当时是很不容易考上的学校之一。
西南联大后转北大者五人;清华大学一人;浙江大学四人;上海交大一人;唐山交大一人;复旦大学一人;武汉大学三人;湖南大学十一人;国立师范学院两人。
还应该考虑到当时由于日本人从湖南打到贵州独山,兵慌马乱,有的同学没有机会投考甚至性命不保。
国师附中存在期间,前后共招收八个班,四百余人高中毕业,后来几乎都上了大学,在工作中成为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和实业家的颇不乏人。据不完全统计,在偶尔的一次校友会上得知,计有院士、著名科学家、知名教授、高级工程师、省长、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高校副院长、省教委主任、地委书记、大企业总工程师等数十人。作为一所存在年限仅八载、学生前后不超过千人的中学,它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成绩,应该说是很可观的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校友欢迎朱校长时,他老感慨很深地说自己一辈子成就甚少,所感到欣慰的是,所教的学生大都上了大学,花前月下事业有成。这可绝非虚语。
正因为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国师附中,在湖南是首屈一指的名校。前来投考的不仅都是各校初中毕业的尖子,有的人甚至在他校念过一学期或一年之后再来投考高一。也有人因为没有机会考入而望洋兴叹。
四、国师附中的式微
1944年为逃避日本侵略,附中随国师一道迁往湘西溆浦,条件比在蓝田更困难多了,但是全校上下仍然卧薪尝胆,埋首向上。
紧接着日本投降,这当然是全民族的特大喜讯。但是,就像历史上所时常发生的那样,从重庆、昆明到其它大后方的大中小城市,在抗战胜利之后,由于当年从京沪平津等大地方逃来的人才和资本,一时都纷纷返回原地;于是这些后方城市因抗战所带来的一时的短暂繁荣,突然冷落下来。湖南的国立师范学院也碰到了同样的命运。那时职业由各人自己凭本事挑选,于是有声望、有背景的教授学者纷纷沿江而下,到京沪苏杭等地高就去了。国师显得有些今不如昔,但仍然保存了相当可观的师资阵容。
1946年8月,附中随国立师范学院由溆浦迁往湖南南岳。1949年南岳解放,国师奉命迁往长沙,被并入湖南大学。由于湖大没有附中设置,不愿接受国师附中,附中只得仍留南岳。1950年省文教厅接管附中后,令其迁往衡山城郊两路口,与省立十二中合并,改衡山中学。1953年1月,该校改名衡山二中,而原有设立在南岳的“岳云中学”则称为衡山一中。1966年国务院将衡山县湘江以东地区设置衡东县时,衡山二中又迁往衡东县成,改称衡东一中,最终定址于衡东城关。国师附中原有的图书档案资料一并收藏于衡东一中图书馆和档案室。原有国师附中的校友们,绝少辗转寻根,以衡东一中为母校的。
于是这所曾经盛极一时的优秀中学,就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终于泯灭了。
1953年国师从湖南大学分立出来,成为湖南师范学院,并从新设立附属中学,后来湖南师范学院又升为湖南师范大学,也以原来的国师附中为其附中的前身,并把某些原来的附中同学列为校友。但其实,今天的湖南师大附中,并不是原来国师附中的延伸,顶多只能算是多年中断之后的重建。它和原来的国师附中已经没有血缘和继承关系,因之原来的国师附中校友,也很少参加湖南师大附中的活动。
不过,尽管当年盛极一时、誉满三湘的国师附中,毕竟确实是因故变更了。原有的国师附中校友每念及此,不免有一股淡淡微愁。
注:本文为部分国师附中校友集体回忆。[4]写于2007年春季,7月下旬根据部分校友意见修改。
注:根据《七秩风华——衡东一中校庆资料汇编》另作部分修改,据载,已经过作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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