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流亡学校系列：边城，国立“茶师”
来源：潇湘晨报   2014-11-19 10:42:09

　　(2012 年6 月15 日。59 岁的龚贤发，三中音乐老师，在这个绿荫覆盖独栋音乐教室三十年。自从这里不再是师范学校，不再有高中，茶峒人民便再也听不到每天清早吊嗓子的“啊啊啊啊。)

　　□撰文/张湘辉

　　抗战期间，沦陷区大量学校西迁，薪火不熄，那一段历史，在世界教育史上，也算得上浓墨悲壮。湖南，在抗战初期，曾有大量学子流离而来。烽火连天中，最僻远处成全了求学心。以“国立茶峒师范学校”开篇，湖湘地理将慢慢梳理，曾在湖南流亡与停留过的他们。在70年前，是怎样的教育样貌，值得致敬。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2012年6月15日，溽热，花垣三中音乐教室却显得凉快，59岁的音乐老师龚贤发起手在旧风琴上按下键，瞬间把人带入到久远时光。曾经站在这教室歌唱，流离颠沛的一批批学子，应比我们更懂得“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1941年，国立茶峒师范学校（以下简称“茶师”）第一届女生班，19位来自沦陷区安徽。

　　“拆了茶峒城墙来建学校”，茶峒人民拿出了他们能给予的

　　2012年6月15日，我们走进的花垣三中，就是国立茶师旧址。它基本还以古老的面目呈现。

　　若是一年前来，还远不是如今齐整、松落的模样，甚至校园中间还有一条村民走的路，学生往返围墙两边，要走天桥。教育部门投入500万让它恢复，“这在以前不可想象”。

　　学校分区清晰。新大门左边是男女浴室、食堂，右边是两幢宿舍，这是学生生活区。往前是球场，运动器材保管室，属于运动区。沿石板路顺坡而上，山上是教学区，中间地带有个图书馆。

　　在后来的“花垣三中”历史上，很少再为校舍动土。因此，时至今日每所建筑的用途几乎都没变，除了一栋新盖的、格格不入的现代化教学楼。只是以前的老大门在隘门桥头处，如今砌进了围墙，约2米宽的石柱子依旧清晰。“老门对着三座山头，如‘官帽’一样，加上罗汉晒肚，是个出官的地方”。

　　“以前这里是荒郊野外”，在茶峒桥脚街（幸福街），81岁的张忠献清瘦矍铄，“学校就在二僧庵后坡，校门口是周家的柑子园，运动场这块是蓝家寨的良田，新大门处是菜地。”隘门口的昭忠祠被改为男生宿舍，女生部住宿与上课在马鞍山脚，征用禹王宫与万寿宫改建而成（如今成了景点百家书法园）。

　　当年的女生部隔张忠献家仅两栋房子，张家这木屋，至今已有130年。张忠献彼时虽然年纪小，却依旧记得“民众热情很高”。绅士、商人出些钱，其他人出力。校园里，沿山而砌的墙基，大块石头，沧桑。“拆了茶峒城墙来建学校的”。夕阳打在上面，又有了年岁质感。

　　1941年，茶峒人民拿出了所能给予的，为一所学校。

　　今日学校里敲的钟，依旧是1940年从沦陷区带来的日军炮弹

　　47亩地。国立茶师就在这地上长了出来。

　　据老人们回忆，1941年茶师刚安家时，所建大多是木房。吴正清1987年来此教书时，住的就是当时遗留下的“木头别墅”。如今，皆不存。

　　只能在图纸上看到1941年的布局。即使简陋，却科学地布下格局，男女生各有自己的教室、宿舍、厨房、体育场，学校甚至还有理发室。一丝不苟。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多是1950年代的建筑。2012年6月15日，吴正清与花垣教育局工作人员，领着我们一幢幢逡巡陆续盖起的建筑。

　　校门右侧，两幢男女学生宿舍毗邻，落水槽上刻着的五角星图案，以及1955的字样，明确了建造日期。同时代建立的几个建筑物，都有类似的落水槽，再用铁皮做的方水槽，将雨水导入地下水沟，而不会飘入窗子。同样是考虑到雨水，宿舍还设计了十分宽敞的顶层阁楼，既隔热，下雨时又随时可查看漏雨，同行的教育局石红玲副局长，“最爱这”。

　　宿舍挑高4米多，每间房都有一个通风孔。最初，都是木地板，木板离地约55公分，“干燥防潮”。楼梯还是57年前的厚木板，五六十公分宽，吴正清提醒记者注意，这木楼板下有千秋，“二楼地板是两根整木，拉紧，隔20公分又有一层木板，用螺杆拴在一起，这样既可以通风，保持干燥，又隔音，减轻振动”。2011年7月维修时曾打开，“木板都是黄澄澄的，没变色”。宿舍前方，图书馆则是独立方正的小青砖楼，里面全木结构。窗户还保持着双层，外为窗，窗内一扇木门，“是防盗窗”。6月15日，内部正在装修，将来这里作陈列室，只是新弄的木材，品质较之几十年前明显不如。

　　当年的浴室还是浴室，在校门左侧，厨房边。如同一个小黑瓦下的四合院，分男女、教师浴室。火砖砌墙，地上岩石砖，内部地面呈自然的乌龟背弧形，散水。窗为高部横式木窗，既保证采光也保证私密。“屋脊、瓦头两边，粉刷后都压出各种花纹”，2011年吴正清负责维修时，注意到旧日各种精细。

　　最大的建筑，自然是主教学楼，廊桥处，“读书的时候最喜欢待在这”。顶有汽化灯，是第一次见到。如今老师办公楼二楼挂着的钟，“是沦陷区流亡的老师用未爆炸的日军炮弹头所做”，以前挂在教学楼一端钟楼制高点，“曾经茶峒的两次大火，都是靠它警示全镇人”。当时茶峒人每日闻钟而起，偶有敲错钟，“老百姓发现做了半天事，天还没亮”。

　　见证70年的除了这口钟，还有前方的杉木林。多位曾重返母校的人，都笑着回忆那杉木林里的爱恋。而主教前的两棵金桂，已成大树，“花开时，风一吹，整个学校都是香的”。

　　不过最最让人留恋处，还属音乐教室。

　　教室在山坡上的石阶尽处，独立的青砖坡瓦一层小楼，屋顶是弧形木板打造的穹顶，三面窗户，却都无玻璃，“种种设计都是为唱歌音色考虑的”。教室依山就势，一批批的学生坐在里面，从长亭外古道边，唱到了今日。

　　“有一位姓沈的校花，她在音乐教室唱歌，全镇都听得到。”张忠献老人说。在当时还相当静谧的茶峒小镇，歌声、书声，都日渐成了茶峒人的背景音。

　　6月15日上午，龚贤发老师在教室里弹了一曲《送别》。从1983年至今，三十年，他与一台老风琴一直守在这里，直到去年才增加了电子五线谱等新鲜玩意。县里曾多次想调他走，他不肯。“真的是因为舍不得这个教室么？”记者跟清瘦的他求证。“是，舍不得这么好的教室。”

　　明年，60岁，退休。“音乐老师是一个传奇”，食堂吃饭的小姑娘笑。

　　复原1941：一群安徽人与茶峒的往事

　　更久远的历史，在校园的随机访问中几乎无人知晓，一个初二学生挠挠头，“老师讲过一点，忘了”。教室外，是夕阳中沉默的城墙砖。

　　属于“国立茶师”的校龄，其实只有五年半，却是一个清明的、严谨的开始。这是一群安徽人与茶峒的往事。

　　学校的老师几乎清一色是安徽人。在1984年编纂的《湖南省花垣县第三中学校志》上，1946年，国立茶师有教职工57人（陆续有70名已离开），来自安徽的颍上、临泉、卢江、凤台、芜湖、舒城、合肥、寿县、阜阳、凤阳。其他地方的人比例极小。军训教官王平若是浏阳人，总务主任杨悟僧是永绥（花垣）本地人，音乐教员张贞一是江苏武进人，校医与护士，来自岳阳与湘乡。

　　1946年8月，全国教育复员，安徽人返回故土，“省立茶师”几乎全换为湖南籍教师，有记载的，唯一留下的安徽籍教师胡祖植，1948年2月在茶峒被暗杀。

　　他们被战火驱赶到这，勤谨撒下火种，再转身回家。

　　“每年招两次生，地区不限，凭成绩录取，但沦陷区的学生优先录取。”1941年创办时，第一届女师班由国立八中女生部转来，来自沦陷区安徽19人，湖南3人，河南1人，江苏1人。校舍修建时，她们在保靖县城借地上学，秋季迁来。花垣人彭庆海1944年考入茶师时，湖南学生比例已占大多数。

　　还是有区别的，毕业时，沦陷区学生由国家安排工作，其余的由原籍教育局负责分配。“上课只有少量课本，很多都是老师回忆，自编油印的教材”。所开设的课程其实与今日几乎无异，国文、数学（几何、代数）、公民、物理、化学、生物（动植物、生理卫生）、历史、地理、农艺、劳作（工艺）、美术、音乐、体育、教育学（教学概论、教育心理学、教材教法）。还有军训。老人们现在还记得，公民课教“三民主义”，以及“六法”（新法、民法、宪法、亲属继承法等）。

　　苏家祥带来了很多安徽的名师。沦陷区的学子与茶峒的边地少年，都极其用心地学习，“管理很严格，学风极好”。“校长都是可以持枪的”，镇上少年印象深刻。

　　“读茶师，全部免费，文具书籍都发，还有灰色军装。伙食很好，四菜一汤，吃的是干饭。军事化管理，军训教官喊开动才开吃”，彭庆海回忆。学生入学发被褥，沦陷区学生每月还有生活补助。在极其拮据的战时，国家让孩子们有尊严地学习着。

　　“他们演《五更天》，安徽带过来的戏，全镇的人都跑去看”，即使在战乱期间，学校一年仍会开一次校运会，会有田径赛与篮球队。音乐会、戏曲、话剧也是不缺的。工艺美术老师则搜集学生的绘画、竹雕、泥塑、剪纸、纸工等作品，开展览会。

　　镇里的人，管老师叫“先生”，既尊敬，又可亲近。自小成绩差，只有音乐美术打百分的张忠献说，“茶师的张贞一，是个画家，画过百美图，喊我去跟他学画”。如今他家，挂满了自己的字画，以及手扎的龙头。

　　“英才济济，欢聚在一堂，习礼习乐，兴仁兴让”，第二任校长刘鹏九写词，音乐教员朱波浪谱曲的“国立茶峒师范学校校歌”里，这样唱道。

　　建筑

　　“虽然简朴，但可以看出建筑态度真是很好”

　　在花垣规划局《边城古镇历史建筑登记建档表》上，将音乐教室、大会场、主教学楼划归于“抗战时期”建筑。也有说法，认为浴室、图书馆、音乐教室为抗战期间所修。1984年的油印校志上，按师生口述回忆，则把改校门、修音乐教室、修建男女生宿舍、主教学楼、大会场的时间均记录为1950年代。说法众多，有待考证。

　　6月采访回来，我们将拍到的建筑照片发给几位建筑专家，他们多认为至少有两三处是民国建筑。

　　《边城古镇历史建筑登记建档表》如此描述（括号为编者所加）：

　　[1]音乐教室：在校园内地势最开阔的一块小高地上，一层青瓦坡屋面，整个建筑呈明显民国建筑风格，门窗过梁为砖拱，建筑内阶梯为原生石，经加工后成为“石凳”，充分利用地形，又节约人力物力。该建筑小巧庄重，体现充分的功能性，外墙上残留着清晰可见的“文革”时期标语、绘画，有明显时代烙印。

　　[2]教学楼：位于校园的最高处，为典型民国时期建筑，大体量，二楼南侧为内走廊，两端楼梯连接，二楼用过廊与外部连接，东部为教师休息室兼钟楼，门窗尺寸较大，室内采光充分。（据校史为1955年建造）

　　[3]大会场：为两层砖木结构，屋顶青瓦双坡。朝北开有大门，东开一侧门，青砖砌成的西式墙壁立面，条石基础保存较好。室内上部为桁架结构，二层贵宾席呈“走马楼”形式面向主席台，内部大厅中空，空间完全开敞。进门处，厚重的条石已踩到光滑，迎面有屏风。弧形木穹顶，舞台下有地下化妆室，粗大的树木支撑。（据校史为1941年所修，1952年扩建后大了一倍，可容纳1200人）

　　看过照片后，非常想去茶峒看看。从照片上看，大礼堂，教学主楼，音乐教室都是民国建筑，而且是精品，功能合理，比例尺度恰当，虚实对比很美，细部处理到位。没到现场，都是推测。

　　——长沙建筑研究者刘叔华

　　房子风格差不太多，音乐教室最像1940年代作品。这房子价值比较大。室内布局精致，后窗的一排方格子窗，从花样来看像民国风格。主教学楼也像当时作品，屋顶借鉴了一点歇山做法。总体而言，战乱期间，虽然建筑简朴，但功能上比较精益求精。可以看出抗战期间，建筑态度真是很好。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殷力欣

　　建校历史

　　县境内两所“国立”，抗战期间，花垣迎来了教育史上最辉煌时期

　　“我记得第一任校长是苏家祥”，时隔71年，茶峒镇上的文化老人至今记得，正是他，将一所国立师范学校带到僻远小镇。

　　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湘、川、黔三省边区开办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抗战期间，日军刻意毁坏教育体系，加之战前中国的师范教育也处于低潮，因此，烽火中，一座座师范学校在后方创办。据载，1938年－1944年春，国内先后成立了11所国立师范学院，1938年在湖南安化蓝田创办的“国立师范学院”是第一所，这已属于高等教育。按照1944年考入“茶师”的彭庆海老人回忆，“当时准备建立10所中等师范学校”。

　　最初选址是在茶峒隔清水江对岸的重庆秀山，旧属四川省，甚至已定名“国立秀山师范学校”。换地之事，种种资料，都记载着首任校长苏家祥选址过程中造访茶峒，“当地乡绅侯丹州、刘仲席、杨勋诚、杨栋宇等有识之士极力挽留，并承诺为国立师范建校提供物资条件和帮助”的经过。

　　茶峒为湘西四大名镇，湘川公路从茶峒穿过，西接重庆，东承沅陵、长沙。“三山对峙一古镇，四水包围两座洲”，水路亦有清水江（酉水上游）上至贵州，下可至常德、洞庭，“便于流亡师生迁徙”。花垣三中前校长吴正清自小在茶峒长大，他认为苏家祥最终选址茶峒，除却乡绅努力，不排除秀山有临时军用机场，怕日军轰炸的原因。

　　苏家祥，安徽颍上人。1938年，安徽芜湖、合肥、蚌埠等沦陷区学生与颍州的几所省立学校一起迁徙到武汉，成为国立安徽中学，后辗转迁到湘西乾县（今湖南吉首），这就是后来的国立八中。八中规模巨大，11个分部，遍布湘西各县，高二部在永绥（今花垣），朱镕基2001年还回这短暂的“母校”旧址看过，苏家祥正是高二部的负责人（湖湘地理近期将推出国立八中专题）。也因此，国立茶师的教职员工多为安徽籍。“两个学校就跟好兄弟一样”，两所学校都就读过的彭庆海笑称。那时，他们经常沿川湘公路，走五六小时互相串门。

　　总之，教育部最终决定，这所中等师范学校，落地洪安河与清水江交汇处的茶峒。此前，此处多是猪行、鸡行、桐油、茶油、斗笠、杂货，面馆林立水手往来的小镇，外来学子、名师。避难者蜂拥而来，带来另一个文明世界。

　　而县境之内，两所“国立”，这大约也是花垣教育史上最辉煌时期。

　　时间轴

　　1941-1946

　　国立茶峒师范学校创办。高师17个班，559人。简师5个班，168人。其中男生463人，女生264人。

　　1946-1952

　　1946年教育复员后，改为湖南省立茶峒师范学校。1949政局混乱，中断一年半。1950年秋，重新开办。省立茶师约540名毕业生。

　　1952-1962

　　1952年，湘西苗族自治州成立，学校更名为湘西民族师范学校。1953年改名为湘西第二民族师范学校。培育中师学生1239人，简师班1148人。

　　1962

　　开办花垣县第三中学，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