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国二十八年十月至三十一年夏，我任驻湖南武冈之中央军军校第二分校少将政治部主任，主持该校的政训工作，为时近栏载。时为抗战之最艰苦岁月（相持阶段)，政训工作亦以抗日政工为主要任务。在武期间，亦为第二分校最全盛时期，全校九个总队（十六期八、十九总队、十七期六、七、二十一、二十七总队、十八期七、十二、十三总队)有官生二万余人。这些抗战干部毕业后，分发第六及第九战区前线，充实国军基层干部力量，为抗战之最后胜利，补充了生力军。
到校次年，国民党特别党部成立，余兼任执行委员、书记长(实际工作中央组织部另派专任秘书负责），并兼校刊《战斗日报》(后改《竞军月报》武冈版)社长、发行人本方针。宣传主义，及战地消息，鼓舞军民之抗战斗志,不遗作力。后期，由于环境的改变(抗日政工向防共政工之演化)，与某些力主限制“异党”之极端分子，产生矛盾，终至遭人控告，谓余“包庇共党，危害党国”，为形势所迫，余被迫赴渝请辞。回忆及此，无限感慨！
―、挈眷由重戌至武冈赴任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我接任职派令后，先赴四川庐州接眷，一行舟至重庆。复自重庆启程，过江至海棠溪车站，转乘公路车南下，经贵州之桐梓、遵义、而达贵阳。稍事休息后，转下屏，进入湖南境内，复经芷江而达洞口，洞口为公路之尽头，由洞口至武冈60里路，不通公路，余一行坐划竿（湘西的一种交通工具，由二位挑夫抬行，类似江南的轿子）前往，一路风尘，历时十余日，及达二分校校部武冈，已为十月矣。
二、车抵洞口，适逢政治部长陈诚来此视察
余一行将洞口，前方来报，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来湘西视察，已抵洞口，余接报后，令眷属稍候，己率随行人员赶赴洞口时二分校主任李明灏获报后，亦率二分校部分主管来此迎接，旋李与我共谒陈氏，陈听取吾等汇报后，属我召集政部工作人员（秘书、科长、及部分政治教官)集合，由我向其一一介绍与会各人之姓名、阶级，嗣陈即席于一草坪中发表讲话，内容涉战二期抗战后之形势,吾人所面临任务，及军队政工之作用等。
三、抵武履新后,二分校之人事机构情况
抗战时期之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其前身为武汉分校，抗战爆发后，易名第二分校。及武汉沦陷，迁湖南邵阳，以营地不敷，复迁武冈。武冈地处湘省西南，为丘陵地区，周围田园繁茂，林木葱茏，物产丰富，为昔之为吴三桂之行宫所在地。从战术训练学上来看，为良好之军事训练场地。二分校迁武后，其各总队星罗棋布般地分散在武冈、高沙、山门等地。其规模（开办班次，类型，毕业生人数等），在战时中央军校的九个分校之中，位居笫二，仅次于胡宗南之第七分校(设西安王曹，留法同学顾希平任副主任）。
人事情况：我在武期间，二分校主任（校长由蒋氏自兼，系挂名，主任负实际责任)为李明灏。李字促坚，湖南醴陵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大革命时，曾任程潜部团长、师长，后任京军校少将教育处长，时我在军校任上校政治教官,其为人不苟言笑。一九四九年夏，李参与策动湖南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任湖北省副省长多年，“文革”中，我所在单位浙江大学的“外调”人员曾通过其了解我在二分校的情况，可能是迫于环境，他竟违心向这些造反派说了本不该说的话，给我造成了诸多麻烦。“文革”结束后，旧友唐友渔（常州同乡，昔日二分校之上校通讯教官）来访，言及李向我致意，一笑尽释前嫌。
副主任周磐,字砥平，湖南邵阳人。出身保安军校及陆军大学，大革命时任何健部的师长，为人颇讲江湖义气。在任期间，与李明灏在许多问题上不睦，李调整职后，由周代理，后真除。
与校本部(设武冈东之法相岩山）在一起的有办公处（处长姚价垣）、教育处等机构。教育处长李亚芬，字达云，湖北黄安人，抗战前任南京中央军校教育处少将步兵科长。民国二十四年夏，我与李代表军校同赴北平招生，为时一月，朝暮相处。李为人实在，惟不得志，后调军令部中将部附闲职。一九四三年秋冬，内子一行离武同往重庆，李亲率九十七军二部军用卡车至武接眷来渝，路途通过种种关卡，终于平安抵渝，至为感激！
另总务处、经理处、军械、军医处等，亦设干法相岩。其中军医处中校医官朱晔，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医科，余在武明间，某次发副伤寒症，病势凶险，朱力排众议（时年仅二十八、九岁），用抗生素治疗，终得以痊愈。朱太太严汝英，为沪上老报人严独鹤之女，大家闺秀，在武期间，与内子巩华，相交甚笃，尝一同出游。武冈城内，传为美谈。一九四九年后，我与内子，与其夫妇，仍时相往还。朱任职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已为三级教授。一九八六年春，内子病逝，朱夫人寄来挽文，情深意切，内中忆及武冈时代之种种，读之催人泪下。
四、拟定政治训练计划
我到任后，即依据军委会《政训令》及政治部《各军事学校政治训练计划大纲》之原则，并据二分校之具体情况，主持制定《中校第二分校政治训练计划纲要》，对政训之各方面(政治教育,政治训育），规定至为详尽，时为抗战阶段，计划突出抗日精神，各类政训教材之编纂，报刊文章之撰发，精神讲话之内容，无不照此办理。是为抗日政工一重要方面也。
五、对刘前任属下得力同仁，予以慰留，并安排要职
军校二分校政治部主任原为刘公武兄，刘兄字耕芜,湖南华容人，留日学生，战前任过军校特训班政治总教官，能力较强，次因事为政治部长陈诚解职，就留在武冈任县长。与我合作逾一年，甚为融洽。至一九四○年冬，刘调西南游干班任政治部主任，（时政治部长已为张治中）方与之分别。后又与之在复兴关党政高级班第一期同学半载，抗战胜利前夕，刘随王东原先生去湖北恩施，任鄂省民政厅长。嗣王邀我赴鄂西，主七区区政，即托刘来渝转达邀意。一九四九年夏，刘参与程颂云起义，后长期任职湖南省参事室，一九八○年，留法同学方至刚（释之）兄自长沙银盆新村来函，提及刘嘱代笔问候之意，我即回函，请方代向刘致意。
我到任后对刘前任之属下，俱依据其才干，予以任用。如政治教官李琳(字淡如，湖南平江人，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我在重庆沙坪坝军事政治教官研究班时相识，颇具才干，我即请准校主任李明灏，委其为政治部上校副主任，辅佐我工作。李妻方涛，亦出身莫斯科中大，口才较好，我亦任其为二分校附设之和平小学教务主任(我兼该校董事长）。另一留苏出身的王平一氏，山东人，原为二分校政治总教官，《战斗日报》总编辑。我到任后委其主持十七期山门政训总队。刘尚均兄，江苏常州人，原任二分校大队指导员，我见其文字流利，任其为《战斗日报》总编缉(我兼社长）。他如施浩达(江苏武进人，政治部上校科长）、姚素昉(湖南人，上校政治教官，政治部战时青年服务社总干事）、马健(安徽人，上校政治教官，姚素昉调《战斗日报》总编辑后，马继姚职）、王汉中（江苏人，中校政治教官）、薄冰（河北人，屮校指导员）、郭明德(江苏人，中校指导员）等刘前任属下,均予以留任。
六、另自战干三团及南岳游干班调教官多人来校服务
接任之初，需人甚多，除对上述原在二分校之同仁予以留任外，我向江西之战干三团（后改军校三分校），及衡山之南岳游干班调教官及指导员多人来校，且大多提升任用，记忆所及，计有：
谢嗣升，略历见前述，来校后任为上校秘书。惟未及一载，就辞职他往。谢与蒋经国关系甚笃，后任青年军某师政工处长一九四九年一月，我任南京市社会局长，曾邀谢来局任主任秘书，后辞职赴杭州经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闻被关押。
贾书法，自战干三团而南岳游干班，俱随我往，来武后，任为上校政治教官。
方至刚，来武后，升为上校政治教官。任内编著《苏联研究》小册子，经我签批付印。
开济，字化国。安微桐城人，毕业于金陵大学，原任战三团中校政治教官，我调其来武，委以政治部一科上校科长重任，复任二分校政训室主任。惟其人品欠佳,对我前恭后锯，实非我所始料也
张文翰，上海法政学校毕业，原任军委会政治部一厅二处一科上尉科员，我参加军事政治教官研究班，张亦以政部工作人员身份参加服务。及我发表二分校政工主管，乃邀其来武，先任少校政治教官，至秘书谢嗣升辞职，乃以之继任政部屮校秘书，信任有加，后我被控辞职，张亦受人排挤，辞职后即在武冈城内执律师业。
习文轲（丽生），河南人，北平辅仁大学毕业，原战三团少校指导员，来武后升任二分校中校指导员，其妻刘自慕，亦大学毕业生,任为和平小学教员。
孙以增，浙江人，出身既南大学，原战三团少校指导员，来武后，升任中校指导员。
沈有斌，系江苏武进庙桥人，原战三团上尉指导员升任二分校少校指导员。
俞浩，随我自战干三团而南岳游干班，复邀至二分校，任中校政治教官，后为中训团党政高级班第一期同学。
许复，字尚丹，江苏宜兴人，留法同学。原系战干一团政治教官，由我邀至衡山南岳游干班执教。来武后，任上校政治教官。离武后,任江苏省民政厅主任秘书，一九四三年初，与我在高级班同期同学，后亦同时发表为江苏省政府委员，亦未到职。
潘旦明，浙江温岭人，与许复同为战干一团教官，后以我之邀，转南岳游干班任教，来武后，任二分校上校政治教官兼政训室主任。近者(八十年代中期），他不知从何处知我住址.来家访见，几十年未见，叙说别后坎坷，已垂垂老矣！
周启才，浙江江山人，留法习教育学，一九四○年初，由其昔日东南大学同学贾书法介绍给我，委任上校政治教官,兼军校附设和平小学校长。抗战胜利后周任浙江省党部常务监察，国立杭州艺训导主任。
此外，内弟介绍的胡笃弘、吴大闲二君（中共地下党员），原任战三团少校指导员，俱邀来武冈，任为中校政治指导员。
七、北伐时代旧友刘锡畴来武，任为政治教官
刘锡畴，字柏如，留日学生，湖南邵阳人，为CY老友。北伐时，我任第二军第六师政治部秘书(政治部主任为肖劲光），刘为团指导员。北伐至江南时，刘转任二军医院党代表，“清党”后失去联系。此次来武找我，耍求参加抗日工作，我当即应诺,旋请准李明灏，任为中校政治教官，后升上校，并兼《党军日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前夕，日寇侵犯武冈，刘不幸为日军杀害，以身殉职。
八、政治部工作概述
二分校政治部主管政治训练，设武冈城外星云山脚之三里亭，余住东山湖家，后迁五里牌，离部尚有许里路程，此处郊野，有不少无主荒坟，且晚间无电，路过此地，灯笼常会无故熄灭，故民间常有“闹鬼”之说，传播甚广，一时人心惶惶。政治部下设两科一室，第一科即政治教育科，负责：（1)政治教育计划之制定；(通过政治教官）、检查、考核；（2)政治教材之编印、审查、修订；(3)政治课程之安排。第二科即政治训育科,负责：（1)政治训育计划之制定与实施(通过政治指导员）；（2)政治指导员工作之安排、督促、考核；（3)毕业生登记。秘书室则负责文牍、档案及其他事务工作。
另据军委政治部之规定,分校政治部每月需呈送工作报告书乙份（由我签核），内容涉及有关政训情况，分门别类，至为详尽，且列为政部工作考绩科目之一(见附文）。
时在“以党治国，以党领军”之时代，党务方面，二分校设国民党特别党部，主持党务工作，办理学生集体入党，由政治部兼理之。特别党部设执行委员四人：李明灏(兼特派员）、周磐、李亚芬、沈清尘(兼书记长），具体事务由中央党部派干事负责之（时干事有二，先为皖人伍俊德，后为粤人袁涤非）。团务方面,设三民主义青年团武冈区队部(隶三青团宝庆分团），以我兼区队长，姚素日方副之，易瑞芝(武冈县党部书记长）为监察员。各总队(包括武冈、同亦、高沙、山门等)各设分队，成立大会于一九四○年四月假三义宫战青社举行，由我主席，仪式隆重热烈。
在兹“宣传重于作战”之大时代，政治部办有校刊《战斗日报》，战报前身为武汉分校时代之《军人魂》校刊，民国二十七年(1938)四月创刊，自三十年(1941)二月起，奉命易名《党军日报》武冈版。另有学术研究性之军事政治综合刊物--《武冈月刊》发行。还编有《战斗丛书》多种，如政治教官刘攻桑编撰之《军国民日课》一书，图文并茂，以普及全国识字教育及军国民常识为宗旨
为了活跃员工生活，政部属下之战时青年联谊社（亦称三宫俱乐部，设干武冈城内之三义宫，取三国时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之意)办有战斗剧团，分平剧、话剧诸组。其中话剧组演出的华北危机，揭示光明未来的四幕抗战话剧《黑地狱》,于三义宫俱乐部公演后，反响强烈，历久不衰。其他方面，如开设战时讲座，每周三六下午举行，邀各界人士刘侃元、李仲坚等主讲，主题为现阶段之抗战形势。并举办七七食堂，“九一八筵宴”，意在毋忘国耻。另开设职业介绍所，及英、日文补习班等，均为青年提供良好的精神生活的机缘，在兹艰苦的抗战大时代，于湘西南之一偶，有此“弦歌不绝于耳”，亦为民族复兴之先声也。
九、二分校附设和平小学之创办及私立洞庭中学董事会
充实
二分校迁武后，随校眷属颇多，为使子弟不致因战时而延误学业，由政治部出面,创办和平小学，设武冈大隍城杨氏总祠内，于一九四○年二月行始业典礼，我以董事长身份应邀到场致训。教师大多由政治教官(或眷属）中学有专长者兼任，校长由留法同学，毕业于巴黎大学教育学院之上校政治教官周启才担任，周对教育心理，教育行政颇有研究。教师王毅、刘自慕、章焕等，均一时之贤。章焕老师，时年二十四岁，毕业于战干一团，喜着武装，英姿飒爽，为吾二子(龟年、鹤年)之班主任，时来家访。另一刘老师，经内子巩华撮合做媒，与政治教官贾书法相识恋爱，终成百年之好，亦堪称郎才女貌。学生方面，李明灏之女李苓菠、李琳之女李露华、时亦均为和小学生。光阴似箭，现均逾花甲之年了。教师中还有一位教音乐的周老师，教授学生传唱《义勇军进行曲》、《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并在二分校之运动会中，带领和小学生作反映抗日内容的团体操表演，引来掌声不绝，惜其后遭人控告为共产党，被迫离校。嗣周校长辞职他往，和小亦易名为中正小学。
私立洞庭中学，创办于一九三九年夏，先为初级中学，后增设高中。由李明灏、刘公武(时任武冈县长）、周磐(时代理政治部主任）、张凤翔、许浩然(武冈绅耆)等发起创办。先设武冈城内茅坪里陆公馆、后迁武冈县大隍城李家祠内，聘湘人刘侃元任首任校长。董事会由各方各界人士组成，以李明灏兼董事长，余到任后,亦聘为董事，规模有所扩大。在战时之湘西南地区，洞中的成绩及校风均列名各校之前。
十、主持讨汪集会
民国二十九年（1940)三月三十日，汪伪政府于南京粉墨登场，汪逆精卫自任伪行政院长兼代伪国府主席。重庆国民政府立即宣布南京伪组织为非法，并下令通辑汪逆等汉奸。四月十日，武冈各界军民二万余人，于公共体育场集会,举行盛大之“讨汪除奸，反对伪组织”大会，由我及刘县长公武共同主席。在向国军抗战阵亡将士默哀三分钟后，由我致词，历数汪逆从“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之慷慨革命者，堕落成国人皆曰可杀之汉奸卖国贼的历程，汪逆及其老婆陈逆壁君之行径，比之昔之秦桧王氏，有过之无不及，吾人反对伪组织，就是要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实践抗战建国纲领，加强抗敌力量，争取最后胜利！致词毕，各界人士高呼口号，慷慨激昂。嗣持汪陈两逆跪像，列队游行，一路口号及歌声，不绝于耳，会后通电全国，以张正义。
十一、李明灏组织归田农场，邀吾等参加
李明灏颇具军事战略家眼光，其以为要在武冈坚持军事训练，培育军事人才，非解决后勤供应不可，以打破日寇封锁。乃于校务会议上提出在湘西靖县(离武冈150里)购置土地数千亩，筹组归田农场，以自力更生，解决后勤问题。并组织管理委员会，
各处长、办公厅主任、总队长等，均为当然委员，余亦列委员之名^惟此计划虽好，却因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实行不易，及李调渝后，亦成虎头蛇尾之势也。
十二我与《战斗日报》及其后身《党军日报》武冈版
《战斗日报》及其后身《党军日报》武冈版在战时武冈乃至湘西南地区，是一份颇具影响的报纸，其时，我以政治部主任身份兼任该报社长及发行人。
众所周知，宣传是战斗的一种，近代战争，宣传尤为重要。昔之第一次欧战，德国战败，一般人认为失败于宣传。古人云：“攻心为上”，“先声夺人”，所谓“攻心”先声“都是宣传。抗战时期，需要全民族意志的融通和精神的团结，故战事消息，成了国人最关心的事，二报以其每天均有的抗战电讯、消息之发布，确实起到鼓舞国民斗志的巨大精神作用。
二报虽为四开小报，但为配合抗战，其内谷却颇为丰富，设有：1)抗战论坛（主编谢嗣升）；（2）敌情研究（主编俞浩）；（3）政训研究(主编李清峰、施浩达）（4）国际问题(主编贾书法）；（5）照妖镜(主编刘尚均）；（6）人物素描（主刘尚均），及战地通讯、抗战新歌曲、东南半壁等多种专栏，聘请政治教官中特具专长者主持。
应刘总编尚均之请，我亦主持该报二民主义研究专栏发表有关研究主义之专文。如胡秋原氏之《民族主义论》，张文翰兄之《总理遗教提要》，陈学才之《民生主义的双重使命及其实践》均在该栏发表》常州同乡张九如兄时任中央宣传委员兼国防最高会议秘书，曾撰有《请出总理遗教来驳斥汪精卫的谬论》乙文，刊载于重庆各大报，一时哙炙人口。我赴渝市公干，即住在其家（讯庆一中路嘉庐九号），其曾于中央战时学术讨论会中，有关干三民主义思想之演讲，颇为深刻，乃索得讲稿，发表于《战斗日报》上，题名《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为之撰志。
民国三十年(1941)二月，《战斗日报》奉命易名《党军日报》武冈版，以与成都军校之校刊统一，编辑人员有所调整，（时编辑为黄河），但编辑方针仍一如既往：第一版为重要国际新闻版；第二版为国内外要闻版；第三版为专栏版及各省地县消息；第四版为专栏版。
一九四二年夏，我卸任政部主任职后，该报仍继续出版，直至抗战胜利，二分校奉令裁撤止。
十三、撰《从中华历史上说明三民主义的实际性》一文,以发扬民族主义之精神
在兹抗战之大时代，民族主义精神之发扬光大，至为重要。孙总理之立国三民主义，其一即为民族主义，定义有三：（1)中华民族自求解放；(2)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3)-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
拙文即以中华民族发展史为经，以秦汉前、秦汉、隋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为纬，说明中华民族发展史，乃是一部民族斗争史，因为民族和民族的争斗特别紧张，所以民族意识特别高涨，民族精神也特别发皇。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侵华，以及满清专制政府的腐败，这种精神衰败了。礼义沦亡，而廉耻道丧，畏难苛安，敷衍塞责，浮夸诈骗、巧取豪夺之徒，比比皆是。而我们四周的帝国主义，已非昔日之东胡、西戎、南蛮、北狄，他们凭藉优越的政治政济及武力，有计划有步骤的来侵略我们，比之古代异族单纯以武力相狭，不可同日而语,值此危急存亡之秋，我们要抵御外侮，复兴民族，以维系我五千年之光荣历史文化于不堕，只有一面恢复我民族固有的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一面采取西洋科学之所长，迎头赶去。而其实际方略,就是：（1)唤起民众，使之觉误中国地位之危险，大家奋发起来，与敌人拼一死命！
(2)促进中华民族之大团结；（3)恢复民族精神；（4)学取欧美的所长；（5)实行不合作运动；（6)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从中华历史说明三民主义的实际性》于《战斗日报》“三民主义研究”专栏连载发表后，反响颇大，各界人士纷纷来函索要，并邀我前往演讲。本拟据此，略作增补，印行单册发行，惜因工作繁忙，未克完成也。
十四、《战斗日报》总编辑刘尚均被控事件始末
刘尚均，江苏常州人，与周恩来系天津南开中学同学，参加过北伐战争，后加入第三党(即邓演达主持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原任二分校大队指导员，我到任后，见其文字流利，乃邀至《战斗日报》社服务，先任编辑，后任总编辑。刘为人耿介,曾语我曰：“你善善而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其工作尚称努力，接编战报内容增色不少，其本人亦于战报上发过不少文章,主持该报《人物素描》专栏期间，撰有《关于周恩来》一文，经我签准，发表干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某日《战报》上，反响颇大，文中回顾与周同学历程后有谓总之，恩来在革命过程中，功罪互见，但西安事变获救委座之功，却不可泯灭，讲到交朋友，或周君的办事精神，却亦不可多得也。”等语。又发表《湘鄂豫之行》(记述三省抗战情形）、《贼缪斌》(揭露汉奸缪斌)等专论文章，编有“国魂永在浩气长存”----记述历史上戚继光、袁崇焕、干谦等民族英雄事略，以激发抗战斗志。一九四○年二月，发表《邓演达》一文，对邓之被执，深表痛惜：“雨花台前，一弹而终，扬子江畔，魂飘渺，怜哉！惜哉！痛哉! ”文末一段,意味深长，谓对君办事，无一刻不紧张，待人接物,无一处不诚恳，如遇贪官污吏，土豪劣坤。则头筋暴胀，颜色严肃如秋霜，使小人魂魄皆丧，部下有暗取回谢庸者，立置重典，行路时铿将有声，闻之胆裂。闲时手不释卷，惜不甚讳好读中国古书，遂缺修养之功。黄埔军校全体官生。至今犹多念之。吾愿今后青年，读斯篇效法邓公之人格与精神,再益求做人修养之功夫，则不为国家栋石，吾不信也。“不幸，刘因此文触犯禁忌，政治部及特别党部某些极端分子，将刘文剪下，划了红杠，联名控告至军委会政治部，谓刘利用《战斗日报》，替“第三党”张目，对“领袖”之大不敬，应予“严惩”时值推行“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时代，且《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亦颁布不久，政部下文：令将刘撤职查办,复令将其“押送到渝，听候处置”。李明灏接公事后，约我至校部，将政部公文及控告函（略去控告人)交我办理，刘闻知后，亦神情紧张找我相商，我以为，刘虽有缺点(其曾在《战报》刊登为其母祝寿之文，为人所不满），但以言制罪，尚不足取也，考虑再三，乃嘱刘于战报上刊登紧急启事，自行辞职，并说明原委，复请准李明灏批准，由我亲陪刘赴渝，面陈一切。在政部，我向贺衷寒力陈刘平时工作努力，虽有错误，但非“异党”，请予以宽恕。贺当面将刘训斥一番，亦指我“用人不当”。乃未进一步“处置”于刘。
刘遭撤职后，其遗缺由政治教官姚素时代理。刘回武后，曾在武冈县城开设寄售行以维持生计。一九五二年期间，我在北京东安市场内，恰与刘不期而遇，互叙别情，方知刘已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闻后甚感欣慰也。
十五、山门政训总队风潮
二分校十七期政训总队，系由军委会政治部委托二分校代办，以培养军中政治指导员为目的，该总队设距校130里之山门，故亦称山政训总队，总队长张植标，政治总教官王平一(按军委会政治部并未设政治总教官之编制，王平一之职系由李明灏以校部名义所委），因经济(伙食费)不公开，且对学生动辄训斥，乃至监禁殴打，引发学生不满，群起指责,并有罢课之趋，事态一度无法收拾，校部派教育处长李亚芬及我前往调查，情况属实，乃令张王二人将关押之学生释放，并请准校主任批准，将张植标撤职,王平一记过，风潮方渐平息。
政训总队后改二十七总队，学生毕业后，大部队发至六、九战区部队中任越层政工，政治部亦选少数文笔较好者工作，记得一翟绍武者，湖南武冈人，毕业后任为《党军日报》助理编辑，一九四九年初,我任南京市社会局长，曾委其为该局荐任秘书。
十六、训练二、赴渝参加中训团党班第九期受训，兼训育干事
民国二十九年（1940)六月，奉部令，我离武赴渝，参加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九期受训，并兼任该期训育干事，离武期间，政治部日常工作由副主任李琳代理。
中训团党政班之训练，自开办之日始至抗战胜利前，共举办三十一期。第九期与其他各期相较，则有三个特点：（1)受训时间特短，仅为二周。第一周为入伍力行周,第二周为自治检讨周，其余各期均四至五周，乃因日机轰炸之故；（2)受训人数特少，仅300余人，其余各期均为千人左右；（3)受训地点在复兴关上，其余各期，则大都设于山下。复兴关原名浮图关，位于重庆两路口附近，昔人曾作咏诗云：“片叶浮沉巴子国，双江襟带浮图关。”形容其地势险要，有一夫当关之势。后因在此设战时全国党政军干部集训基地，乃易名复兴关，取其民族复兴训练之意也。故复兴关训练，日后亦成为中央训练团之代名词。
入团之初，依军事编制，分组编队。九期共调集各界学员三百余人，编为三个中队，第一、二中队以党团务、军事、行政人员为主，第三中队以政工人员为主（余编入是队，中队长刘某），中队下设区队、分队，毎分队派驻一员训育干事(专任或兼任）主其事,训育干事工作项目有六：（1)指导；（2)谈话；(3)考核；（4)会
议；(5)编拟；（6)研究。政治部曾选调政工主管多人参加九期训育工作，担任指导员或训育干事，记得有杨麟(黄埔一期生，主任训育干事）、艾时(黄埔四期生，训育干事）、张桓(黄埔六期生，训事）、魏希文、李钟茵(均一、二厅上校阶级之政工人员，训育干事）、张明（指导员）、杜心如（指导员）、汪洪法(政治部设计委员、指导员）等，另派李劲翔（宪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丁国保(二十四军政治部主任)任第三中队副。
受训课程分党义、党团务、抗战建国理论三类，聘请各主管
及社会名流担任讲师。还有专门问题研究及特约讲演、精神训话等及军事训练(术学科均有），有美髯公于右任老先生（时为监察院长)着一袭长衫，飘然而至，来团讲授《革命精神与时代》，一口陕西乡音，音如洪钟，唯颇难听懂。课后之小组讨论围绕本职工作进行，由各训育干事主持之。讨论课题为：（1)如何加强部队政治教育；（2)如何加强军民合作并与地方党政力量相配合；（3)如何加强对敌工作。各抒己见，异常活跃。
七月七日，适值芦沟桥抗日军兴三周年纪念日，举行毕业典礼，团长蒋氏到会主持并致词。礼毕，全体同唱《中央训练团团歌》，由中训团音乐干部训练班副主任华文宪撰词作曲，歌云：济济多士，峨峨干城，起舞昆仑山下，挥戈太平洋滨，服从我革命领袖，恪遵我总理遗训，养成亲爱精诚之德性，抱定杀身成仁之决心，树立复兴民族之基础，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慷慨激昂，体现抗战之时代精神。
毕业前一日，每位学员需作毕业论文一篇，题目为《根据受训心得，简要的检讨自身工作缺点并提具体改进意见》。毕业后，由训育干事依据各学员受训情况(体魄、品性、学识、才能、经验、反应、特长、宜任工作等)进行总考核，填写总考核表以百分制计算成绩，分甲乙丙三等，80分以上为甲等，70至79分为乙等，
60至69分为丙等。
十七、为二分校事，谒蒋、何二氏
受训结束，我受校主任李明灏之嘱，面谒何应钦干军政部，何时任军政部长，主管经费、编制.二分校因招生扩大，极需增拔编制与经费。复谒蒋干中训团团部，向其汇报二分校组训情况。(蒋兼分校校长）期间，蒋不时问起二分校“异动”及“异党分子”情况，并让余返武后，写出书面报告呈其。由是可见，在抗战过程中，蒋始终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之既定方针也。
十八、记《限制异常活动办法》颁行后，发生在二分校的几件事
二期抗战以后，国民党干党内颁布《限制异常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条文，旨在限共与防共。一九四○年夏（秋?），该条例发至二分校，当由李明灏用电话通知我前往校部法相岩，由李亲将该文交我，并嘱由政治部拟定执行办法。
（1）召集政部工作会议
回部后，及召集副主任李琳，第一科长开济，第二科长施浩达，秘书张文翰，特别党部干事伍俊德,及各总队主任教官、大队指导员等开会研究。经议决：（1)由二科科长施浩达、特别党部秘书伍俊德至各队调查情况；（2)令各总队主任教官及大队指导员注意学生思想状况，并限期上报。会后，由我至校部将执行办法送李明灏核准。
（2）第六总队六个学生携枪逃跑事件
未几，校部接到控告信，检举驻高沙(离校60里）之第六总队(总队长王檄鳌)某大队有学生六人，企图携枪逃跑(开小差），校部将控文发交政治部办理，当由政治部派人(施浩达、伍俊德）；对其进行询问，惟该六人均否认上述指控，仅承认对大队管理教育方法不满，当将询问笔录,送请校部核办，由李明灏决定将该学生六人，备文送芷江(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受降地)警备司令部处理，后经该部审讯，以证据不足，均予开释。
（3）第六总队大队指导员吴大闲、胡笃弘先后被控，我暗示彼等辞职，始免遭不测。
处理完驻高沙第六总队六学生事件以后，该总队某大队长周醒寰（国仲，湖南岳阳人，军校六期生)等联名控告该大队指导员吴大闲“为共党宣传”煽动学生、图谋不轨“需予严办”，控告信封后批：“交沈主任查办”六字。我经过了解，确认吴有对学生宣传八路军参战之平型关战役之伟大意义，及张贴标语、出壁报为之宣达。奈吴系我介绍来校，平日工作尚称努力，必须设法救他,以策万全。考虑良久，乃在一次政部便会中(政治教官，指导员均到），借故将其训斥一番，吴当时不明我意，起立与我争辩，我乃云:“你若不服气，可以辞职!”吴乃于次日将辞呈送上，我签批“照准”(经李明灏签准）。吴离校后，巳明我之良苦用心，曾于宜昌附近寄一函，大意云对主任之好意，深表感激，待决定工作去处后，当另函告……”。
吴辞职不久，六总队另一大队指导员胡笃宏亦遭政工人员之注意，二科科长施浩达曾数次侧面问我妻巩华：“胡笃宏系何人所介?”令弟现在何方?“胡人较聪明，见此况，知己无法再干，旋亦呈请辞职,我亦照准，并送其路费若干，使其得以安全离校。
（1）其他人事变动
十七期二十一总队大队指导员汪一涛被控为“共党”，由政部侦办，后辞职。
通讯教官周继佶（湖南邵阳士绅周鳌山之子)被控，遭教育处监禁，后令其在邵阳《中央日报》刊登脱离中共启事,方获释。
《党军日报》编辑黄河(总编辑桃素时之妻弟)被控为“异党”宣传，后辞职。
以上人士之被控情况，一九四九年后，及于“文革”期间。湖南等地均有人来通过我“外调”核实情况，我均具实以对。
十九、我亦遭控
我在二分校后期，政训工作由抗日政工向防共政工演化，我的一些温和措施，竟遭致校内（特别党部、政治部及总队）某些极端人士不满，彼等乃联名致函重庆军委会政治部(时部长为张治中）、中央党部、监察院，控我“包庇共党，危寄党国”要求将我“撤职查办”，特别党部干事袁涤非（广东南海人）接至放出空气，说沈某人有“杀头之罪”。重庆政治部及中央党部将控文发交校主任李明灏查实据报。李嘱我前往，告之被校之事，并将控文给我看(上控人名单政部未发下）。我问李：“你准备如何呈复?”李答：“当然不会如彼等所要求的那样”。并语我曰：“环境险恶，我也不准备再干下去了。”旋以“用人不当”呈复上峰。
二十、赴淪出席政工会议，并请辞
民国三十一年（1942)春，军委会政治部于重庆召开年度政工会议，李明灏与我偕同参加，会议由张治中主持，军政部长何应钦等皆到会讲话，旋由各战区政治部主任报告过去一年(1941)之工作情况，并交流。计到各单位政工主管三百余人。会后，我向政部递上辞呈，惟继任者未定之前，职务仍挂在二分校，至是年八月，张泰祥来武接手时方卸任。
二十一、家眷留武、迭受歧视
我辞职后，受聘担任军委会政治少将设计委员，因渝市无房，内子等仍留武冈，由五里牌搬至城内许家大院，与政治部一科科长开济比邻而居，开见我已离武，一改昔之态度，对内子等百般刁难，其妻弟，人称“小王八蛋”,亦神气活现，不可一世。科科长施浩达，虽为常州同乡，且曾有意与我家连姻，惟思想好走极端，亦有意无意接近余妻，询问妻弟祁式潜在何处工作？冇否别的名字？遭余妻拒绝后,仍不死心。惜施后命不天年，不久，以肺疾病死洪江，亦为报应也。对彼辈之势利小人，内子等亦只有忍气吞声，幸本校副主任周磐(后继李明灏任二分校主任），为人较耿介,讲义气，其二个姨太太（系姐妹）为江苏扬州人，与我家老太太有乡谊之情，旦同为平剧票友，平常相处较好，曾拜老太太为干亲,得知我家受冷遇之况，乃告知其夫君，周闻讯后，告诫彼辈：“若对沈前主任眷属不敬，吾将不客气也!”彼辈态度方才有所收敛，及至一九四四年秋，我在重庆保安路十六号租下房，乃请昔之二校教育处长，时为军令部中将部附之李亚芬兄率军车赴武代将眷属接来渝市，一家人复又团聚。
(沈建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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