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日本侵略军企图进攻长沙。飞机在长沙城上空疯狂轰炸,百姓神惶神恐。当时,黄埔军校通信兵科在长沙招生,我出于日寇侵华的仇恨,毅然报考了这所学校,被录取后,开往广西义宁县受入伍教育,由于这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抗战时期,国家聘请许多苏联顾问来华。有一天,我们集合队伍,队长说苏联顾问鲍布罗夫来讲话”。我们立即严肃紧张起来,不敢乱动。可是,鲍顾问一来到队伍面前,就面带笑容地讲起来。他说:“同学们好,同学们辛苦了!”啊,当官的这样热情关心的说话,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讲的是通信发展史,过了几十分钟,他摆摆手,要翻译官说请大家原地坐下来听”。我们更加激动,更加轻松愉快。本来我们在操坪里听当官的讲话要以最恭敬的姿势,像木偶一样呆呆的站着听,他却要我们坐下来听。我们深感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真是不同,不摆架子,对士兵温和、关怀。此后,他来讲课,我们格外高兴,总是认真地听。入伍教育期满,由于华南的局势日益紧张,命令迁贵州麻江县校本部学习,两地相隔约两千里,一律步行。我们精神焕发,头戴钢盔,身背被包枪支子弹,毫不畏难地走到广西恒远县。休息了几天后,在这里鲍顾问指导我们组织晨呼队,分口琴和唱歌两个组。我在口琴组,天微亮就上街游行吹唱抗战的流行歌曲,并协助群众搞劳动。目的是联系群众,军民团结抗日。后来他做总结说我们的活动成功了,第一天上街的时候,群众没有起床,后几天就大早起来劳动了,许多人还跟着我们唱起歌来,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有一次,通信兵监华振麟代表蒋介石校长来校视察,做大演习。我担任通信车的架设工作,那是一辆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通信马车,在上高坡的地方,我忽然把马拉住停车,但马和车向后退,到陡坡边差点翻车,吓得我满面汗珠。后来鲍顾问问我:为什么在险地停车?我告诉他:视察来了,命令停车向他报告科目和任务。他不同意这种官僚式的做法,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讲这种形式,会严重影响任务的完成。
我们在班教练的时候,把器材放队伍前面,分一二三四几个动作取器材,又分一二三四几个动作放下器材,反复操练,鲍顾问认为是无代价的操练,提出纠正。他常带我们到野外去,一面授课,一面操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容易懂原理,又学到了技术,既严格谨憤,又轻松愉快,效果很好。他对通信鸽、通信犬的培训,也提供许多良好的方案,做出很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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