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转载了《扬子晚报》的一则专题新闻报道,题为《张学良随从所拍数千张淞沪会战照片曝光》,文中还附了四张照片,反映日军于1937年轰炸上海,名噪一时的“大世界”被炸成废墟,上海街头尸横遍地等惨烈景象。
据称,这批由一位名叫里昂的美国人在淞沪战役期间所拍摄的照片共有数千张之多,是一位苏州商人杨先生去年从美国的一次拍卖活动中花重金购得,并带回国的。这则爆炸性的新闻在新浪网上一经公布,便立即引起了网民们的热烈反应。
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沈弘教授在第一时间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
《张学良随从所拍数千张淞沪会战照片曝光》所附的照片中,报道的内容并非属实:上海“大世界”被炸实际上是由于中国空军的失误所造成的;而且其中第四张照片中的拍摄者并不是所谓的美国人里昂,而是英国《每日电讯报》特派记者彭布罗克·斯蒂芬斯。
此外,这批照片也并非首次在国内问世,而是在淞沪战役期间就已经发表在《伦敦新闻画报》上,相关的报道也早已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出版。(参见由本文作者沈弘编译的《抗战现场:<伦敦新闻画报>1937-1938年抗日战争图片报道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关于中国空军造成的这次误炸惨案,其实西方媒体有非常详实的报道,只是由于当时中国有新闻管制,使得广大民众和历史研究者们往往对此不得而知。在《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8月21日第310-311页上有下列报道:
悲剧性的中日上海战争:公共租界的外滩被炸
中日在上海的军事冲突是以一个可怕的灾难作为开始的——即8月14日,炸弹落在了公共租界上。约有1040人,包括11名外国人,被炸死。当时的公共租界里挤满了难民,街上人山人海。那天早上,日本海军的旗舰“居相扑号”和其他一艘军舰两次受到中国飞机的袭击,后者将大量的炸弹扔在了黄浦江里。到了下午,中国飞机再次前来轰炸日本军舰,并且受到了猛烈的高射炮火拦击。有人看到一架飞机投下了两颗炸弹,后者落在西藏路与爱多亚路交叉的地方,即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边界上。这些炸弹炸死了450人,炸伤了850人。后来,又有两颗炸弹落在了南京路跟外滩接壤的华懋饭店和汇中饭店的中间,又造成了数百人的伤亡。
这儿需要说明一下背景的是,在前一天,即1937年8月13日,日本用军舰运送大批的海军陆战队员在上海的吴淞口登陆,悍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了阻止日本的侵略,国军的空军部队也随即派遣轰炸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前去轰炸停泊在上海吴淞口的日军军舰。属于上海公共租界的虹口地区是以日本人为主的租界,日军在那儿设置了密集的高射炮群,用以狙击国军的轰炸机。
《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9月4日第381页又登载了一则关于上述误炸惨案的跟进报道:
在中日战争中发生战争惨剧的场景
南京路是上海公共租界的主要大街,从外滩一直延伸到跑马场,在那儿它与静安寺路和西藏路交界。就是在那儿,8月14日有两颗空投的炸弹造成了公共租界约1040人的死亡,其中包括11名外国人。这两颗炸弹落在了华懋饭店与汇中饭店之间的南京路上,摧毁了爆炸直径50码之内的一切。其中一颗大约重达1000磅的炸弹没有在触地的那一刻立即爆炸,结果在街上造成了一个十英尺宽、八英尺深的大弹坑。8月23日,另一颗飞弹(空投炸弹或炮弹)落在了上海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即南京路和浙江路交界处的先施公司百货商店那个街角,结果又造成了近400人的伤亡。
随着调查和报道的进一步深入,西方记者们发现误炸惨案的伤亡人数还远远不止上面所提及的这些。于是《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9月11日第419页上再次发表了一篇内容更加详实的跟进报道:
上海的严峻考验:被误炸之后的公共租界
本页所刊登的照片反映出自从中日战争以来上海公共租界的居民们所经受的严峻考验和恐怖。最惨的悲剧是因为中国空军的轰炸机将炸弹误投到了上海的公共租界而发生的。有一位记者在报道“大世界”游乐中心被炸时,提到总共有800人丧生。这座大楼是于8月14日数枚炸弹落在上海爱多亚路上时而被击中的。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被炸死,似乎是因为在公共租界内聚集了数量极其庞大的中国难民。
文章配了四张现场照片:上海公共租界所经受的可怕的严峻考验:一枚炮弹或炸弹击中先施公司百货大楼的一个场景。(图一)
共有数百人伤亡的上海汇中饭店误炸悲剧:大楼被炸后屋顶的情景。(图二)
战争的恐怖:炸弹掉在上海公共租界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当“大世界”游乐场被击中时,满地都是中国难民的尸体。(图三)
当误投的炸弹击中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并摧毁了部分建筑之后:南京路上布满了瓦砾,还有一辆被烧毁的小轿车。拍摄这张照片时,上海正好受到了台风的袭击。(图四)
在《伦敦新闻画报》对于1937年上海淞沪战役的密集连续报道中,“彭布罗克·斯蒂芬斯”这个战地记者的名字频频出现,令读者印象十分深刻。
在不少报道中,该记者均用照片和生动而简洁的描述文字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冒着枪林弹雨,藏匿于路边的街垒和地堡之中,通过狭小的观察孔来近距离报道和记录那些血与火交战的。由于在抗战初期具有中立国战地记者的身份,使得斯蒂芬斯在日军和国军的战区两边都能够采访报道,这就使得他的观察角度显得更加客观、全面和真实。
令人惋惜的是,在淞沪战役的后期,即1937年12月11日,《伦敦新闻画报》的1053页上,登出了斯蒂芬斯的一张肖像照片和他被战场上流弹击中身亡的消息:
在观察南渡之战时被流弹击中的《每日电讯》特约记者:彭布罗克·斯蒂芬斯先生在上海一座摩天大楼的楼顶。(参见沈弘编译:《抗战现场》,第144页)(图五)
只有作为一位把追求历史真相的事业看得高于自己生命的职业战地摄影记者斯蒂芬斯,才有可能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而每天活跃在战火呈白热化的淞沪战役现场,拍下数千张浴血抗战照片的。而那位作为特技演员和追星族花花公子的美国人海岚·里昂先生有可能做得到这一点吗?且不说他并不具备专业的战地摄影技术,就是从时间上来考量,他作为业余摄影爱好者也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内高强度地拍摄出数千张高质量的抗战照片,更别提他没有战地记者身份,如何能够自由穿梭于日军和国军战区之间,拍下作战双方的近距离照片。
抗日战争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软肋,尽管近年来已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和重视,但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着众多的空白和雷区,希望今后在这方面能看到更多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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