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爆发后,当时中国东部与中部的一些高校相继被迫往西部地区迁移。当时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这块宝地,战火流离中的大学师生们终于在这个中国的大后方,觅得一块相对清静的治学之地,华西坝则成为有名的“五大学”。
位于成都市区南部的华西坝是可谓是四川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祥地,早在1910年,私立华西协和大学便建于此。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在抗战时期迎接友校,坝上的师生骤然增至约5000名,华西坝的校舍和设备被发挥到了极致。除了紧缩本校师生用房,租用和新建简易校舍,师生们在地下室,在阁楼装上老虎窗即权作实验室,在教学楼的两头装上隔板,便成了窗明几净的办公室。
面对纷扰的局面,几所学校表现出了精诚团结,共渡国难的合作精神。各校采取松散结盟的方式,相互利用对方的师资、校舍、设备进行协作办学,对教学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学生在校际之间任意选课,各校承认学生读得的学分,教授师资和教学设备都可以互通有无,一时间华西坝成为五大学的共同校园。
伴随着前方的血雨腥风,华西坝上的高等教育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得到了发展。 据统计,在华西坝的各大学学生人数普遍比联合办学前增多;在战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各校还增设了一批系科。更值得一提的是,各校师生由于朝夕相处,互相取长补短,既增进了友情,也扩展了知识。
抗战胜利后,1946年内迁高校陆续返迁,华西坝“五大学”也拉上了历史帷幕。
以下照片就拍摄于当时,让我们一览“五大学”时期的治学盛况。
五所学校的校长合影,(左至右)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贻宝、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华西协和大学校长张凌高、齐鲁大学校长汤吉禾(1940年)。
华大的主大门(1939年)。
金陵大学暂用的临时建筑(1937年)。
原医院的洗衣房成为了金陵大学的教室(1937年)。
万德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借用的教室(1939年)。
华西校园景色(1939年)。
华西校园景色,左侧是万德门(1939年)。
学生步行前往教室(1944年)。
新建成的学生中心(1940年)
新的医院大楼(1941年)。
日军轰炸后的校园废墟(1939年)
联合医院的护士(1945年)。
宋美龄访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时的合影(1939年10月)。
排队领取救济衣服的金陵大学学生。
威尔基在校园的演讲(1942年)。
金陵大学迁回南京时的情景(1946年)。
金陵大学迁回南京途中(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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