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容忘却：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
来源：360图书馆   2018-08-11 14:27:50

　　1938年2月，日机展开对重庆的第一次轰炸，出动9架飞机，在重庆广阳县、江北县等地投弹，炸毁房屋三幢。图为救难人员清理轰炸现场，同时抢救伤亡人员。重庆市军民开始进入躲避轰炸的战时生活。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积极展开对日作战规划，鉴于军事力量不如日本，一旦其全面侵华，中国唯有依赖辽阔的国土、特殊的地理条件以及不畏牺牲的决心，在长期的作战中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累积我方优势，以达致最终胜利的目标。“西安事变”爆发后的数月内，国共两党完成了政治与军事的整合，中国全面抵抗日军入侵的时机已然成熟。“七七事变”爆发时，国民政府一改过去息事宁人的姿态，而是依照过去几年的准备，进入全面作战的准备。一心认为只要三个月就足以迫使中国投降的日本军部，旋即派出70万的部队，由东北、华北和华东三个方向入侵中国。在国民政府政治与经济中心的上海到南京一线，日军遭到顽强抵抗。中国军民牺牲惨重，不过日军也同样遍体鳞伤。为了报复中国人的反抗，日军在南京实施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宣言》，指出：“此后将以最广大的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必死之决心，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1940年8月，在日军轰炸后，重庆一户人家坐在门口吃饭。战时生活作息被打乱，一般人普遍不安，稍有不慎，即生离死别。

　　1941年5月，这一年日军布署了“102号作战”，又称为“第三次战略轰炸”。日军动用在华的飞行第一团、第三团的60架战斗机外，还征调了驻东北重型轰炸大队以及驻太平洋的航空部队全部投入轰炸行动。重庆上空日机炮弹如冰雹般轰然而下。

　　尽管明定战时首都在遍远的西南山城重庆，但中国的政治首长和主要兵力却撤到华中大城武汉，这是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二线。从南京到武汉，日军花了10个月的时间，表面上攻城略地，实际上却步入中国的战略布局。日军的战线拉长，兵员死伤不断增加，中国军队和游击队仍然活跃在日军占领城市之间的广大地区。只要中国人不屈服，坚持抗战到底，日军即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加上重庆位于险峻的巴蜀之地，对于日军而言，表面上近在咫尺，实际上却远若天涯，往后7年，完全无力一窥山城之究竟。

　　1941年5月16日，日机出动63架次，对重庆市区进行轰炸，图为轰炸后，救难人员在防空洞外实行清理打扫工作。

　　1939年的“五·一”劳动节，重庆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典礼，矢志抗战救国。图为《新华日报》发动劳工组织主导群众集会。《新华日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的机关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同年10月25日迁至重庆出版，对于团结知识界和文化界联合对日抗战，贡献卓著。

　　1940年1月，重庆青年合唱团高歌抗战歌曲，鼓舞人心。早期最为传唱的抗战歌曲有：《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八百壮士》《黄河大合唱》等，每一首歌的诞生都伴随一段血泪交织的抗战史。

　　简单地说，在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同时不断创造抗敌条件之后，中国人在重庆这一线终于挡住了日军强大的攻势，而且是挡到最后的胜利。中国人在抗战中写下了英勇的史诗，而重庆岁月无疑是抗战史诗中极为动人的一章。为了抗战，中国人将军事和工业资源由华东转移到四川、云南、广西等西南省份，建设西南大后方，并且凭借这些山地省份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捍卫国家，战胜强敌。

　　1939年5月，日军飞机对重庆猛烈轰炸，八路军红岩办事处的墙壁遭受震损。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红岩办事处合影，此为周恩来在渝的标准照片。南方局的主要公开活动在红岩、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三处。

　　1939年10月，军政部何应钦将军前往沙坪坝主持部队校阅仪式。他拿起一名士兵的步枪，亲自检查枪管是否擦拭干净。

　　1940年3月，日机大举轰炸重庆，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一架敌机被重庆防空炮火击落，坠毁在近郊的农田里，飞行员当场毙命。图为一批剃着光头的新兵，奉命赶到现场，众人架起飞机残骸，准备送到城区特定地点，做公开展示，以鼓舞士气。

　　1943年，重庆入伍壮丁身体检查。前线战争紧张，需要补充大量兵员，重庆有多处新兵招募站，鼓励青年从军报国。

　　1941年底，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美英苏四国同盟的出现，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根本的改变，从抗战初期被压迫的角色，到了战争末期以世界四强的角色崛起。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实际成为亚洲的权力中心，中国完成了《开罗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工作。

　　1940年，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左至右)在重庆出席一项国际友人的招待会。宋家三姐妹共同向国际宣扬中国人守土卫国之决心，积极争取各国援华，并从事妇女和儿童的救助与福利工作。其中宋美龄身为“第一夫人”，位居要津，在争取美国军事援华一事上，作出重要贡献。

　　在宋美龄领导“妇指会”的推动下，大批军衣缝制完成，送往前线。这项爱国活动成为中国妇女积极支持抗战的重要象征。

　　1940年9月，韩国光复军在重庆举行成立典礼，中韩两国相关人士会后留影，中穿黑衣者为韩国革命领袖金九，其左为光复军司令李青天。黄埔军校时期开始，国民政府即有计划地扶植韩国抗日团体。抗战时期，大批韩国志士集中在重庆，对韩籍日军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今日观之，尽管抗战在重庆已成历史，但抗战时期的物质建设却留下来了，抗战时期拼博的精神也继续推动重庆向前。经过了65年，重庆已非过去的小山城，而是大型的工商业城市。它进步的动力无疑来自于抗战时期树立的威名和精神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抗战在重庆从来没有过去，不仅在那些遍布城内外的遗址名胜，而是曾经涌向这里无数中华儿女的救国建国的赤忱与渴望。正是这股精神让中国人永远不怕跌倒，永远向前行。

　　1943年2月，宋美龄对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发表著名演说，造成轰动，坚定了美国朝野支持中国抗战的决心与信心。在参议院的演说中，宋美龄指出：“吾人在基本原则上实为同一目的而作战，吾人具有相同理想，而贵国总统，向世界所宣告之四大自由，已遍传于吾广大国土，而成为自由之钟声，同时亦为侵略者之丧音。”

　　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后数日，重庆首次举行大规模的胜利游行，共有四万多人参加，热闹非凡，犹如嘉年华会。队伍由在渝美军骑着摩托车担任前导，并高举中美英法苏五国的国旗和肖像。重庆报刊报导，这一场庆祝胜利大会使得重庆成为狂欢的城市，街头巷尾，人潮拥挤，交通为之中断，百万市民陶醉于欢乐之中，抗战期间所受的苦难，终得一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