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重庆大学
来源：新闻网   2018-08-11 14:43:40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在外敌入侵、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毅然奋起，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斗争。

　　地处大后方的重庆大学师生同仇敌忾，以满腔热血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教师和学生深入社会各阶层发表演说，表达和号召与日本侵略者奋战到底的决心。大家还主动捐款和募集衣物，为前方抗日战士御寒所用。

　　抗日宣传演讲场景

　　1937年10月，由校长胡庶华发起，成立了重庆大学“抗敌后援会”，编辑出版《五月》专刊，宣传抗日思想。

　　1938年5月，中共重庆大学党支部正式成立，在中共南方局和重庆地下党的领导下，重庆大学抗日斗争轰轰烈烈展开。

　　中共重庆大学党支部成立地点——重庆南岸文峰塔下的老君庙

　　1937年至1940年，重庆大学师生走出学校，深入工厂和农村宣传抗日主张，唤起民众抗日激情。

　　乡村宣传队部分成员合影

　　重大师生奔赴乡村进行抗日宣传

　　乡村宣传队四次奔赴重庆十余区县作演讲、办壁报、演戏剧、教唱抗日歌曲，表演了独幕剧《大家一条心》、《张家店》、《东北小景》等节目，推动了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也培养锻炼了一批抗日运动骨干。

　　唤起民众抗日激情

　　抗日英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即“飞虎队”)成员何其忱，(1920年生，原名何培茂，四川广安人)于1940年考取重庆大学水利系机电工程专业，1942年被选拔至美国参加空军学校培训，1943年回国后编入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一大队。抗日战争期间，他任B-25型轰炸机机长和正驾驶，先后参加20余次空战，空中战斗飞行长达160多个小时。

　　何其忱在重庆大学读书时的照片(图文来源于中新网、天津北方网)

　　为增强师生抗战信心，中共重庆大学党支部通过努力和协调，先后邀请到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黄炎培、邹韬奋、陶行知、李德全、冯玉祥等来校演讲。演讲包括周恩来讲的“第二期抗战形势”、郭沫若讲的“粮食问题与抗战”、邹韬奋讲的“研究学术与抗战关系”等，在师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激励了大家坚定抗日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重庆大学也成为了山城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指明方向 周恩来作论持久战演讲

　　1938年10月下旬，日本先后占领武汉、广州，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从此进入了相持阶段。

　　在抗战相持阶段到来的新形势面前，不少人民群众由于看到国土又有新的丧失，对抗战前途忧虑重重，思想产生了紊乱,一时看不清抗战形势已发生的有利变化。这时，重庆大学党支部和中央大学党支部通过“中苏问题研究会”出面，邀请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国军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给两校师生演讲，帮助大家正确分析抗战的形势，推动学校抗日民主运动顺利向前发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西迁入渝，“借住”在重庆大学，和重庆大学实行联合办学，师资互聘、学分互认、资源共享，使重庆沙坪坝成为中国教育事业的一块高地。)

　　1938年12月下旬，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来到中央大学礼堂(即现在重庆大学松林坡礼堂)，受到大家热烈欢迎。虽是星期天，前来听演讲的人却十分踊跃，上千人将礼堂挤得水泄不通，除中大、重大的师生外，还有中共沙磁区委发动来的许多工人和其它学校的青年。为了保证周恩来同志的安全，重大地下党支部的一些同志参加了会场的保卫工作。

　　7.7抗战大礼堂(原中央大学礼堂)

　　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第二期抗战形势》。他首先指出，抗日战争“第一期是敌进我退;第二期是相持阶段，准备反攻;第三期是我进敌退、反攻阶段。”周恩来在报告中阐述了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思想，指出“一切对中国抗战之亡国论或速胜论，均已从事实上宣告破产。因为亡国论只看到中日军事的强弱悬殊，没有看到其他政治、经济、自然因素及国际条件等不利于日本”，“速胜论者则存在着另一种心理，或者错误地、过低地估计敌人的力量，过高的夸大自己的力量，而忽视自己的弱点，以为一战再战，就可以使日本筋疲力尽，承认失败。或者希望外援，想依靠国际的变化，来替中国打退日本，这是一种侥幸心理。”他明确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实的。”

　　重庆大学沙坪坝校区内周恩来抗战演讲雕塑

　　周恩来还令人信服地分析了我们战胜日寇的困难和有利条件。他指出：“我们已有了可能的基础来克服这些困难。”“在全民族的团结面前”，“在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尤其在国共长期合作面前，一切新的将要遇到的困难，我们是有保证有力量来克服的。”

　　周恩来在讲话最后解释了二期抗战的新形势和任务。他说：“过去一年的战争，敌人速战速决的方针是被我击破了。在这个基础上，敌人的困难是正在增长，而我们则已奠定了长期抗战的基础，正在争取主动，向着发动全面战争的胜利之迈进。”“二期战争中我们的任务，是在造成敌我相持局面以准备进入反攻。”

　　周恩来的演讲，澄清了许多模糊的观念，扫清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沉闷气氛，使大家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前途和光明。

　　顶住轰炸 坚持教学和科研不中断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条件时期，重庆大学的师生坚持进行教学、科研活动。

　　在日本侵略者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学校采取挖防空洞、建立地下室验室等各种措施，坚持进行教学活动。

　　抗战时间，重庆大学多次遭到日机的轰炸。1939年9月4日，体育专修科办公室及铁工厂附近被炸数处;1940年7月4日，敌机对学校投弹达数百枚，学校损失惨重。

　　1940年5月29日被日机轰炸后的工学院一角

　　工学院旁的大轰炸纪念碑

　　为了把教学活动坚持下来，学校下最大决心，整理修缮被炸房屋，并挖掘五个防空洞，及时转移图书和珍贵仪器，实验设备。建筑系、机械系和电机系等还建立了地下实验室。这期间，学校还修建了可容二百人的女生宿舍楼，并相应添建了盥洗室、厕所和浴室，缓解了学生宿舍拥挤状况;为了解决师生食用水困难，学校于1939年兴建了自来水装置(当时沙坪坝尚无自来水供给);学校还根据需要，添设实验室、实验设备和其他设备，如矿冶系建立了采煤室、试金室，化工系添置了制革设备、油脂设备，机械系添置了实习机器，电机系购置了各式电表，商学院还专门购买了一万元图书和必要的外文资料等(小编注：1937年100法币可购买两头大牛，引自《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第9-10页，及《通货膨胀简论》，参看《中国物价史》第432页)。

　　工学院电机系兴建了无线电机实验室和高压电实验室，开展了科研活动，无线电机实验室主要研究远距离电波传送问题。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们自己动手装置了六个真空管的再生式、超外差式、回动式等各种电子管收音机，并敷设各式天线，以检查世界各国电台电波强度，并研究天气与电波之关系。高压电实验室主要进行对四川出产之各种绝缘体的绝缘程度之研究。

　　机械系兴建了热工研究室，开展各种原动机改革的研究，他们对蒸汽往复机和留塞尔内燃机进行了各种试验，以及其他原动机的改革试验。他们还对供学生实习的铁工厂各种车床、刨床等加以整修，适当生产一些轻工业需要的机械，供应市场。

　　土木系兴办了材料实验室、水利实验室和土壤实验室，分别开展了对钢铁、木材、钢筋混凝土及道路材料的研究，对四川水利建设工程以及地基工程、土壤力学及堤工土壤的研究。

　　矿冶系的试金室、电解室，与廿四兵工厂合作，对该厂生产的各种钢料以及组织成分进行研究。

　　理学院地质系与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所合作，对四川地质矿产开展调研。1939年夏，重大师生考察队到四川灌县、彭县一带作地质调查，在五十天调查中，完成了灌、彭两县十万分之一的地质图一幅和研究报告一份，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地质系还组织毕业班学生在重庆磁器口到白市驿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写出有一定质量的毕业论文数篇。

　　商学院组织师生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对四川各地特产及工商状况、各县生活状况进行调查，编制出四川各县物价指数。

　　结合实际 学术注重服务战时社会

　　抗日战争时期，学校成立了各种学会，有的学会还编辑出版了刊物。如商学院成立的“工商管理学会”，出版了刊物《工商管理》。其中张圣奘教授发表的“战时企业管理”和“战时运输管理”、丁洪范教授发表的“谈谈战时的粮食管理”、潘予伦教授发表的“币值变动下工商业会计新发生之困难问题”等论文，都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开展对当时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质量。

　　此外，体育专修成立了“体育学会”，制定了体育学会章程。土本系成立了“土木工程学院”，学会设立总务、学术和职业指导等部，并出版会刊。采冶系成立了“采冶工程学会”，下设调查、研究、体育三部。各学会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开阔师生视野，学校还邀请著名学者、专家来校作学术报告，先后来讲演的有：郭沫若讲“屈原”，老舍讲“怎样学习文学?”林同济(云南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主任)讲“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动向”，李赓阳(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讲“石没地质及中国石油之希望”，邹肇治(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讲“中国水利建设方针之商榷”，朱伯涛(经济部燃料等管理处)讲“关于发展国内矿业与今后应负之责任”等等。

　　在这期间，全国性学术团体如中国地质学会多次在重大举行年会。1940年3月14日至16日在重庆大学大礼堂举行的第十次年会上，由学会理事长李四光致开幕词，校长叶元龙致欢迎辞。年会还组织全体会员于17日至23日去四川威远作地质考察旅行。这些活动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战时科学研究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