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交大抗战之重庆记忆
来源：上海教育新闻网   2018-08-11 14:54:18

　　2015年是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为了抵抗法西斯的侵略，付出了大量的牺牲，也作出了卓越贡献。交大在抗日战争期间亦经历了诸多苦难，并为抗战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谨此，以交大内迁重庆的抗战记忆，向70年前的伟大胜利致敬。

　　克服险阻，迁校重庆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已在上海徐家汇校址上办学41年之久的交大，校园被侵占，交大千余名师生被迫疏散到法租界内，借震旦大学(今交大医学院)、中华学艺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处艰难维持。1939年8月，鉴于租界内校舍狭促、师资不足及局势难料、学校朝不保夕等客观原因，校方建议在四川筹备设立分校，暂时设立电机、机械各一个班级。这一提议立即获得教育部和交通部的同意，决定将增加电机、机械的经费，用于在重庆设立分校。

　　与此同时，大后方广大校友也一直为母校身陷孤岛、处境险恶而担忧，多次希望母校能够内迁。当得知设立分校的消息后欢欣鼓舞，校友们纷纷伸出援手竭力相助，以促成分校早日建成。交大四川同学会表示，愿意全力为母校服务，协助寻觅校址，并号召校友前往任教。重庆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厂长、交大校友王端骧(1930年电机)愿意将器材厂空闲宿舍借给交大作校舍，宿舍地处重庆市郊小龙坎，有平房2幢，大小房间60余间，可以成为分校的暂时栖身之所。1942年分校又迁至重庆九龙坡，校园大为扩充。

　　现实版《围城》： “从上海至重庆”

　　大家也许看过《围城》，方鸿渐、赵辛楣等人从上海内迁至重庆，一路上经历了重重困难，但艰辛中透露着许多诙谐幽默。交大的老师学生内迁重庆的历程，可谓这一段故事的真实版，只是艰辛程度，远远大于书中的叙述。

　　1940年，位于上海租界里的交大被迫接受汪伪管辖后，不少师生不愿合作，愤而离校。同时，重庆九龙坡的交大升为总校，积极为离开沪校的师生提供内迁的条件。不久，师生纷纷背起行囊，悲壮地奔赴大西南。

　　土木系教授康时清，是南洋公学时期的毕业生，后留学英国，曾被选为英国皇家科技学院院士，1928年交大复设土木科时来校任教。汪伪接管上海交大后，康时清不愿接受聘书，毅然退出从教十余年的母校。他变卖住房自筹了一笔路费，不顾自己体弱有病，携带全家老小，经过半年胆战心惊的水陆兼程，到达九龙坡总校任教。像康时清这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赴重庆的教师，还有钟伟成、熊大惠、沈奏廷、吴清友等多人。

　　学生的内迁同样充满艰辛。在途中，有的学生为了躲避日伪军的搜查，离沪时请皮鞋匠人把鞋后跟挖空，将学校签发的证件和成绩单藏在里面;有的由于缺少路费，几个月的艰难行途，每天只靠几个烤山芋维持生活;住的旅店又破又脏，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无穷无尽的臭虫，灯一熄灭，就爬满了身体各部;有的染上了流行痢疾，当地没有治痢疾药，也没有补液的静脉注剂，只得把盐水注入骨瘦如柴的大腿里，大腿便膨胀得像一纸晶亮的灯笼，令人痛不欲生;有的女生为了躲避到处寻花问柳的日本败兵，只得闷在船壳夹层里，不敢外出……

　　1943届校友、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许国志曾做诗一首，为我们描述了他当年奔赴重庆途中的一段艰难行程：

　　崎岖七日似登天，几见骷髅倚道边。

　　小店鸡鸣凉共被，酒家虎咽饱加鞭。

　　南来北往多商贾，东云西输半帛烟。

　　堪笑书生身瘦弱，行囊尤得假人肩。

　　逾越险阻奔赴重庆的师生，在路途中得到了广大校友的大力资助。内地校友利用多在交通部门工作的便利条件，在各地车站、旅社张贴联络方法，给西去的学生提供免费的车票，还发给一定的旅费补贴。赴渝的师生千里迢迢，途经多个省份，穿过日伪军封锁线，克服重重苦难，经过数月的艰苦跋涉和辗转劳顿，最终有将近100名师生到达了重庆九龙坡，给正在扩建中的重庆总校注入了新鲜血液。

　　悬梁作书桌:九龙坡的艰苦岁月

　　九龙坡地处距重庆市区大约20公里的长江江畔，远离闹市，环境优美。但是，与其他内迁院校一样，国难期间的交大校舍简陋，图书仪器稀缺，生活艰苦。

　　教室是竹篾、糊泥为墙的简易房屋，用土坯垒起来或用木料钉成简单木架，搭上木板，便成了桌凳。学生住着篱笆墙抹白灰的大宿舍，一个班级三四十人挤在一大间里，喧闹拥挤，空气混浊。床铺分上、下两层，仅有的少量桌椅供放置脸盆及招待来客之用，没有专供自习用的桌椅，学生们便各具匠心，睡下铺者用衣箱当书桌，用床铺当坐椅;睡上铺者用绳索吊木板悬挂在屋梁下，当作书桌，两腿下垂，高坐在上铺上，伏板自习，偶一欠身就摇摇摆摆，好像演杂技一样。

　　教师大多住在校内，住宿条件比起学生宿舍也好不了多少，即便教授也是如此。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归来的青年博士张钟俊教授，住的就是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宿舍。室内仅有一张斗桌，一椅一凳，还有一竹架、一床，房间便显得很拥挤。房间的窗户朝西开，正好对着相隔仅两米远的大厨房，以至于室内光线很暗，厨房里的油烟味，一天三次飘入室内。他很有风趣地说：“我是最先享受到饭菜的香味，太幸福了。”这种乐观情绪，带动大家在艰苦的条件下，把学校办得很有朝气。

　　战争年代，很多学生家乡沦陷，日常费用接济不上，生活十分困难。不少学生连笔记本都买不起，只得将用过的一面翻过来，再用一次。学生的用书，也是“代代相传”的。上届学生用过的书，大都留给下届学生，学生们还通过这种书缘关系因此成为至交。因囊空如洗，学生的伙食是差之又差，常常数日难见荤腥。饭厅里也没有凳子，大家都站着吃饭。这种情形被同学们形容为“饥肠辘辘野蔬香，日进三餐立桌旁”。不过，学生们也有改善伙食的机会，那就是碰到老师请他们到家里吃饭的日子。虽然生活清苦单调，但是师生接触较多，上至校长吴保丰，下至一般教师，自家的餐桌上有时会有三五个学生客人。一遇到师长请客，学生们便以风卷残云之势，将饭桌上的菜肴一扫而光。所以吴保丰把这帮客人笑称作“蝗虫”。

　　生活标准“低三下四”，考试标准“高不可攀”

　　抗战开始之后，西南地区的基础教育比较薄弱，严重影响了重庆交大的招生质量。尽管如此，交大仍然坚持“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要求高，考题难，择优录取，尽力确保新生质量。

　　抗战期间，政府当局在各大中学校实行贷金、公费制度，继续鼓励发展工科院校，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着生源质量的回升，加上交大历来的办学声誉和毕业出路较好的优势，前来投考交大的学生还是比较多，竞争激烈，入学率。在重庆渝校，“学校单独招生，考生约四五千名，几乎全是各中学的优秀学生，擅长数理化。成绩一般的学生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这是一位当年“上线”考生日后写的回忆，从略带自豪语气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出报考交大的火爆场面。

　　交大素以严格要求学生而著称，课业重，课时紧，考试多，要求高。抗战时期的渝校教师在万般艰难困苦当中，皆抱定为国培养抗日和建设人才的决心，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学生的严格要求。

　　在渝校，考试分为学期考试、临时考试、补考、甄别考试、会考等五种，题量大难度高，交大学生虽属沙里淘金筛选出来的，但要考得八九十分，却如挟泰山以超北海，绝对难以做到。多数学生的目标是60分，如果问一个学生考了多少分?他若回答“我赢了，他输了”。就知道他及格了。所谓“他输了”，是指教师而言，没有将他考倒。

　　交大的低分标准，还曾引起一次交涉。当时安徽省政府规定：凡得80分以上的安徽籍在校大学生，可按学期发给奖学金。交大皖籍学生一听就急了，推派代表去安徽省教育厅请愿。官员们听了代表们的陈诉，也觉得把交大的分数和其他学校的分数同样看待确实有失公道。经研究特准交大皖籍学生，凡平均分数在65分以上者，也发给奖学金。

　　科工救国，投笔从戎，舍身捐躯

　　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南沿海一带工厂企业纷纷内迁，内地工业建设任务繁重，急需大批交通、工程与管理人才。交大校友怀揣救国热忱，奔赴内地，服务国家工业工程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1915届土木科校友、交大校长凌鸿勋先后担任陇海、粤汉、湘桂、天成、宝天等铁路的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辗转于西南、西北各省的筑路工地，实地指挥铁路、公路的修筑、抢修工程以及开辟国际通道等，兴建新路1000公里，测量路线4000公里，管办公路5000公里，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军民运输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继詹天佑之后的中国的“铁路之父”。

　　贡献卓著者还有1915届电机系毕业生冯简，他在重庆主持建设我国第一座短波电台——The Voice of China，在整个抗战时期，日寇不断对重庆狂轰滥炸，而The Voice of China坚持对全世界广播，从未中断。这是我国自己建设的第一座短波电台，也是抗战期间盟军在远东唯一可利用的短波电台，日寇对这个电台恨之入骨，称之为“重庆之蛙”。

　　1944年秋抗战后期，交大渝校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征调军中翻译员、组建青年军入伍抗敌的政策，成立从军征兵委员会，学子们掀起报名从军的热潮。1944年秋—1945年春，学生参加青年志愿军45人，政工人员6人，海军81人，空军高级机械班17人，空军飞行及领航12人，译员16人，总计177人，占当年在校生的13.21%。其中，不乏舍生忘死、英勇捐躯的抗日烈士。如1942级机械系四年级学生杨大雄，时任国民党第79军美军翻译官，多次参加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1945年6月，在柳州前线与日军遭遇，奋勇杀敌，壮烈牺牲，年仅25岁。

　　承袭传统，精英辈出

　　日军侵华的浩劫，使交大失去了校园，在物质上遭受到从未有过的损失和煎熬。然而，交大师生在民族危难之际，体谅时艰，自强不息。教学师资基本上来源于校友，原在他校任教或学成归国的20多位交大校友响应母校号召，相继从大后方聚拢而来，组成以校友为主体的师资队伍。在设备简陋、经费短绌、生活困苦的条件下，几十位交大优秀教师认真执教严格要求，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品学兼优的年轻学子。

　　曹鹤荪，这位交大1933届高材生，意大利都灵大学航空工程博士学位获得者，时任航空委员会下设的成都空军机械学校基本学术组组长。1940年暑假，曹鹤荪到重庆招生时，得知交大将设分校的消息，当即前往进谒筹备主任徐名材，主动要求回母校任教。徐名材当场决定聘他为分校教授，使这位年仅28岁的年轻学者得以在交大一展抱负。曹鹤荪来校后聚集起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年轻教授，在艰难困苦中主持成立了航空工程系，成为交大历史上最年轻的系主任。

　　比曹鹤荪低一届的校友张煦，194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完博士学位，毅然在祖国母亲最困难的时候踏上了回家的路，听从母校的召唤，受聘为交大重庆分校电机工程系的教授，在低矮昏暗的简易教室中，悉心传授着国外先进通讯理论和技术。曹鹤荪、张煦等一批刚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年轻学者，精力充沛，爱国爱校，坚忍不拔，成为一支富有朝气、掌握世界科技先进知识和前沿动态的优秀师资力量。

　　1942年8月，迁往九龙坡新校址，顺势升格为交大总校，规模日益扩大。11月九龙坡总校正式开课时，增设了航空、土木、管理三系，连同原有的电机、机械共有5个学系，也逐渐恢复了工程、管理相结合的传统学科体系。1943年暑假，学校增设了工业管理系和财务管理系，将原设管理系改为运输管理系，三系合成一个管理学院。至此，学校规模迅速扩充，人数急剧上升。到抗战胜利为止，重庆交通大学已经发展到9个学系，2个专修科，1个研究所，囊括“陆海空”在内，门类较为齐全的工科专业，教育层次上以本科为主，兼有专科和研究生教育，学生达到1700多人，教职员有280余人。

　　人才培养方面，交大成就丝毫不逊战前。抗战期间，从交通大学走出来的院士(包括中国两院院士、美国两院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多达32人之多。其中，从交大沪校走出来的院士11人，如1940届数学系吴文俊，成为世界著名数学家、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1944届化学系同班同学后成为院士夫妇的“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化学家高晓霞，等等。从渝校则走出院士则更多，有21之多，如1945级造船系、“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1944级造船系、我国第一艘万吨轮的设计者许学彦，1945级电信所女研究生，电子计算机专家，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夏培肃，1943届机械系、中国运筹学奠基人许国志、1946届航空系、世界著名流体力学家吴耀祖，等等。

　　此外，还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教育家、实业家、文化名人都在此时就读或执教于交大。如茅以升，举世知名的桥梁专家、土木工程学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并随校南迁贵州平越。1943年，茅以升曾被选为交大渝校土木工程“部聘教授”，在九龙坡授课二年多;还有钟兆琳，我国电机工程创始人，中国电机工程专家，电机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朱兰成(1934届交大电机系毕业，抗战期间曾任交大渝校电信研究所客座教授)著名电磁波专专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周同庆，著名物理学家。1943年起受聘到重庆九龙坡的交大物理系任教，抗战胜利后随学校复员上海，后又任交通大学理学院院长。1952年调往复旦大学任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萌发于唐文治掌校时代，经过二三十年代不断实践大致定型的交大教学传统——重视招生质量、要求严格、注重基础和实践教学，在抗战时期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并得到继承和发扬。在物质几度贫乏的情况下，交大人的精神却岿然屹立，创造了交大校史上的奇迹。

　　抗战胜利后，交大逾两千名师生，前后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分六次陆续复员回沪。三百余亩校园移交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该学院即今西南大学前身的一部分。1950年，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随解放军入渝，选址交大渝校旧址，创建西南人民艺术学院，一九五九年改制更名为四川美术学院，渐成完备之高等美术教育体系。从国难时期的交大，到西南女师，再到四川美院范，冥冥之中，不负斯土，一方文脉，起承转合，由科学而艺术，不啻为九龙坡文运之传奇。值可谓：危难之秋，青云之志不坠;风雨七十六载，弦歌之声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