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抗战记忆守望者”郭迅：武汉是座英雄城
来源：长江网   2015-05-26 11:06:55

　　国破人亡如印身胎记

　　郭迅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21日~10月25日，日寇多次对武汉进行空袭，不但大片房屋被夷为平地，敌机还低空飞行对街头人群扫射，无数无辜群众暴死街头。郭迅家住离市中心不远的宗关（当时属市郊），一家人目睹了如此惨状。

　　“一家人到处躲避。”郭迅说，武汉沦陷后，父母带着一家人，先是到江陵舅母表亲家避难，后又漂泊到湖南洞庭湖地区，整个八年全面抗战都很艰辛，一家人能活着回到汉口真是很不容易。

　　郭迅说，当年他还年幼，也许不能感受到国破人亡的悲伤，但国仇家恨就像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一样，让他终身难忘。懂事后，他总跟自己说，一定要为抗战做点什么。

　　老照片：郝梦龄在汉国葬

　　“余自武汉出发之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郝梦龄将军

　　郝梦龄 （1898~1937年）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二位军长，任卫立煌部中央兵团中将前线总指挥，1937年10月16日，在山西大白水前线忻口会战中壮烈殉国，牺牲时距敌仅200米。他牺牲后遗体埋葬在武汉，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他行了盛大葬礼。2002年，郝梦龄在洪山伏虎山烈士陵园的新墓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在汉口胜利街的郝梦龄路，路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游行：武汉民众请愿抗日

　　郭迅收藏了一本《救亡情报》，是当时上海多个组织创办的报纸、刊物的合订本，里面刊登了很多抗日新闻——

　　1936年7月12日，题为《武汉学生反对内战》的文章，报道了武汉大学学生开会，派代表前往省政府要求抗战；

　　1936年11月22日，《救亡情报》发表《国立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为反对日军在平津演习宣言》……

　　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国民政府热衷于剿共，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社会各界纷纷要求政府抗日，武汉民众和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

　　抗战收藏成毕生事业

　　郭迅说，他身边一些人喜欢搞收藏，有的收藏邮票，有的收藏连环画，有的收藏古董，他选择收藏抗战文物。从80年代，他就开始收藏和研究抗战文史资料，后来退休了，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抗战”上。

　　“我们还拍微电影。”郭迅说，他在收藏中结识了一些研究抗战的爱好者，大家一起组织抗战题材的展览，让更多人了解那段艰苦的岁月。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又利用互联网来传播抗战历史，特别是武汉的抗战史，他们拍摄了大量和抗战有关的微电影，传递到网络上。

　　郭迅将收集来的抗战时期的老照片做成《保卫大武汉》扑克牌，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战，他表示，要把收集和宣传抗战历史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坚持下去。

　　郭迅说，七七事变爆发后，郝梦龄率部从贵阳挥师北上，在途经武汉与家人告别时，他留下一封遗书，叮嘱15岁的大女儿郝慧英三天后打开。郝慧英执意要当场打开，争执之中，信被撕碎。后来，这封信被郝慧英重新粘贴起来，而这，就是父亲留给她的遗书。

　　“郝梦龄是抱死为国的。”郭迅说，当年面对日寇侵略，军人们血性毕现，只要一声令下对日作战，他们都是义无反顾，都有一颗为国捐躯的心，郝梦龄作为军长也不例外，上战场前就给女儿、妻子写了信，这信就是遗嘱。“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老大人，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郭迅说，1937年10月24日，郝梦龄的灵柩由山西运到武汉，武汉各界举行公祭，并以国葬礼将其安葬在武昌卓刀泉，后迁到伏虎山，1938年3月12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高度评价了郝梦龄抗日殉国的精神。

　　在郭迅收集的当年的老照片中，记者看到，当时举行国葬的现场宏大，人头攒动，到处是花圈，足现武汉人民对这位爱国将领的礼赞。记者查阅资料，郝梦龄在日记里写道：“连日昼夜，炮战甚烈。往日见伤兵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武大学生到省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抗日。”郭迅说，当年的武大学生组织起来前往省政府门前，高呼“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学生代表直接和省政府主席对话，体现了武汉学生的爱国热情。

　　郭迅说，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了全国抗战的指挥中心，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部也在汉成立，并建立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袖也在武汉开展抗日活动，创办了《新华日报》。

　　收藏品中，记者注意到一本特别的画册，这是日本人占领武汉后，日本出版的一本画册，题目叫《黄威辉辉武汉三镇之展望》，其内容是汉口、武昌、汉阳等地的风景和街道画册。照片中，一些小巷子里修建了半人高的砖墙，还有的地方堆放了沙袋，这些都是当时战斗工事的遗留；一些墙上的标语被日本兵用油漆覆盖。郭迅说：“这本画册日本人是当成胜利的纪念品，而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侵略中国的罪证，同时也是武汉民众抗击日军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