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六太郎入学那年的秋天，九一八事变爆发。”
“整个时代正以急促的脚步迈向了下一幕。国家主义的思潮开始席卷整个教室与宿舍。”
六太郎是本文的主人公，也是日本记者斋藤茂男(1928—1999)的一名采访对象。这则采访，揭示了“一位满心都希望孩子们幸福的教师” 不知不觉沉溺于战争的心路历程。
透过这些口述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普通民众对于战争的认知，以及所谓的“皇国教育”如何将青年学生塑造成战争工具。
最开始，我们四处寻访着能成为采访对象的教师。
一位中年教师告诉我们：“盛冈的六太郎老师或许可以。可以采访他从战争时期开始直至今日的人生。”
吉田六太郎，五十九岁，盛冈市立上田小学校长。
他出身于盛冈市南部岩手县紫波郡见前村(现在的都南村)的一户穷苦农民家庭。
六太郎上小学的时期正处于昭和(1926—1989)初期，那时候正好赶上一战后的大萧条，大街上到处都是找不到工作的人，城市人口的回流使得农村生活雪上加霜。
来自当时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的进口便宜大米，因美国经济衰退而引起的蚕茧价格暴跌，这些都将当时的农民们推向了饿死的边缘。“岩手婴幼儿死亡率高达30%”，“饥饿儿童剧增”——翻开当时的报纸，随处可见这样的新闻标题。女孩们被迫卖身来养活父母与兄弟姐妹，那是一个苦不堪言的时代。
“那时候，能进师范学校的都是认真的、学习好的穷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会给学生发拉舍尔毛制的衣服、裤子和鞋子。学校实行全寄宿制，伙食费、住宿费统统不需要，这些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毕业后还能当老师。”
那时候，相比从天蒙蒙亮开始就一直要劳作到深夜的农民生活，能穿拉舍尔毛制衣服、有饭吃的“军队生活”可要轻松多了。
将学生培养成“心地善良”“信人爱人”“德行高尚”的人，让“为天皇国家奉献一切”的“服从”精神渗透到每一个日本人的心中——这便是当时日本的师范学校肩负的特殊使命。
年少的六太郎在入学时就被教育：“师范学校就是‘死范’学校”，“教师的一言一行是所有人的范本，其终极意义便是死之模范”。
之后不久，学校便成了和军队一样戒律森严的地方，人们甚至说：“陆军士官学校、海军兵学校、师范学校是三大培养战争武器的地方。”
六太郎入学那年的秋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十五年战争的齿轮也由此开始转动。就在这一时期，一桩对于岩手师范的学生来说一生难忘的“事件”发生了。
1931年9月19日晨，日军在沈阳外攘门上向中国军队进攻。(资料图)
“皇国教育”的脚步声
六太郎入学时，岩手师范里有一位“不守规矩”的老师。他便是教授教育学课程同时身兼宿管职位的千喜良英之助老师(已故)。
在当时军事化管理氛围日渐浓厚的校园里，千喜良老师可以说是为学校带来了阵阵新风。
由于当时的学生大多出身于贫农家庭，总是接连不断地有人身患心肺疾病，他先是买下了十万平方米的农地，开始自己供应粮食，紧接着便新建了食堂、茶室，还破天荒地为清一色都是男生的宿舍招来了女宿管。他还开设保健室，请来护士，甚至让大家坐车去医院看病。此外，他还允许学生们使用大型电动洗衣机，让大家都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学校之前设有门禁，但千喜良老师认为，为人师、无信任、不教育，于是便废除了门禁。
“老师那时候经常喝了酒后，在晚自修时间来到我们学生宿舍，说： ‘你们肯定没在学习’。于是，我们就经常一起搞宿舍节的活动。所有学生都很崇拜他。”六太郎老师说道。
据当时最高年级(五年级)的级长、后来担任了盛冈市教育局局长的中村圭六说，千喜良老师从来不会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这个你看书就知道了”。相反，他自己翻译了约翰?杜威的《教育学概论》，给学生讲授时也总是结合具体案例。“他引用的例子总是特别贴切，一下子就抓住了学生们的注意力。”
但是，这一自由主义式的教育终究还是被信奉“皇国史观”的县知事以及心怀不轨的学务课长给埋葬了。一九三二年的夏天，上面决定将千喜良老师派往冲绳。消息一传开，都已经放暑假回家的全校学生立马赶回了学校。大家召开了学生大会，决议发起留任请愿运动。一夜之间，请愿书上就盖满了全校学生的血印。因不满校长、知事的回答，学生们还选出了代表，由他们去文部省直接上访。
当时有八名学生被选为代表，其中就包括中村级长。由于车站里早已布满了县里的官员和便衣警察，八名学生换上了和服，藏在货舱与客舱之间，悄悄地前往东京。但是，东京上野站也早就被校长等人布下了眼线，上访文部省的行动最终还是失败了。
决心与县政府对抗到底的学生们一度聚集在学校的后山，誓不服从，最后还是千喜良老师亲自出面劝说，整件事才得以收场。紧接着的一天晚上，整个宿舍的同学为千喜良老师办了送别宴。
恩师出发的那天早上，学生们被禁止进入盛冈车站。
早在那时，日本东北一带有志的教师群体中就出现了“教育运动”的火苗——目睹着如此多穷困潦倒的农民家的孩子，他们高举“北方教育”的旗帜，通过生活作文让孩子们直面现实，即让学生们观察生活，并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感受，并努力培养他们批判、破局的能力。
与此同时，试图扑灭这一火焰的势头也在不断壮大。年少的六太郎在岩手师范里也目睹了不少学生被带走的景象。每当这种时候，千喜良老师都会悄悄地和警察们交涉，将学生们保释出来。
以千喜良老师的下放事件为界，整个时代正以急促的脚步迈向了下一幕。国家主义的思潮开始席卷整个教室与宿舍。
千喜良老师的留任运动令当时就读于岩手师范的六太郎感慨万千。那时，还有另一位学生也是每日都想念千喜良老师，立志要成为千喜良老师那样的教师。他便是比六太郎大一级的斋藤利雄。
当时，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毕业后要作为短期现役兵服五个月的兵役。五个月后，大家便能升为下士，由此免除兵役。斋藤于一九三五年春天加入了弘前的步兵三一联队，九月服完兵役后便去了岩手县紫波郡见前村(当时名称)的见前小学当老师。第二年，结束弘前军队生活的六太郎也来到了同一所小学。
六太郎老师第一次站上讲台的那一年，日本的大城市里正流行着《勿忘我》、《啊，尽管如此》等抒情歌曲。寻常老百姓的幸福如风中蜡烛般闪烁。但就算是这样微小的幸福，最终也在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的“二二六”事件以及第二年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消失了。
电影《二二六》片段
两位青年教师在国家制定的教学纲要下，全身心地投入那仅存一点点自由的写作教育之中，让饥饿的少年儿童将农村生活的现实写进诗歌与作文，借此帮助他们直面真实的世界。学生们写完后，两位老师会一直忙碌到深夜，为这些诗歌与作文制作油印本，在此基础上制作《青空》、《对话》两本文集。
那时候，斋藤老师正在和学校里的一位女老师谈恋爱，还为此和禁止职场恋情的主任吵了一架。结果，斋藤老师和那位女老师因此被调到了不同的学校。
“他一直把我看作共产党，正好借机除掉我。”斋藤老师说道。当时，通过生活写作与学生产生联系的教师都被视为共产党。一九四〇年，许多教师因违反了《治安维持法》而被当场带走。
斋藤老师前往的新学校坐落于北上山系山麓地区的一个小山村。村里有许多基督教徒。
即使是现在，村里还保留着读作“圣母寺”的真龙寺屋号、姓氏三佐以及架着十字架的墓穴。在这里，斋藤老师依旧是勤勤恳恳地教那些穷人家的孩子们写作文。
但即便是这样一种努力，最终也被吞噬在黑暗的怒涛之中。自调到盛冈市内的小学起，孩子们以及百姓们就天天被拉着参与防空演习。然后，战败的夏天到来了。
“听了那一天的广播，我觉得整个人都失去了力气。自己就像是一个战败犯，送去预科练的孩子们死在了战场上。周围的同事里有的说要为了将民主主义贯彻到底从头再来。但我当时想的是，不管怎么样都得把老师这份工作辞了，放过我吧。”
将六年级毕业生送出校门的一九四六年，斋藤老师也走出了校门。
此后，斋藤老师一直就职于日本国有铁道，退休后在盛冈市内的家中安安静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当他谈起当时的学生们，谈起那些屈从的日子时，我们总觉得他的眼睛是湿润的。
女教师的悲欢
一九三八年末，六太郎所在的岩手县紫波郡的见前小学迎来了一位未来的女教师。她是松田察(当时叫菅野察)，十九岁，作为岩手女子师范的五年级学生来参加农村教育实习。
松田察第一次在学校里见到六太郎时吓了一跳。一身黑衣的六太郎老师在隆冬里竟光着脚走路。不过，更让松田印象深刻的还是六太郎老师上的课。
那一年，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已经当上了文部省大臣。所有学校都收到了文部省寄来的《国体本义》一书，天皇制军国主义教育正在日本全国上下如火如荼地展开。而就在这“向右转、向右看齐”式的集体教育被奉为教育上策之时，六太郎老师班里的孩子们却显得无拘无束、悠然自得。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的荒木贞夫(资料图)
松田当时在六太郎老师的班上实习，可只从他那争取到了体操和音乐两节课的时间。由此也可见六太郎老师真的是十分珍惜教孩子们的每一节课。一周之后，松田的教育实习结束。离开校门的那一天，六太郎老师把一本足足有三厘米厚的《教育实践记录》借给了她。
第二年春天，松田开启了她在岩手县气仙郡世田米小学的教师生活。那是一个贫困的山村。当时的女教师们不仅得为吃不上饭的孩子们准备便当，还得担任学校的保健师。当时规定女教师在毕业前要考出准护士的资格证(她们为此几乎没有休息日可言)，保健师经验有助于取得该资格。家访发现孩子们没有衣服穿，女教师们有时还会从自己家里拿一些旧衣服送过去。
一九四一年春天，各国立学校在新学期收到了国家教科书第五期的修订版。写着“日本是一个好国家，纯洁的国家，全世界唯一一个神之国家”的教科书被送到了孩子们的手里。当时的教纲还明确规定教师在课堂最开始的两分钟、中间的四分钟、最后的三分钟分别要讲这个那个，稍不遵守就会被巡视的校长及视学官提醒。
在当时的情况下，老师们能自由教学的只剩作文课了。因此，松田便让孩子们大量地写作。有一天，她让孩子们写一篇题为《送兵出征的早晨》的作文。这些作文最后会被装进袋里送给出征的军人们。读到其中一位学生的父亲也将奔赴战场时，松田便在那位学生作文的最后写下了“希望你的爸爸能好好回来”。
结果没多久，她就被校长和视学官叫了去：“你那个年级放在慰问袋里的作文非常不合适。你算什么日本国民!”由此，她还被迫写了反省书：“今后一定会努力教导学生具有为战斗献出生命的决心。”
“那天晚上在值班室，我一边哭一边试图反抗，最终还是被迫在他们写好的内容上签了字。可能是因为我在办公室和其他老师说的话被他们知道了吧——‘不管多陛下万岁，看着眼前这些被生活压得无法喘息的孩子们，我真的说不出‘你爸爸如果能在战争中光荣死去就好了’这种话。”
现在，松田老师已经五十五岁了。她成了一名家庭主妇，住在盛冈市内的一所中学前，每天听着孩子们的嬉戏声生活着。我们见到她的那一天，她兴奋地告诉我们：“明天我要去参加当年教过的孩子们的同学会。”
回不来的学生们
宣布战败的《终战诏书》播出的那个炎热夏日，盛冈市仁王国学校(当时名称)的老师们一大早就被紧急叫到了校长室，其中也包括六太郎老师。距在见前小学任教时已经过了九年多，当时的他已经二十九岁了。
“听到广播的那一瞬间，怎么说呢，整个人就陷入了一种虚脱的状态，然后眼泪哗哗地流。有的老师互相握着手，哭着说这以后可怎么办，有的一个人默默啜泣……”六太郎老师回忆道。对他来说，当时的眼泪传递了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就是很不甘心，特别不甘心。”那天晚上，在同事借宿的学校附近房间里，六太郎和其他几个老师喝着烧酒聊到了深夜。当晚的他也是充满了自责：“是不是因为我们贡献的力量太小了?”
即使是六太郎这样的老师，这样一位在国家严格管制教育的情况下还能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全身心地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最终也在日渐严峻的战争中成为了一位不折不扣的“战争协力”战士。
在见前村任教时，面对着日本东北地区的贫困农民，他开始意识到，要想改善农民的生活，就必须和农民们一起行动起来。村常会、部落常会、农事讲习会，他凭着一股年轻劲儿四处奔走，积极地和村民们探讨如何改善农业经营，探讨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于青年时代的六太郎来说，扩大教育规模，从国家发展、民族未来的角度来教育贫困农民是教师的职责。后来，他的想法进一步发生变化：“我们必须打赢这场仗。只有战争胜利了，和日本一样饱受折磨的东亚各民族才能迎来幸福的日子。”
也是在这个时候，六太郎迷上了吉田松阴与宫泽贤志。他在自己家里办起了“神民塾”，召集村里的青年男女来参加，为他们讲解松阴与贤志的著作，还在村里建起了松阴碑。
电影《战争与人》片段
“松阴对松下村塾里孩子们的爱、对乡土的爱，终其一生为他人奉献的品格，贤治对农民们无限的爱——我想将这些传递给年轻人们。”六太郎说道。
一九四四年，六太郎在他的母校岩手师范开了一场有关松阴的讲座。
为了多一些时间和学生们相处，六太郎甚至住进了学校，他也还是会为了印制文章而制作油印板。这是一位满心都希望孩子们幸福的教师，一位不知不觉沉溺于战争中的教师。
“那时候，松阴也好，贤治也好，战争也好，都在我心中共存着，毫无矛盾。连贤治说的‘在全世界都实现幸福之前是不可能有个人幸福的’这句话也被我当成了呼唤‘战争协力’的弹簧。那时候的视野可真狭隘啊。哎，太丢人了，还是不说了吧。”六太郎老师咬紧了嘴唇。
对于六太郎老师来说，最令他难受的还是那些他教的孩子们。从学校高等科被送往战场的正夫、作藏还有松治，这些学生都是在他的鼓励下参与了“满蒙开拓团少年义勇军”。送站那天，他对他们说“这是你们最高的荣誉”。那些孩子最终都没能再回到这片土地。“我究竟怎么做才能补偿他们呢?”
岩手各个村庄刮起秋风的时候，沉重的“八一五”战败体验开始在六太郎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在那样一种天皇绝对主义的体制下，父母们能为孩子们受的教育说上什么呢?教育不就只是一种彻底的义务、一种强制、一种命令吗?在‘一旦有危急情况，定当为国挺身而出’的终极目的下，父母们、孩子们不都失去了表达的权利?以天皇的名义命令基于谎言教科书的谎言教育，由我这样的谎言老师若无其事地来施行……如果校长们能认真一点，‘八一五’战败体验就不会在战后的实践中被忘记。因为我们在战后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以此为原点。”
六太郎老师在最近的小学校长会的机关志中写道。
【本文节选自浙江人民出版社新书《何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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